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先生《凤凰卫视》访谈
【引入】
陈来：能够促进全球的统一与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的重大作用之一。
吴小莉：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否达到您的预期？
陈来：能够促进全球的统一与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的重大作用之一。
吴小莉：学问是和气象有关的。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陈来：中国古代也有各种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不属于那种“杠精”。
吴小莉：很多人说民国时期出了许多大家，现在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陈来：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可能在日本。经过这三四十年，我们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了。
吴小莉：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还是也必须有感性？
陈来：退休以后，我要买本笑话集，出去讲话就带个笑话去。
【正式访谈】
吴小莉：学问是和气象有关的。
吴小莉：又新先生好。
陈来：好，小莉你好。
吴小莉：您好。我刚才称呼您又新先生，这样对吗？
陈来：可以。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先生，是我们学界的同行。他看到我有一篇文章讲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好多人都不知道字应该怎么用。
吴小莉：是不是应该晚辈称呼您？
陈来：平辈也可以。
吴小莉：所以是又新先生。“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老教授或大教授才用。
陈来：我们上研究生那时候，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七十岁以上就叫先生，但也不是绝对。冯先生我们称呼冯友兰先生，张先生我们称呼张岱年先生，这是直接叫先生。朱伯昆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就叫老师，汤老师、朱老师。
吴小莉：辈分分得好清楚。
陈来：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的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叫朱先生、汤先生。
吴小莉：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陈来：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
吴小莉：这个传统没了呀？
陈来：我现在带了有超过一百个学生，博士生都叫我陈老师。
吴小莉：累积了多少年了有一百个学生？
陈来：1993年到现在。
吴小莉：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陈来：随便，叫老师也很好，习惯了。
吴小莉：您三十六岁时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已过加冠之年，那时请他命字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陈来：以前人讲“字以表德，号以明志”，有字有号。一般人已经不知道字是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怎么命名、请谁命名，只模糊觉得应该请老师或长辈在二十岁帮你命名。辛亥革命后社会变了，哪还有加冠这回事。社会习俗上，以前这属于礼，冠礼是男子二十岁。虽然社会文化已经改变，但这个习俗在各行各业还存留着。比如我知道一个画家请他的老师命字，还有一个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说明这个习惯还保留着，但在各领域作用不同。我请冯先生命字，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学术传承，也是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表达大师对你的期许。一般认为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名家，他通过这个可以表达对你的期许，这就是道统，这也是大师的传承。
吴小莉：他用您名字发挥《周易》“往来屈伸”含义。
陈来：冯先生把“来”字与“往来”联系，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周易》里讲“往来”。他说“往”代表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来”代表创造中的东西，也是对我的创造性发展的一种期许。
吴小莉：取字“又新”，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
陈来：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代表一个人学问的创造过程，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他引了《周易》的话：“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用“日新之谓盛德”来当表德的字，意义很深广，期许也深广。
吴小莉：1988年您去请老师命字，我想一定有特殊含义或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表示传承？
陈来： 1988年我出了第一本著作，就送给冯先生了。然后请他命字。冯先生的命字说表达了对我的学术发展的期许，即你的学术发展不要停止在这本书上，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境界。我现在写了五十几本书，比起那本书的出版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
吴小莉：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陈来：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可以看到他的学养。
吴小莉：您说冯友兰先生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陈来：冯先生认为《实践论》《矛盾论》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说：“你看毛泽东的哲学，是从传统文化里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非常可怪之论。”肯定有些人不赞成，可能觉得怎么什么事都从传统文化转出来。
吴小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
陈来：这是古人说的，古人常用“非常可怪之论”这句话，后来人就把它当成语用了。
吴小莉：不是您说他是“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是吧？
陈来：对，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有很多，比如曾国藩，我们原来近代史研究里，很多研究清史的人都痛骂曾国藩，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都是这样讲的。冯先生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对吸引外资企业有正面的意义，应该肯定。因为他写通史，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课题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跟常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所以是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
吴小莉：冯友兰先生特别喜欢程颢的《秋日》，“闲来无事不从容”。宋明理学里说学问与气象有关，如果冯友兰先生的气象接近程颢，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陈来：冯友兰先生有个好朋友。我们老清华有两位先生，一个是冯先生，一个是金岳霖先生，他们同岁。金岳霖先生专门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逻辑。九十几岁时，冯先生写了一篇纪念金岳霖先生的文章，说金岳霖先生虽然搞西方逻辑、理性，但他有魏晋风度。我就说冯先生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道学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抚髯微笑，摸着胡子，很高兴。
