李书玲：探讨“组织生命逻辑”之“传统的经验与启示”

第九篇 

从“内圣外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传统中国的思想演变

魏晋南北朝

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进入了分裂时期。

曹操建立的魏国，主要是以“法”治国，偏重于用法家的御人术和统治术来治理国家；蜀汉的诸葛亮采用“儒法合流”的方式；江东地区的“孙吴”则是用大族共治的方式，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到了东晋，是门阀政治，皇权式微，门阀家族轮流登上历史舞台，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就有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知识分子们对儒家伦理产生了怀疑或者质疑，所以很多人心灰意冷，不愿意在官场里同流合污。

尤其是无论曹操建立的魏，还是司马家族建立的晋，都是通过夺权上台的，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认可与共鸣。

于是，知识分子们有机会回到了自身，转向内在的探索，这个时期，思想界就出现了所谓的“玄学”，为了回应对儒家学说的疑问，试图结合道家寻找答案，做所谓“儒道会通”的努力。

组织生命逻辑”的第二次课。在今天的

“

大家对儒家学说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伪君子？为什么官方会拿着儒家的道统反过来迫害知识分子？

大家顺着这样的问题追问下去，于是就发现，从根本上讲，儒家在“内圣外王”的这套结构里，“内圣”这一块可能并没有真正解决好。

知识分子们对于玄学的探讨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王弼和何晏开始提出“贵无”的说法，回到道家的“无为”去追问，终极的真理是不是在道家那边？

从“贵无”开始，以清谈的方式一路发展，到了竹林七贤，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名教”指的就是儒家的伦理教化，他们倡导超越名教、顺其自然，就是要奉行一种像庄子那样自然率性的活法。

所以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可以看到，竹林七贤中的好几位都选择了非常率性、非常自我的活法。到了玄学的后期（西晋时期），又有裴頠提出“崇有论”和郭象的“独化论”，开始做回归儒学正统的努力。

魏晋时期

那个时候的玄学，主要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思辨，以清谈、雅集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衡量彼此的水平，就是看你清谈的水平有多高、思辨的功夫有多深，注重一种哲学式的思辨能力。

魏晋南北朝也是佛法大量传入中国、走向繁荣的时期。

大量的佛教经典从西方传来，很多知识分子开始从佛法中借鉴和吸收修身的方法。这个时候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儒生阶层，与佛教的大法师们（比如北方的鸠摩罗什、南方的慧远大师）都有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学习修身的功夫。

这样一来，人们就慢慢开始把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名教”对应起来，把它们纳入到“内圣—外王”的结构当中，完成了一次对应。

其实“内圣外王”这个概念在庄子的《天下篇》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内圣—外王”真正变成社会实践、人生实践，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被明确提出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

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社会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儒教、儒家开始式微。知识分子们不愿意再进朝廷做官，有了很多“闲”出来的时间，他们就更多地去研究自己的修身，去做思想学问上的探讨。

一开始从道家入手，慢慢又吸收了很多佛家的功夫，开始把“内圣—外王”这样的结构真正提出来。但至于怎么统一，当时还没有真正展开系统的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不断反思，避免矫枉过正。裴頠为什么会提出“崇有论”？其实就是在强调：不能走向绝对的虚无。

不能因为注重自我的修身和内在道德完善而走向隐居避世，追求无为，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实践，还是需要“有为”，需要真正去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

到了南北朝时期，最后是北朝完成了统一。

南朝一直是门阀政治，在东晋门阀政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得非常率性、非常散漫，整个社会风气也比较萎靡。反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从北魏开始，继承了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国家管理传统，逐渐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这个时期，因为佛教非常繁荣和旺盛，出现了灭佛运动。中国古代出现了“三武一宗”四次灭佛运动，每一次灭佛，基本上都是佛教非常繁荣的时候发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北朝，佛教的发展非常迅猛，比如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灭佛之前，佛教僧侣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佛教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无论教育还是医疗，背后都有佛教寺庙的影响，对传统的国家管理权力形成了一定的挑战，所以才会出现灭佛运动。

由此可见，那时候佛教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和影响是非常普遍和深入的。

隋唐

进入隋唐之后，佛教的发展进入鼎盛，大量经典被翻译过来，几乎所有重要的佛教经典，都进入了中国。

并且还出现了本土的禅宗，“开元三大士”在那时候就非常有名，于是也就进一步促进了儒、释、道之间的融合。

因为李唐王朝本来就以道家老子李耳的后代自居，以道教为正统，同时又支持佛教。

中唐之后，韩愈、李翱和柳宗元主张回复儒家的正统，效仿佛教的方式，为儒家梳理自己的道统，展开了古文运动。

与此同时，唐朝时期从禅宗开始，出现了佛教入世化的倾向。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这两位师徒，开始建立起佛教僧侣的丛林制度，使得寺院可以自给自足。

北宋

到了北宋时期，延续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发起“新古文运动”，试图为儒家梳理“道统”。

在梳理儒家道统的时候，他们认为真正的儒家要“回向三代”，也就是回到夏、商、周这三代。因为从秦汉时期，已经有点偏离真正的儒家了；真正能够代表儒家的，是孔子之前的“三代之治”。

为什么三代会被视为最理想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圣贤是居天子之位的”，也就是说，圣贤的德行和权力是匹配的。圣贤既有道德又有权柄，两者是合一的。

到了孔子的时代，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孔子虽然是圣贤，但是他没有“天子之位”，所以他只能到处去游说列国。

也正是因为从孔子开始，圣贤不再居天子之位，所以“道统”就被分成了“道统”、“道学”和“道体”。

也就是说，真正继承“道统”的，是尧、舜、禹，这“三代”是“圣贤居天子之位”的时代，是“天子圣贤的合一”。

到了后期，圣和君就分离了，虽然是圣贤，却没有办法居于天子的政治位置。孔子作为圣贤，他就只能通过“道学”的方式，把“道体”传给后代。

所谓“道体”，指的就是真正的儒家经典，

究竟什么是“仁”？

什么是“天”？

什么是这个文明的“命脉”？

这个“道体”究竟怎么传递下去？

在北宋这批学者的研究当中，他们认为，道体的传承都是通过“秘法心旨”一对一传承下来的，并没有说得特别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一套传承机制。

之后到王安石变法，包括二程提出来的“道学”，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北宋整体的国家管理实践，都是希望做到“君臣共治”和“致君行道”。

既然圣贤不能完全居天子之位，那能不能遇到一位明智的君主，君臣能够共治，实现“致君行道”？跟天子一起去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

南宋

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理学”。“理学”也叫“道学”，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

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不再只是在结构上把两者放在一起，明确提出“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内圣”是为了“外王”。

在北宋秉持二程观点的知识分子们看来，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王安石为什么会错失了那么宝贵的机会（宋神宗的信任和倚重给了王安石“致君行道”的机会）？

