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玲：探讨“组织生命逻辑”之“传统的经验与启示”

第五篇  

朱元璋“永恒蓝图”的故事：制度设计如何败给人性

传统中国的组织机制变迁

接下来，我们以明朝为例，从人性的角度，看看其制度设计背后的成败得失。

明朝是距离现在时间比较接近的汉族王朝，实施文官体制，并且因为创业皇帝朱元璋的缘故，总结前面朝代的经验得失，做了大量的制度化的努力。

一个国家的组织形态，包含了结构内部的决策结构、行政机构、军事制度、监察机构以及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分工、协同与制衡的关系。这些是构成一个组织的核心要素。

我们所说的组织纵向层级的整合，具体会体现在功能划分和机制设置当中。

明朝制度设计

呕心沥血朱元璋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农民起义、底层创业而当上皇帝的人，一个是刘邦，另外一个就是朱元璋。

刘邦当了皇帝7年就去世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和安排各种制度，从而让他的江山能够持续稳固下去。

朱元璋是40岁开始做皇帝，持续了31年。在40岁之前，他参加了郭子兴的军队，在此之前还当过流民、当过和尚，曾长期经历底层社会生活的坎坷，对元朝末年的社会动荡有亲身体会。

还有一点也是刘邦不可能有的条件，毕竟在明朝之前，已经经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汉、唐、宋这些朝代的国家实践，都留下了朱元璋可以借鉴的历史记录。

偏偏他又当了31年的皇帝，精力又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历代的制度都做了详细的研究，在做皇帝期间，呕心沥血地不断地研究各项重大制度的安排，希望让朱家的江山能够长久稳固下去。

他留下的几部著作就是他的核心成果。

《大诰》

《大诰》是整治吏治的，里面良苦用心地介绍了很多案例，为了给官员提醒和警示。

主要针对的是官员，用以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根据历史记载，他对贪官的惩治是非常严苛的。

《大明律》

另外一本叫《大明律》，是面向全体百姓的，非常详细，几乎总揽了过去各个朝代的律法，并做了整合。

朱元璋甚至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黄册”的东西，这是最早的人口普查统计。

当时，在国家整体进入安定之后，朱元璋就把军队遣散回乡，做了一件大事，把全中国的户口做了全面的调查，形成了一个“黄册”，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身份证。

那个时候的条件太简陋了，可以想象这项工作的难度，但他依然对全国人民做了一次户口调查，统计到每个具体的人的信息，并且规定之后每十年要更新一次。

他还进一步规定了，县以下“乡、里、亭”这些基层单位的岗位设置和职责要求，比如，乡村里发生矛盾以后该找谁解决、怎么调停，等等。

他是试图将控制力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只是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实在太限制他了。

《皇明祖训》

《皇明祖训》是用来教他的子孙后代如何当皇帝的。

他有个基本假设，他认为自己从小生活在最贫困的底层社会，经历过各种社会险恶，见过各种官员对基层民众的压榨，经历过社会动荡，然后又艰苦创业，九死一生地当上了皇帝，他的社会经验是子孙后代不可能有的。他的子孙后代一定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可能有他的社会经验。

因此，他认为怎么当好一个皇帝，他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他制定了《皇明祖训》，把东宫制度、后妃制度、太子培养制度、宦官管理制度、官员管理制度等都做了详细设计和规定，然后告诫后代，一个字都不要改，就照着这个执行就可以了，子孙后代当皇帝是不可能超越这个经验和水平的。

朱元璋做了30年的努力，穷尽所能地留下了庞杂的制度设计和经验范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明朝的江山能够永固。

明朝制度设计

朱元璋生前死后

我们看一下明朝皇帝的整体情况。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他自己活了71岁，朱棣是65岁，嘉靖皇帝是60岁，其他的皇帝寿命就没这么长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作为一个皇帝，就算你的精力非常充沛，把所有制度都提前设计好，你也没办法决定你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子，决定他们能否长命百岁。