吴小莉：您的学生杨立华老师说，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陈来：西方最典型的分析，有人说有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硬心肠的，用软硬来分别哲学家。中国古代也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不是“杠精”。
主持人：但是好辩。
陈来：但是我也吸收了朱熹的态度，朱熹比较严谨，追求把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有点靠近朱熹。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活了七十一岁，我都快七十五岁了，应该不算对古人不敬吧。
吴小莉：1925年到1929年，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成绩斐然。2009年复院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陈来：成立那天，前一个小时开放给校领导和媒体对话，《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问校长：“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陈来先生当院长？他是北大的老师，怎么到这来当院长？”谢维和副校长，也就是清华管文科的副校长，他说：“当然。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是张岱年先生大弟子，是冯友兰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因为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在清华历史上非常重要。冯友兰先生从1930年到1948年，到梅贻琦走，都是清华文学院院长，主持清华十八年文学院、文科发展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时才转到北大。张岱年先生1930年代前期在清华教书，也是1952年去北大，1984年在北大退休时75岁，1985年就任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当时清华没有文科系，先建立思想文化研究所，请张先生做所长，一直做了十几年，直到1990年代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主要推动者。我跟冯先生、张先生关系比较特别，所以谢校长认定我是清华血统的人。
吴小莉：这个文脉是一脉相承的。
陈来：对，就是清华文脉的人。
吴小莉：很多人说民国时期出了许多大家，现在社会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陈来：类似问题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我自己理解，如果用大师来讲，1949年以前，代表性的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院士，这些院士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文科院士有28个，包括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都是公认的大师级学者。如果看1949年以后，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1980年到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第一届中国博士生导师名单，人文社会学科共120多位。这些人都是大师，数量比1948年增加了不少。中国开始建立博士学位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导？这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大概认定了五届，第五届是1993年，之后慢慢把权力放下去，比如北大、清华自己评。自此以后四十多年的学术进步都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个制度下大量了培养博士生。120位博导，只看他们首届招收的博士生，也有120多人，这些人现在无疑都是大家。因为经过四十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是“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大家”。但如果说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大师”，我还不敢讲。这里还有个问题，在习惯上，看“大师”的光芒光彩是远距化的结果，而身边、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密切的人，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看人的结果，使我们现在觉得似乎没有那么多“大师”，其实不见得。
“大师”这个讲法是比较个体化的视野，其实学术来讲可以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以前一个系里没有几个教授，民国时代只有三五个教授。现在拿哲学学科来讲，我们最大的哲学系有七八十个教授，规模不一样了，我们比民国时代进步大得多。不仅是我们学科，跟中国有关的所有学科，在学术成果、学科建设意义上，已经大大超过国外。改革开放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都超过日本。
吴小莉：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清晰、逻辑缜密。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也必须有感性？
陈来：现在大学里哲学学科从西方移进来，中国自己固有的学术中没有“哲学”这个概念。比如中国哲学传统里像庄子，这类学问不是专讲理性推理的。
吴小莉：我知道您的学生杨立华老师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那您自己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陈来：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立华，还有一些年轻老师，他们很会跟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我就不会跟学生开玩笑、说笑话。老先生在解放前还有这种习惯，冯先生是河南人，有点结巴，但冯先生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民国时代，他们经常聚会、有活动，活动必须要讲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时，他会带出笑话来。
吴小莉：很受欢迎。
陈来：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好。
吴小莉：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陈来：我觉得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在想，退休以后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笑话时看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吴小莉：抖一点包袱。
陈来：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就带一点笑话。
（插入了一段陈老师的视频，就是下文提到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视频发言如下：陈来：儒学的发展在危机、困境、曲折里经历了复杂过程。儒家已退出中心舞台，但儒家思想和文化仍保留在伦理、精神领域。西方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和自然界、人和物的关系，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吴小莉：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大陆儒家一百年发展遇到的挑战和机会，两次机会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1990年代到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十五年，十五年后您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否达到您的预期？