因为王安石的“内圣”功夫不够纯粹、不够扎实。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讨了“内圣”和“外王”之间的关系，认为“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没有“内圣”，“外王”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同时，儒家学者们也在探讨“内圣外王”的路径和方法。所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了系统阐释，这其实就是在探索内圣外王的路径和方法。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法跟陆九渊不一样，两个人还为此做过著名的“鹅湖之辩”。

陆九渊的主张是心学，到了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实现“内圣外王”的方法上出现了明确的分野。

实际上，朱熹也没有真正、彻底地把“内圣外王的方法”说清楚。因为这个方法本身确实很难、很复杂。

有学者研究朱熹时讲到，朱熹晚年时有讲过方法的问题，大概就是用“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这样的方式来实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套功夫。

可见，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很难操作的，尤其是当你认为“内圣是为了外王”的时候。

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虽然存在方法上的差异，但他们共同的理想都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为了外王”，所以他们终其一生都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希望遇到明君，能够实现君臣共治的理想”上。

历史刚好也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遇到了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宋孝宗在位时期，史称“乾淳之治”，是一个政治相对贤明、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

朱熹和陆九渊都曾经见过宋孝宗，他们心心念念的理想，也是希望通过这位皇帝实现“致君行道”的理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路还是走不通。他们在朝廷的党派之争当中落败，只能退回家乡，才重新把更多的精力放回到“学问”本身上来。

其实一直到今天，始终没有一个真正清晰、可复制的答案：到底怎样才能实现内圣外王？如果只是靠“半天读书、半天静坐”的方式，时间和现实条件的限制都非常大。

与此同时，在朱熹和陆九渊还在世的时候，道学就已经遭遇很多来自朝廷内部其他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攻击。

朱熹被视为理学的代表，朝中很多其他知识分子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不认同理学这一派。

为什么会受到攻击？因为在朱熹和陆九渊的很多弟子身上，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

那个时代，很多人包括皇帝在内，都非常尊敬朱熹和陆九渊，把他们视为有道德修养、有学问、有研究的“有道之士”，“近乎圣贤”的人物。

但他们的弟子身上，却出现了很多行为上的偏差和问题，所以其他知识分子就开始质疑：你们这套理论到底是不是对的？

宋代的党争非常厉害，造成知识分子们把大量精力都耗费在理论争论上、流派之争上。到了宋朝后期，出现了“事功学派”，针对当时的学问和社会风气，他们强调不能光在理论上空谈，要“经世致用”、“王霸并用”，强调务实，而不是务虚，不能总是停留在各种学派的辩论中。

事功学派之所以要被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儒学发展都深受事功学派的影响。

明清时期，整个中国的学问研究渐渐进入到“经世致用的实学阶段”。尤其是在遭受外族侵扰的时候，“经世致用、富国强兵”就成了所有知识分子的理想，大家都转向更务实的方向。

宋朝

从整体上看，宋朝也是儒、释、道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佛教开始明显的“儒家化”，出现“佛门的士大夫化”现象，很多佛教僧侣也积极参与士大夫的事务，跟士大夫们往来密切。

皇帝推崇佛教，士大夫喜好禅学，这是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南宋的孝宗也讲过，要“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所以这一时期，其实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高峰”。

唐宋时期整个社会都比较开放，唐朝有“万国来朝”的景象，宋朝的文化教育非常普及。唐宋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

宋朝之后，儒家文化在发展到一个高峰之后，也逐渐走向停滞，不再有新的发展了。可以说，这个时期把关键问题提了出来，后面并没有再往前推进太多。

阳明心学，是在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王阳明一开始也是在理学的框架里面做努力。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王阳明曾经对着竹子连续七天“格物致知”，最后发现怎么格也格不到真正的答案，回答不了“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最后他醒悟到：还是要回到“诚意正心”上来。所以他的修行路径，就跟理学不一样。

阳明心学之后，儒家在理论上的发展，就没有再出现新的突破了。无论是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还是王夫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面对明末社会危机的情境下，对前面“事功”一派的进一步强调，以此为基础对以往的理论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和阐释。

明清

明清时期的主调基本上就是“经世致用的实学”和“富国强兵的理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诉求。

到了清末，洋务运动兴起，西方的东西大量进入中国；再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廷新政，整个中国社会进入到“旧秩序逐渐崩溃到新秩序建立”的阶段。

在这个重构秩序阶段里，“实学”一定是占据主导低维的。思想界已经很难再进行更深入的系统探索。

民国

到了民国时期，因为国家急需“救国方案”，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中国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向法国学习、向日本学习，又向俄国和之后的苏联学习，不断去探究能够拯救中国的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道路。

在经历了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同主张的群体（包括倡导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民主改革派、共产主义、新儒家......）的各种努力之后，中国最终走向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马列主义之所以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一个底层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契合和延续了中国社会“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符合中国人一贯的理想主义道德追求。

马列主义中“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对党员个人道德的强调，都和中国传统的理想之间相呼应。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们广泛向西方学习，包括法国的启蒙思想、日本明治维新......，也学习西方的制度设计。

一战结束之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完全不顾中国的诉求，把中国的领土当作筹码，随意转让。这件事情对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里，“一个正确的东西，一定要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

如果西方制度真的是优越的，能拯救中国，那它在道德上也应该是站得住脚、符合人类基本道德标准的。在实际利益面前，西方列强完全不顾中国的正当诉求，瓜分中国领土，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西方的制度就在道德上破产了。

于是，他们开始放弃对西方制度的盲目崇拜，转而寻找其他道路，最终走向了“马列主义中国化”。

一个国家的延续，它的内在思想与价值的延续，包括人们的文化心理基因，一直都有其历史轨迹，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我们走到今天，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两个层面上持续探索的结果：

1

一方面是个人的解决方案：

如何“成王成圣”？

如何“天人合一”？

2

另一方面是国家和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

如何实现“群居合一”？

如何走向“天下大同”？

这样的社会实践一直在延续。但这个实践本身，也必然需要一个“不断试错、逐渐进步”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有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人的自然规律，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开始，思想也在持续发展，历朝历代，每一代人都在做自己的探索。

而且，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一种“活出来的文化”。

这些思想一旦提出来，它就一定要被实践，要在现实生活中“走一遍”。

在不断践行的过程中，人们才能够去寻找那些切实可行、真正落地的方案。

这样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工业化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大一统”的那套东西其实还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基因当中，很多深层因素一直都存在。

以上就是传统中国思想演变的大致脉络和过程。

第十篇 

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中国千年理想的回响与新生

那么，为什么在朝代不断更替的情况下，这个“大一统”的架构反而能延续下来？

儒家所强调的道德理想，无论是个人的道德追求，还是集体的社会理想，是一种“活出来的”、通过实践去体现的文化。

这样的一种文化，最终都会内化到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当中。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必然是互相渗透的。通过“儒生集团”的存在，打通社会的上、中、下层，使这种理想内化到社会组织的结构当中。

顺应人性的结构与机制

首先，大一统的社会架构中包含了“顺应人性”的结构和机制。

01

纵向整合的强韧依据

儒生阶层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他们对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对于路径和方法的探索一直在持续。

这样的一种追求，无论是个人追求成王成圣、内在生命升华，还是群体“理想的人间秩序”的追求，对于人性而言，都是一种对“人性扩张”的反作用力。

所谓“人性的扩张”，就是你一旦拥有了什么，就会长久地想要拥有，会不断寻求外在的扩张，想要建立自我，想要尽可能地占据更多的资源。你还会希望子孙万代都能够长命百岁，都能够福寿绵长，这是人性的本能，自然的特点。

而儒生对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本身就强调，一个人最大的价值、人生最大的意义，是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是追求成王成圣，它本身是一种生命向上引领的、对道德圆满的追求。

这样的追求，本身就是对人性扩张的一种反作用力，历朝历代都会有坚守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

尽管也有很多人会被腐化、会腐败，有了权力或者财富以后就出现各种问题，但是仍然会有一波又一波坚守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永远在不断向上探求。

无论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的内在都不断地想要保留文化的火种，在新的时代不断去探求路径和方法，继续追求内在的道德完善。

所以，这样一种以儒生阶层为基础整合社会上中下层的架构，在意识形态当中就赋予了一个个体生命向上的引领，对人性扩张形成了反作用力的一种保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2

大小组织之间观念的嵌套

我们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基层，无论是乡绅、地主，还是宗法家族，他们也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社会稳定的时候，他们承担管理基层社会的角色；动乱的时候，通过自我保护而保存文化基因。

正是因为这种大小组织之间的观念嵌套，才使得整个架构拥有了一种强韧的自愈能力。

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也是一样的。

企业里边为什么要“划小组织单元”（比如阿米巴），当你的组织里每一个小的单元都具备相对完整能力的时候，它的扩张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就会很强。

就像雪花一样，无论是一片怎样的雪花，你拿放大镜去看，雪花永远是六边形，如果你它切下雪花的一部分，再去看，它仍然还是六边形。

这样一种组织结构，就容易形成对“基因”的完整保存。即便它被切掉了一大块，只要留下那么一小块，它也可以自愈并迅速扩张，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03

上下间的定位与经济分配

大一统的架构当中，官僚系统的人员在整体人口当中的占比并不大。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是“国不与民争利”。

过去的税收当中农业税是占大头的。但在清政府的时候，有人统计过，到清朝后期，农业税当中中央财政只占了大概百分之三到四。大量的利益是留存在地主、乡绅和基层社会的。这个有点像现在说的“服务型政府”，收的税只是为了维持这个服务系统的工资和运转成本。

但如果你是“发展型政府”，你要主导社会发展，税收成本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过去，因为是地方自治，皇权和官僚系统整体上是“国不与民争利”的，这是一个主流倾向。

财政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主要作用是维持官僚系统，调整地主和自耕农的比例、城市和乡村的比例，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

整个社会更多还是以乡村为中心，大量人口是在乡村完成自治、养儿防老、家族传承，让整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

这个其实是顺应人性的自然规律，每一个人都要养活自己的父母，养活自己的孩子，这就符合人性。人一定是先要顾自己，顾完自己以后，希望父母、孩子能好起来。

如果你把所有税收都收上来，建立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搞很多福利系统，无论是养老系统还是医疗系统，把钱收上来再分配的过程中，往往就会面临人性的博弈和对抗。有的人明明没那么严重的病，却为了享受这个福利，就要多开药，或者过度治疗，为了享受公共资源。

如果这样的分配机制是放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那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量力而为。在这样一种家族文化之下，一定要孝顺父母，不孝顺父母、不养育孩子，是不行的。你肯定要尽力去养育孩子、孝顺父母，同时也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经济力量去完成这样的责任。

与此同时，你就不至于过度医疗、过度去抢占国家的公共资源，也不至于各种盘算，怎么样才能更多地攫取公共资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制度的设置如果是符合人性的，人性的存在本身未必是坏事，但如果你逆着人性去设计制度，就会引起很多的博弈和对抗。

过去那种“养儿防老、家族传承”，让“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乡里乡亲之间互相帮助的方式，就符合人性当中“亲疏有别”的本能。

因为你一定是先照顾更亲近的人，然后再一圈一圈向外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符合人性的特点，社会就比较容易和谐，因为顺应了人性的自然规律。

文化道统的传承

另外，大一统的社会架构之所以能够延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道统”一直在传承。

我们的文化道统，本身就是在顺应人性的基础上，去超越人性，通过个人成长与实践，一直在探讨这种“内圣外王”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社会实践去探讨社会如何群居合一、天下大同的路径和方法。

01

国家组织的追求

首先，在国家组织层面，我们一直追求“以和为最高精神”，追求的是“群居合一”，追求“君子和而不同”、“天下大同”。

所谓“天下大同”，是在承认人和人都不一样的前提下去追求的。每个人都会在社会中追求自身的存在感，追求扩张，建立自我，然后照顾家人，希望子孙延绵、长命百岁。

每个人当下的基础又是不一样的，在每个人都向外扩张而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实现“以和为最高精神”，让大家“和而不同”，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能够实现群体的整体效益？

这就是我们国家组织的追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整个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国家。

02

个人-家庭-国家的贯通式嵌套

其次，在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我们又完成了一种贯通式的嵌套，“化家为国”。

儒家的知识分子，要么你管“大家”，去治理国家，要么你就管你自己的“小家”。无论是管小家还是管大家，你的伦理基础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内而外一圈一圈放大。

这样一来，公和私之间至少在结构上完成了一种统一。公和私之间不是对抗的，不是说我顾了小家，就一定要去侵占国家利益；也不是说顾了大家就没有小家，有国就没有家。

因为我们讲的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的能力在提升，你的追求就一圈一圈由内向外放大，而这种放大，是和你由内而外的能力增长相匹配的。

你能力大，你就去管理国家；能力小，你就把小家管好。这样一来，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在路径上就是一种嵌套关系，实现的是公与私之间的统一，而不是对抗，这样就完成了一种整体上的和谐。

03

个人圆满的路径和方法探索

再者，个人圆满的路径和方法也在持续探索中。

个人一直在追求成王成圣、追求天人合一，而这条路径，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都在探索中。

儒、释、道的融会贯通，也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探索这种路径和方法。

比如，佛家的许多修身方法被儒家所采纳；而儒家反过来对道家、佛家的影响，也促成了大乘佛法的入世和社会精神。

所以，个体的生命实践一直在展开，历代知识分子都在不断追求个人的成王成圣。他们饱含着国家最高的理想主义，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流浪在海外，依然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一直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

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就像星星之火，一直没有熄灭。

这样一种个人圆满路径的追求，一方面，对个体的人性扩张构成了一种反作用力，形成一种最大的、由内而外的保护；

另一方面，它又贯通到社会当中，完成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之间的嵌套，去解决公与私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具有强大的张力。