陈来：用中国比较主流的语言，我们喜欢说十八大以来，就是2012年10月以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整个变化，应该符合是我的期望的。整个文化和社会，包括政治领导，走上了自觉的民族复兴。前一次机会，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口号。冯先生那时写了《贞元六书》，作为民族生命走向复兴的标志。而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了。那时只有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和信心，因为抗日战争相当艰苦，很多人悲观。冯先生乐观、有信心，认为民族生命已走过最低谷，应该现在“贞下起元”，走向复兴。后来这个话断了，到2012年，中华民族复兴的意识又开始起来。随之，我们的文化活动和哲学活动也沿着复兴轨迹往前走。冯先生在那个时候（20世纪抗战时期）写了《贞元六书》，我今年要出版《元亨六书》。《周易》讲“元亨利贞”，“元亨”是指最困难时期已经过了，我们现在不仅是复兴的起点，而且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后两个阶段“元亨”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吴小莉：这也是文脉传承的一部分，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
陈来：算是吧。
吴小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中国文化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守住这份遗产并创造性发展或创造性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陈来：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角度看问题。世界的最大问题还是战争与和平，与之相关的叫统一与团结。比如欧洲，在他那时还没有欧盟，欧盟如果用他的角度看是追求团结，欧洲始终分散，几十个国家斗争。中国不一样，一直统一，中间有分合但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还是把理想指向统一，所以觉得中国文化有重要之处，能促进全球统一与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的重大作用之一。
吴小莉：是因为我们是“和”文化的关系吗？
陈来：对。有些学者不这么看，只觉得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池田大作跟汤因比对过话，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创新就不是中国的特长。技术创新可能对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就人类发展、人类命运来讲，大历史学家的观点和视野不同，他是站在人类的大角度看，和平、团结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创造性转化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的近代史思想学者林毓生特别提出的。但他提的“创造性转化”有个问题，他只说文化怎么创造性地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些老观念，看不到中华文化那些深远价值在社会上的作用。今天我们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跟林毓生讲的不一样，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本身，基调叫创造性地转化与创新性地发展，这是现在大家都接受的观点。
吴小莉：张岱年先生对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谈张载。您觉得“横渠四句”“民胞物与”对现代人，尤其现代中国人寻找人生意义感，有没有特别帮助？
陈来：“横渠四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成果；“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永久和平的理想愿景。张载提这个问题，不是要给我们今天普通人的人生提供方向。因为北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儒学复兴时的理想，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世界观。从这里不仅看到北宋时代儒学的使命，也彰显了整个儒学广大的理想世界，这个作用在这里。你看今年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的问题，比如就业、失业、民生保障、脱困扶贫、医疗保险，还有怎么有利于企业发展、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的表态等，讲的这套东西都是“横渠四句”的体现，背后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就是“横渠四句”提供的。
吴小莉：您曾说，有多次选择时，会把外界道德评价放在个人利益得失之前。您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价？
陈来：这应该也是一种教育养成的结果，从小的时候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我以前讲过，小学五年级、我十一岁时，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那时老师还有很多传统文化底子，乐于把传统文化精华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时世界观已慢慢形成。
吴小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其实很善。但在意外界道德标准或批判，跟现在所谓“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陈来：现在说“不要活在人家眼光中”有合理的地方，就是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各种看法。但综合来讲，所谓外面的眼光包括社会道德评价。如果这个眼光代表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你就不能置它于不顾。置它于不顾，就是置社会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信徒了。所以作为儒者，不仅自己要力行实践，还要很重视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吴小莉：您说儒家思想其实不仅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陈来：比如中国人在春节返乡回家探亲，这个观念就是传统文化观念。每年春节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再早几年路上全是摩托车，大包小包、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讲孝心，这种对家庭的情感和对父母的尽孝是一种动力，能让人几千里跋涉骑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问“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伦理吗”，他没有自觉，这已经变成文化。以前有个哲学家叫李泽厚，他讲儒家已经变成中国人的国民心理、文化心理。比如孔子儒学是“仁学”，仁义礼智的“仁”。孔子的弟子问“仁”是什么，子曰：“爱人。”到了孟子，把这个命题更加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仁规定为爱人，提倡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陈来
2026年4月30日
文章来自人文日新陈来公众号
来源：小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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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存档于：202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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