基于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可以“官于朝”，也可以“绅于乡”。无论在哪个位置，都是用这一套伦理来完成你对国家的贡献。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管理权力，和他的经济地位、学识和文化水平，能够比较好地统一在一起。

尽管大多数人在社会发展好了以后，人性都会面临“拥有即是被拥有”的各种腐蚀，但是仍然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一直朝着这样的方向在努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种大一统的社会架构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大一统社会架构的底色上是道德理想主义，是追求个人完善和整个社会大同的思想。只有能够跟这一思想引起共鸣的观念，才会被我们吸纳。

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跟我们的追求方向是一致的。

总结来讲，为什么大一统的社会架构能够一直延续？

因为我们的文化道统本来就是建立在对生命完整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方面承认人性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同时，又有对人性向上的引领，一种向上牵引的道德追求，对人性形成一种保护。

并且，它通过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之间嵌套来展开社会实践，去追求“群居合一”和“天下大同”。

我相信，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这样的实践过程当中。这样的方向和理想，一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地去努力。

这样一个社会实践，最终的成熟和完善，人类最终要想实现“天下大同”，一定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第十一篇

从天朝上国到现代国家：为何传统中国无法自发走向现代化？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Q

为什么大周期（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社会最终走向崩溃）会存在？

传统农业社会在经历了汉代和唐宋两个小高峰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走向封闭和禁锢，呈现一种往下走的趋势；思想界也停止了进一步深入的新的探索。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动被打开，传统社会在接受西方冲击之下，才开始走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社会。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大周期？这个大周期的出现，也意味着传统的农业社会本身是没有办法自发走向现代化的。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的周期波动，国门被打开，中国社会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走向现代化。

1900年前后是传统社会走到最谷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又处在一个新的大周期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中国走到低谷之后，再起来都会比前面达到更高的高峰，我相信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

为什么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不能自动走向现代化？这个大周期为什么有它的必然性？

“以皇权为中心”的

国家组织的管理瓶颈

第一，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组织存在管理瓶颈。

一、大周期的发生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局部上有修补，一个朝代过去以后，下一个朝代会在前面朝代的基础上，对一些制度做出修补和完善。

比如，朱元璋是个典型的例子，也差不多是个集大成者，总结了之前所有朝代的经验，无论是东宫制度、后宫制度、宦官制度、军事制度，还是地方行政，都做了大量研究，为明朝设计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为了保证皇权能够持续延续。

因为把“保证皇权的持续延续”作为核心目的，也就注定了一个朝代不可能做到永久延续，因为这是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违背人性的设置。

因此，传统中国的整体发展趋势，虽然朝代之间存在局部修补，整体上实际上是在逐渐变坏的，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

皇权与政权

比如，皇权和政权的关系。

因为皇权把国家私有化，追求家族的长治久安，所以就会从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相权跟皇权的分权共治”，慢慢走向“皇权越来越集中、越来越专制”。

在专制的过程当中，就会引发内戚和宦官掌权的问题。

中央与地方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

汉朝刚开始的时候，上下还是比较通畅的，各个地方的儒生都有机会到朝廷做官，“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官员是在基层一点点培养上去的。

到了后期，中央和地方就逐渐割裂了。中央开始越来越集权，政权在上层和中层之间出现断裂，中层和基层之间也开始断裂，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弱。

为了保证皇权不被分化，避免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对地方权力采用各种制衡，地方的权力就被拆得越来越散。

所以从历史来看，一个朝代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追求集权的，采用郡县两级制。

到了唐朝开始出现到了“道”“路”这样的单位，类似于现在的“省”的概念。元朝之后，出现了行省制度，在郡县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层级。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希望尽量只有两级，把每一个郡、县划得很小，结构更扁平，中央才更容易集权。

到了后期，人口越来越增长，管理越来越复杂，扁平的结构下，中央管不过来，才只好在中间增加层级，于是才有了道、路、行省、省这些设置的出现。

在地方政权的安排上，不断地拆分权力。

比如说到了明朝，就把地方政权拆成布政司、都指挥司和按察司，把行政、军事和司法权力做拆分，不让一个地方出现纵览全局的“主帅”，就是为了避免地方对中央形成博弈和威胁。

这种做法的一个结果，就会造成机构越来越臃肿，官员越来越多。本来一个人就能管的事，被拆成了三个人，权力分散，责任分散，层级也逐渐越来越多。

官吏的流品也开始分化，有些官永远停留在最基层，没有办法再往上升，没有了更高追求的时候，就开始追求利益，于是地方政治就变得越来越污浊，慢慢就有了所谓“清流”和“浊流”之分。

在早期的政治当中，比如汉代、唐代的时候，其实很少听到有“清流”的概念。到了明清时期，“清流”这个概念就已经很普遍了。正是因为一个一个因素叠加起来，使得地方政治越来越弱。

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讲，基层才是整个社会统治的基础，社会最基层的官吏负责维护整个基层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税收也来源于基层。

但皇权专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地方政治却越来越坏。

文官制度

还有文官制度。

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再到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似乎是在一步一步改善的。

但考察具体的制度会发现，汉朝推行察举制的时候，官僚体系当中，对于官员的选拔、培养、试用、考评、退休，是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包括试用制度、考评制度等，包括退休之后还有返聘的制度安排，相对比较完整。中央建立了太学，地方也拥有人事权。

到了唐朝的时候，虽然有了科举，贵族子弟已经占了太学名额的大概三分之一，政治跟社会之间开始分化。干部大多是在地方培养，人事权却越来越集中在中央。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就开始考八股了，教育也走向衰败。清朝时期，中央通过翰林院来培养大官，中基层的官员很多就只能靠运气、靠依附权力而获得晋升。

尤其是到了后期，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政府缺钱，就开始卖官鬻爵。这样的情况就加剧了地方政治的恶化和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

教育最发达是在宋朝。宋朝的教育已经普及到社会中下层了。但是到了元、明、清之后，地方的太学、书院这些，又逐渐被废弃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书院，都是宋代建的。

明清时期，地方教育基本上就变成各个家族和大家庭的私塾，就已经不是官方教育了，教育走向衰落。

一个社会，当它的机制越来越腐败，或者说制度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才的成活率、成长率也就开始出现问题。所以，文官制度也在变坏。

“

整体来讲，虽然大一统的体制在各个朝代之间有修复，但是这样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是在逐渐往变坏的方向走的。

二、大一统封闭系统的内外部冲击

逐渐走向封闭的大一统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持续的内外部冲击。

一方面，社会人口在增长。到了清朝时期，人口已经有四个多亿，生产力也一直在发展。虽然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力，但手工业（包括铁器、水利工程、农耕技术等等）也在持续发展。

在宋朝时期，包括明朝后期，商业都已经有很大的发展。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会改善农业生产，使社会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得到提高。

还有跟外部之间的交互。

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有了陆上丝绸之路，后来又有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都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实际上，中西方的交互就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

到了明朝时期，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开始改变中国很多财政制度。

我们再看西方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中国宋朝时期活字印刷术的传入。

活字印刷传到欧洲之后，因为印刷的便利，使各种文本、文字的流传更加方便，促进了那边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另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用的航海技术，是以指南针为基础的。

西方近代热兵器时代的开启，也是以火药的应用为前提的，而最早的火药是中国发明的。

所以，中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都是在的。尽管那个时期交通不便、通讯不便，中西方在空间上是隔离的，但因为商业贸易、文化往来，也在持续发生互相影响和互相冲击。

“

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化、国门打开、中西交互，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无非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随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与开放，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世界成为“地球村”，这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我们在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中逐渐往这个方向行进，只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大一统农业社会，最后是以一种被迫打开国门的方式来走进现代社会的。

唐宋高峰后渐渐走向封闭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十四到十七世纪，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十七世纪，欧洲国家陆续进入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再到启蒙运动，它是一步接着一步发生的。

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大航海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殖民。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是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立，美国的成立实际上是英国清教徒在北美大陆的社会实践。

中国在唐宋时期，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

唐朝的时候，长安已经是接近100万人口的城市了，洛阳也差不多的，长安是当时全球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有“万国来朝”的景象。唐朝官方画家阎立本的作品“步辇图”，画的就是唐太宗接受各国使团朝见的情景。

北宋时期，汴梁和临安也都是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临安在南宋时期已经接近150万人口。

而且北宋时期，其实商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税了。北宋初期，商税占财政收入大约是百分之三十；到了南宋，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南宋偏居在中国的南部，所控制的面积比较小，跟西北之间也隔断了。宋朝的时候主要是靠海上丝绸之路跟外部发生贸易往来，经济依然是很繁荣。

宋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仁宗时期出现的。

与此同时，宋朝还出现了君臣共治的局面。

宋代是最尊重士大夫的，主张“刑不上大夫”。像朱熹这样的人，即便在朝廷的党争中失败了，仍然可以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办学、教化天下。

宋代的读书人即便遭遇迫害，多数情况也是因党争所致。比如，新一任宰相上台时，往往会打压前一任所倚重的那批知识分子，皇帝反而常常站在保护知识分子的一边。

正因为如此，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即便在党争中失败，大多也都能安然落地，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办书院。

那个时期书院发达，教育非常普及，已经深入到社会的中下层。所以在宋代，才会出现像范仲淹这样的寒门士大夫。因为那个时候，出身并不显赫的人也读得起书了，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宋朝时期士农工商之间的阶层也开始逐渐打通，士（读书人）被视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之间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严格区分。

相比而言，往前看回唐代，前两年上演过一部影片《长安三万里》，其中就提到李白因为是商人之子，不能参加科举。到了宋代，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你既可以做官，也可以经商。

宋代其实是一个社会相当开放、相当发达的时代，无论在教育还是科技方面。

唐宋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我们看过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画中的虢国夫人在长安城中，可以骑着马在街市上自由行走。到了宋代，女性同样可以经商，活跃在社会生活当中。所以，唐宋时期的社会总体上是比较开放的，文化艺术也都很发达。

“传统”很难自发走向“现代化”

宋代之后，社会才逐渐走向禁锢。

整个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宋以后越来越偏向于经学考据，一方面不断在经典上做文章，另一方面到清朝时彻底走向了考据学。

儒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陷入到“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论之中：一边是朱熹的理学，一边是王阳明的心学，两者之间不断辩论，究竟哪一派更符合经典。要么就在两派之间来回拉扯，要么就退回到经学考据，用版本、字句去证明哪一方才是“最符合正统”的。

逐渐走向封闭的农业社会，很难自发走向现代化。

首先，皇权为中心的家族传承，本身违背人性的自然规律。

为了维护皇家的家族传承，自然就会出现一套对抗人性的制度设计。

比如，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就会在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设置各种防范，结果往往演变为父子、母子、兄弟相残。

对抗人性的制度必然会激发人性当中的博弈与冲突，并一步步导致制度扭曲，直到最终崩溃。

其次，在我们这种以“常识理性”和“以‘和’为最高精神”的伦理之下，个人的理性、科学精神以及个性的充分发挥，都会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必然的。

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

一方面，我们强调“以和为贵”，强调人之常情、合乎常理。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文化之下，社会是以乡村而不是城市为中心，培养出来的广大民众，更多是“臣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他们往往会缺乏以自我为主体的独立思想，也缺乏一套群体共同认可的、关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天然标准，更容易呈现出一种社会从众的倾向。

所以在中国社会里，总是特别讲究“情、理、法”，讲究常识，讲究人之常情。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要想真正充分发挥独立的个人理性、如实客观的科学精神，以及让个性充分展开、释放去创新，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更习惯的是从众、求和谐，更习惯做一个“听话”的人。

再者，传统伦理文化有它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造成禁锢的一面。尤其当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封闭时，那些不太好的一面就会被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结果就是，科学技术很难在市场规则下得到充分发展与应用。

虽然我们有四大发明，虽然在古代中国，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一直都在不断涌现。

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叫“李约瑟之问”：为什么早期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都出现在中国，但工业革命却最早发生在西方？

学者们的解释是，因为在中国，科学技术和商业发展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管理和文化伦理的，它们被视为工具和方法，所以很难在此基础上孕育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科学技术无法真正基于资本逻辑、商业化、市场化的机制而被大规模应用来创造财富。

于是，我们虽然拥有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也最早产生在中国，但它们却难以在商业化层面得到充分应用，也难以通过市场化放大，从而进一步应用在管理领域，去放大组织的效率。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里提到一个概念，叫“数目字管理”。他说，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很难真正提高效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实现“数目字管理”。

什么叫“数目字管理”？

其实就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组织管理之后，经济和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量化，用数字来计量和呈现。于是整个国家和组织就可以通过数字来进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信息流动，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但在传统社会当中，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把技术真正应用到管理上、应用到社会治理当中。

最后，在传统社会中，皇帝是“天理”的代表，是“天道”的代表，是通过“天人感应”来治理天下的。

皇帝被视为既代表天下百姓，又代表国家、代表“天”，来管理百姓。

Q

那么，这种“天理”和“天道”究竟如何感应、如何体现？

其实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回答清楚。

什么是“天理”和“天道”？

“天人感应”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体现？

又如何避免沦为一种形式，取代了真正的实质？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到了后期，就是形式一点点取代了实质。皇帝会定期举行郊祀、封禅大典等各种仪式，通过这些仪式来宣示自己是“天”的代表。

但实际上，皇帝究竟是不是在代表天理？究竟是不是在代表民众和民心？这很难说清。如果不能真正代表，那又怎么办？

宋代知识分子在讨论儒家道统问题时提出，只有“圣贤居天子之位”，才能真正延续道统。可问题是，这样的理想该如何实现？

因为天子并不必然就是圣贤，也不必然具备圣贤所需要的条件。真正的圣贤，又未必能走到天子的位置上去。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在讨论，一直在寻求方案、不断实践，但直到今天，仍然需要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继续去思考、去回答。

正因为传统社会没有办法自动走向现代化，最后只好被动地走到国门被打开的那一天。

被动打开国门后的

“新大一统”与“现代化”

从汉朝通西域之后，中国和西方之间就一直在互动。

在中世纪的时候，中东地区和欧洲之间也有着频繁的互动，十字军东征就是从西罗马帝国一直打到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再到更东边的耶路撒冷地区。

所谓“中东”，其实是按照西方人的地理视角来划分的，他们把西亚的区域叫“中东”，把我们这边叫“远东”。在我们的概念当中，他们所说的“中东”，大概就是今天的西亚一带，和欧洲大陆是直接连通的。

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和十字军东征有关。十字军东征的直接目标，是要夺回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共同尊崇的圣地。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在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欧洲文明有两个基础，一是基督教传统，二是来自古希腊的认知理性与城邦文明。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古希腊文明就淹没在了基督教文明当中。

十字军东征打到中东、中亚地区时，正好遇上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在公元八世纪左右，曾经有过长达一百年的“翻译运动”，大量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文明的成果。

后来，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这些被伊斯兰世界保存下来的古希腊文明成果，又逐渐被带回欧洲，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东西方一直在互相深度影响。

等到欧洲走到十七世纪的时候，他们开始陆续出现民族主义国家。美国建国是在十八世纪。可以说，美国的诞生，是在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次社会实践。

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尤其是其中比较激进的清教派。清教徒伴随着殖民运动，来到北美，在那里建立起一整套以他们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成为后来美国建国的重要土壤。

“

拉长时间线来看，欧洲大致在十七世纪进入近代，美国则在十八世纪独立后、十九世纪逐步走向现代化，而中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真正开始系统性地走向现代化。

早在元朝时期，大约公元1299年前后，《马可波罗游记》传回西方，就已经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兴趣。

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一共七次远航。之后朝廷很快又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国门一次次被关上，社会逐渐走向封闭。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国门才被被动打开。

传统中国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先是在自身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将很多技术和观念传到西方；

西方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巨大发展，又反过来将这些成果带回中国，倒逼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工业化。

大致是这么一个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们国门被打开，开始迈向现代社会，“大一统”的社会架构却始终未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道统，一直在发展进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它。

第十二篇

中华文明何以“野火烧不尽”？| 活出来的文化

传统中国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先是在自身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将很多技术和观念传到西方；西方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巨大发展，又反过来将这些成果带回中国，倒逼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工业化，大致是这么一个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们国门被打开，开始迈向现代社会，“大一统”的社会架构却始终未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道统，一直在发展进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它。

中华文化道统

超越朝代的生命力

杨海鹰老师在他的文章中讲过：

“

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天下是祖先们选择的世俗统治体系，这一体系在儒家知识分子与王权的共同管理下，二千多年来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的统治模式。

道统或文化的传承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王权的更替不影响道统的传承，而得道者坐天下，失道者丧天下则是皇家的宿命。

因此，道统的延续是历史性的，是超越朝代的，改朝换代只是统治者的更替，并不影响底层文化对民众的教化与熏染，这也是文明留存的前提。

文明传承的显性和隐性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道统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的传承既有显性的部分，也有隐性的部分，而更为根本的，是那条隐性的道统和文化思想的传承。

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在无形之中内化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基层，对民众形成了非常广泛、持久的教化和熏染。

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基因”已经变成了人们很自然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集体无意识。

所以，这样的传承常常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状态。

而与之相比，那些显性的社会组织制度、王权、个人权力，则是不断更替、动态变化的。

因为人性始终存在，正因为人性向外扩张的本能，才会有“得道者坐天下，失道者失天下”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

为什么会“失道”？往往就是因为当皇帝一味追求把皇权封闭在自己的家族内部、追求家族内部永续传承的时候，就不得不制定大量对抗人性的制度来维系，这些制度最终又会反过来导致王权的崩坏。

理想人间秩序的贯通式解决方案

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必然的

因为圣贤基于对生命实相的完整认识，提出了从“个人圆满、到家庭、到国家”的构建理想人间秩序的贯通式解决方案。

儒生阶层（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道德精英，完成了社会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整合，使血缘宗族与行政地域相结合。

管大家和管小家之间实现了和解与一致化。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弘道，非道弘人”，因为中国文化是活出来的文化，要靠生命去践行。

民国时期，中国战乱中流亡到海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他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要活出来的文化，每一个人格样本，都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它不是一个道理，它也不是文字，它是靠生命去践行的。

如果你以生命去践行这个文化，你就是这个文化的代表。你的表达，只是你活出来以后，对真实体验的一种描述。

中华文明不是纯文字、纯知识、纯道理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才叫“人能弘道”，只有人才能载道，不能单纯靠文字去载道。

由外而内的组织框架与实践

所以，中华文明有“由外而内”的组织框架和实践，包含分权制衡的设置与“法术势”的结合。

“法术势”是韩非子提出的一个框架，既有法度，也有领导术，也要顺势而为。

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的、一致性嵌套的组织设置中，大小单元之间文化基因是同构的。最小组织单元作为文化载体，有超强的自我修复与自愈能力。

由内而外的个体与组织生命展开

同时，中华文明还有“由内而外”的个体与组织生命的展开。

个人的修身功夫与承担国家责任，是一种生命的践行，历代知识分子都在完善这种生命践行。

超越人性的“个人生命升华”与组织层面的“群居合一、天下大同”的追求，一种前仆后继的、用生命去践行的追求，一直都在。

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都是要活出来、践行出来、不断探索的。

到今天为止，它还在持续探索当中，因为“群居合一、天下大同”这个人类整体的梦想还在。这样的一种追求，需要在新的时代继续探索。

随着经济不断繁荣、科技不断发展，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国家之间互动越来越紧密、地球村的交互越来越频繁，中西文化乃至各种文化互相交织的复杂情境下：

怎样去践行国家组织实践？

怎样去践行个人生命的实践？

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

中华文明最了不起的地方：体用不二

中华文明之所以必然会延续，是因为文化传统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强调不脱离生命体开发基础上的“体用不二”。

一切的生命活动，无论是个人的追求，我们个人在生命当中怎么面临人性的本能，怎么去追求生命的真相，还是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的组织追求，人与人之间怎么能实现群居合一，我们都强调不脱离生命体本身，而是依据生命体本身来应用。

一切的生命活动中都是“身在、心也在”，而不是当眼睛注意到什么、想要得到什么、想要追求什么时，就强迫自己的身体跟随愿望。

一个人的身体已经超出负荷了，还要拖着病体去追求某个东西。当你执着于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本身了。

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注重在一切生命活动当中身在、心也在。

因为生命经历了百万年的进化，无论是肉体生命还是精神生命，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神奇、更强大；对生命体开发的程度，决定着我们能够应用的程度。

应用就是我们生命中一切活着时的生活。睁开眼睛的一切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对生命的应用而已。我们对它强大“设计功能”本身的认识程度，就决定了我们能把它应用到什么程度。

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路径

“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路径，是一个人由内而外的能力升华与生命践行的方式，既顺应了人性中从自我开始追求扩张、并一圈一圈向外放大和延展的本能，同时也尽可能地做到“以德配位”，从而形成对个人奋斗的最终极的保护。

超越人性的升华，让看似无解的群体相争悲剧，有了走向“天下大同”的可能。

如果我们拥有“由内而外”的能力升华的功夫和生命践行，就可以顺应人性当中一圈一圈向外追求和放大的本能，就不至于在顺应人性、追求一圈一圈放大、追求自己的荣华、追求长命百岁、追求子孙后代发展时，因为这种追求超越了自身的能力，尤其是内在道德生命的层次，而把自己置于很危险的境地。

或者当你拥有了之后，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的变大，反过头来你被这些所吞噬，面前很多坑却毫无觉察，让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

人性升华

只有“由内而外”的能力升华的功夫，才能对个人奋斗形成最终极的保护。

你不再是悲壮的“孤勇者”，而是你所有的奋斗、所有的努力，都有了人性升华、生命向上的意义，本身在你生命升华的过程，它们是一体的。

当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时，人与人之间看似为了竞争互相残杀、甚至发生战争的惨剧，就有了走向“群居合一、天下大同”的可能。

当然，这样的社会实践需要过程。

全世界几十亿人口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大家的人性状态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要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一定的过程。

第十三篇 

当科学精神融入千年理想，人类新文化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所以，传统中国一方面必然会发生朝代更替的周期，大一统的社会架构一直在延续，另一方面，大周期也必然会发生，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社会无法自发走进现代化，而中华文明的文化道统却拥有者长久的生命力。

总体而言，传统中国国家组织管理的经验，对于我们探索组织生命逻辑而言，有怎样的启示？

传统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

理想主义集团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第一，理想主义集团一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儒家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追求天下大同、成王成圣。

所以本质上，中国是一个理想主义国家，它的底色就是理想主义。

因为这种理想追求底色的存在，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一段时间内走向功利主义，或者走向惰化、物化，走向竞争和丛林法则......，依然会有很多知识分子，一代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引领个人和社会向更高维的道德理想方向去发展。

当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同个人、群体利益之间存在竞争、协商和制衡。传统社会则强调个人追求成王成圣和承担道德教化的责任；现代社会更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创造。

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不是一个“选择题”。

“由内而外的视角”和“由外而内的视角”需要共同兼具。

人性的本能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所以我们不能去否定人性和对抗人性。

除了“由外而内”的制度与规则约束以外，对人性最大的保护是一个人拥有“由内而外”的超越人性的生命升华的功夫，两者都是必要的。

面对人性向外放大、发展的诉求，一味的对抗、控制和试图消灭是不可能的。如何能够去顺应，并且加上由内而外的功夫，对它做更终极的牵引和保护，才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

组织凝聚力的关键在于纵向整合

第二，组织的凝聚力，关键在于纵向整合，纵向整合的关键是观念整合。

企业组织也好，国家组织也好，当组织规模大了以后，官僚团队、管理阶层多了以后，如何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保持统一的共识、观念一致、追求一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过去因为儒生集团坚持儒家信仰，这种观念是整合的基础。

现代科层组织当中，我们更强调理性、专业主义和契约精神，这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基础。

这两者之间需要结合，既要有理性和专业主义，同时也不能只有工具理性，始终不能忽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组织纵向整合的载体是不同层级的管理精英

第三，组织纵向整合的载体是不同层级的管理精英。管理精英的定义，决定了整合的强劲程度。

管理精英的要求，究竟是现代科层组织里强调工具理性、实用主义，主要看能力、以效果成败论英雄的标准；还是我们希望他既有能力，又有生命更高远的追求，能够有一种超越人性的普世价值，是一种文化道德精英。

中西方虽然文化不同，但到了真正精英的阶段，都有普世的价值追求，比如，做慈善，通过技术来惩治腐败，改善社会效率......

真正的精英，一定都有一种超越自身人性束缚的道德追求。

因此，也只有超越人性的内在升华和生命践行，加上顺应人性的外部制度，才能够产生文化道德精英。

否则，光靠考核、控制，往往没有办法产生道德精英。

当事人也会很委屈：做官为什么？承担那么大责任为什么？如果不为权也不为钱，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人不为自己，他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求名、求权、求钱，都是人性的本能，也都是正常的。关键就在于这样的一种追求有没有更终极的道德标准和保护？如果没有，就可能失去底线，急功近利，为了得到自己所求而不择手段。

如果内在有更高追求的牵引，能够让外在追求与内在升华更好地平衡，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大小组织单元的基因同构”拥有超强的自愈和进化能力

第四，大小组织之间完成基因同构，组织就会拥有超强的自愈和进化能力。

在现代科层组织里，也经常要划小组织单元，从集团公司到二级公司，再到下面的小单元。

一个个不同层级的组织单元里，一把手或者高层团队都能够做到“理事人贯通”，能够培养经营管理逻辑打通的综合性人才，也就是所谓的通才。

而不是组织很大，却把它拆得很零散，每一块都陷入专业主义，专业与专业之间互相分裂，导致组织整合不起来。切掉一块，哪怕是一小块除了问题，整个组织的运行都会受到影响，整个组织都会陷入系统风险。

如果大小组织之间完成嵌套，任何一个小部分的保留，都可以完成基因复制，这也是组织活力的重要来源。

人是组织的基本单元和文化的载体

第五，人是组织的基本单元，也是文化的载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文化的载体和火种。

现代组织中，人才跟组织要做市场化的匹配，追求职业化和专业化，要让他成为大组织的“零件”。只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才能放大组织效率，这也是现代科学、现代管理学对组织管理最大的贡献。

对于一个大组织而言，要想保障运行效率，没有技术手段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不能把工具当成目的，不能把人工具化。不能仅仅只是把人变成零件，让人变得僵化。

追求大组织效率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需要跟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相结合，不能执一而论。

人性是最底层的逻辑

无论是小组织还是大组织，人性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制度设计的基础。所有违反人性的制度设计，哪怕是《皇明祖训》，作为最高标准，也会在执行过程中渐渐变形和扭曲。

我们必须同时具备“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的双重视角，用超越人性的内在升华和生命践行，引领并顺应人性的外部追求和体制设计。

无论求名、求权、求财还是求发展，有追求本身是正常的，是无可厚非的。

关键是这样的一种追求，怎么才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怎么才能以德配位？怎么才能避免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用终极的内在成长对人性的扩张形成保护，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让公与私之间形成更好的和解，让国家和组织成为个体生命的延伸，而不是限制、冲突、控制和矛盾。

只有这样，才能基于个体的人性放大去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人与人在一起又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天下大同”。

中华文明持续进步的

核心命题

中华文明持续进步，还有一个核心命题是，我们面临的新时期，文明的进步本身也需要时间。

"内圣外王“可复现的路径与方法？

我们虽然有最高的理想，追求个人生命圆满、“成王成圣”和人类组织能够“群居合一”、“君子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这样的追求，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最终都需要践行，要活出来，要变成真实的社会现象。

它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一个理论，所以，就需要持续的探索和进步的过程。

辜鸿铭先生曾经讲过，传统中国的教育是生命教育，因为它始终不脱离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不是现代教育中偏技能、偏知识的教育。

生命教育始终不离对人生命本身的认识，对生命最大的利用、保护和升华。

我们要持续解决、持续探索的命题之一是，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内圣外王的够得着的、简化的、可复现的路径和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性本能的弱化，这是走向自由、圆满、智慧的必然之路，把家国天下的责任承担变成个人成王成圣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对立。

其实这个方法从秦汉时期开始就一直在探索。我觉得它还在探索的过程中，至少传统中国还没有真正回答这个命题。

秦汉时期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回顾过，秦汉时期出现儒法合流，外王的国家实践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对儒家的质疑，在道家的“无为”与“自然”中去探索。

这个时候玄学的研究更多的是清谈和思辨。在所谓“儒道会通”的探索中，又在佛教东传和繁荣中吸收了佛教的修身方法，提出内圣与外王这样的结构，同时出现了常识理性，承认常识合理、人之常情的合理性。

隋唐

到了隋唐，出现科举制，儒释道开始进一步融合，并出现了中国化的禅宗和佛教的入世倾向。

韩愈、李翱和柳宗元这些儒家的代表，试图借鉴佛教的道统为儒家处理道统，发起“古文运动”。

宋明时期

于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间的佛法东传的繁荣，以及儒释道的融合，到了宋明时期，出现了儒学探索的一个新的高峰“理学”，也叫“道学”。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内圣外王”之学。

虽然“内圣外王”最早出现在《庄子·天下篇》，但它作为知识分子们的实践追求、成为他们试图探索的具体方法和实践，经历了一步一步的过程。

宋明理学明确提出，“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内圣”是为了“外王”，“外王”才是他们念兹在兹的追求。

但如何才能实现“内圣”？其实并没有真正说清楚。

理学家提出，道体的传承是靠圣贤之间的“秘法心旨”，然而，到底什么是秘法心旨？怎么传？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描述。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究竟如何做到？除了朱熹提到的“半天读书、半天静坐”，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如何“格物致知”？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可落地的、简化的、让人够得着的方法。

与此同时，到了宋代，“外王”的方式开始丰富化了。

以前的“外王”就是在朝为官、作为天子门生管理天下。到了宋朝以后，教化天下也成为士大夫们“外王”的方式，出现了很多书院。

元明清

元明清以后，因为外族侵入，逐渐开始强调事功，经世致用。

晚清和民国

到了晚清和民国，因为国门被迫打开，传统社会和观念逐步解体，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被踩在了脚底。

西方思想引入，逐渐全盘接受，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开始进入新的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在动荡中开始了各种探索和尝试，也经历了君主立宪和共和制的探索。戊戌变法、清廷推的新政，属于君主立宪的探索。袁世凯当大总统、北洋军阀政府，属于是共和制的探索。

最后，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因为符合中国人的内在道德追求，符合中国作为理想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蓝图，成为新大一统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到今天为止，我们回过头去看：个人的成王成圣到底怎么实现？有没有可复现、简单的路径和方法？这个命题从元明清之后，其实探索就少了。

那个时候，国家逐渐陷入落后和危难，富国强兵成为最紧迫的追求。这个命题还是需要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

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在今天这种开放的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技术无限应用，市场规则无限扩张。

Q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如何去践行我们“群居合一”、“天下大同”的国家组织实践？

我们一方面要接受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政治、民生都开始变得越发复杂。

然后，不久的将来，在你的管理范围之内，可能还会出现机器人，更多的可能性都会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人如何去定义生命的价值？

如何去保护人与人所形成的社会？

到底怎么样去追求“天下大同”？

可能有真正的成长。今天是我们探讨“

这是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持续演变的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命题。

现代社会的个人是相对原子化的个人，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观念都已经普世化了。

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体也开始碎片化，去权威、去中心化，观念越来越多元，每一个人都是个发声筒，谁都可以发言。

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统一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过去我们说要意识统一，在今天这个去权威化、去中心化、媒体碎片化的时代，在市场竞争、契约关系成为主导、传播技术又非常便利的情况下，怎么样实现观念上的统一？

全球化的同时也开始出现民粹、地方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现象。

理性和科学精神对知识分子有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探索国家组织的实践？

怎么推动它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要面临的命题，需要继续努力。

因为文明本身需要进步，科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保持开放、持续进步、不断探索。

最后做个总结。

外族的入侵，包括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并没有导致中华文明道统的消亡，是因为中华文明以“个人的道德追求与生命圆满以及群体的群居合一与天下大同”为终极关怀，拥有符合生命实相的本源的生命力。

真正的人本主义，不是去追求什么所谓的平等、民主，而是对人性的终极保护，这才是符合生命实相的本源生命力。

国门被打开和外族技术与思想观念的进入，是其增加新的元素和进一步成长的需要，因为文明本身的成熟也需要持续演化与进步的过程。

因为传统中国没办法自动进入现代化，科学精神和理性也不太容易在那样的农业社会里得到充分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元素来促进文明的进一步探索和成长。文明本身的成熟，也需要持续演化和进步的过程。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金观涛老师的话：

金观涛

一旦中华民族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文化价值，把科学精神纳入她追求统一和谐的文化追求之中，那么毫无疑问，一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新文化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的苦难，她在消化近代科学时代付出的艰苦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痛苦而漫长的探索，都将证明这是历史对她的期待......

我觉得这段话写得挺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

— 全文完—

李书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

长期为中国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培训和顾问服务，现为惠远咨询创始合伙人。致力于探究组织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理与规律，相继出版《寻找规律》、《组织设计》、《组织成长论》、《动力管理》、《心智成长》、《向内求》等管理学相关著作。

2015年因参加《如何安心如何空》读者交流会了解到三位一体生命实相观。为解决“企业家封顶”和“个人心智成长”的困惑，2016年开始按书中的原理与方法进行操作练习，从此走上认识自我、探究生命实相的体验式学习道路，书中的表达在自己的身心上正逐渐得以体证。

2023年开始尝试以生命实相科学为底色，对组织的生命逻辑展开探究、表达与分享。

来源：长江文化讲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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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存档于：2026-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