我们来看他的一些制度设计。

废除宰相

比如在中央结构中，他废除了宰相。因为在过去的朝代中，一旦皇权出现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就来自于相权，来自于外廷过于强大的官僚集团。

因为朱元璋做所有制度设计的初衷，都是为了让朱家大明朝的江山能够稳固下去，出发点是为了他的子孙后代能够长久地当皇帝。

所以，他要尽量排除所有可能对皇权产生威胁的因素。于是，他废除了宰相，只把大学士当作他的秘书，让六部直接对他负责。

这样设置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对皇帝的能力和精力要求都非常高。朱元璋本人非常勤奋，基本是天不亮就起来工作，每天要批阅两百多份奏章。他自己也对身边的侍臣感慨过当皇帝的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这样的设计本身就违背了自然规律，因为一个人很难有这么旺盛的精力，他的后代也不可能像他这样，对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倍感珍惜，殚精竭虑地长年如一日地工作。

这个设置到了朱棣时期就已经被打破了。朱棣在位的时候已经开始建立内阁，内阁就是为了帮他分担工作，因为他一个人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奏折。

到了洪熙、宣宗时期（也就是朱棣的儿子和孙子，他儿子只当了一年皇帝），也就是“仁宣之治”时期，内阁的权力已经凌驾于六部和都察院之上，实际上相当于在慢慢恢复相权。

再往后发展，到了嘉靖、万历时期，这个内阁制度就已经定型了。内阁首辅其实就相当于宰相，只是名义上不叫宰相而已。

所以当时张居正在全面掌权、推行改革的时候，就有人攻击他说，你明明不是宰相，没有决定权，却决定了很多重大事项。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算是事实上的宰相了。

我们看中国历代的经验，相权和皇权都是并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个朝廷要办理的事情太多了，皇帝一个人即便握有所有权力，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事情。

东宫制度

另外还有一个是东宫制度，东宫制度也是朱元璋研究和借鉴了历代王朝的经验，最后发现可能最保险的还是“立嫡立长”。

但是这样一个立嫡立长的政策，到了他的孙子朱允炆这一代又被打破了。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叫朱标，他立朱标为太子以后，曾经精心培养这个太子。

朱标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让他到老家凤阳去祭祖，到宫廷外面去历练，等等。朱元璋还亲自带在身边教育，告诫朱标要善待自己的兄弟，如何处理跟大臣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朱标40多岁就去世了，在他还健在的时候。所以，就相当于前面所有的培养都付诸东流了。

等到他进入晚年，要考虑自己死后由谁来接替的时候，他就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交给儿子朱棣，还是交给孙子朱允炆（朱标的儿子）？

基于他自己建立的“立嫡立长”的原则，犹豫之后他还是把皇位交给了自己的孙子朱允炆。结果四年之后就爆发了靖难之役，内部的皇权斗争就开始了。

之后到了朱瞻基的时候，又发生了汉王的叛乱（朱高炽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侄子朱瞻基之间），到了武宗的时候又有叛乱，皇权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东宫这套立嫡立长的制度虽然在名义上还在，皇权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皇子分封制

还有一项相关的制度，是他给皇子们实行分封制。

其实在郡县制确立之后，历代王朝中，凡是搞分封制的朝代，都付出过非常惨痛的代价。

比如，西汉的时候，汉高祖建国之后大搞分封制，后面逐渐对中央皇权造成威胁，一直到汉武帝才通过推恩令逐渐解决。

汉景帝的时候，因为削藩引发七国之乱，晁错还被当成替罪羊杀掉了。

另外一次因为分封而造成的惨烈皇权斗争，是西晋时候的司马家族。司马炎把皇位传给智商有缺陷的儿子司马衷，之后发生的八王之乱，不仅覆灭了西晋王朝，还让整个中国北方都陷入了长期混乱。

后代的皇帝吸取教训，基本上都不再重蹈“分封制”覆辙。但是，朱元璋他带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觉得家族大了以后更好保护皇权，“藩屏帝室”。

在他在世的时候，也不断跟儿子们教导“你们虽然没当皇帝，其实并不是坏事。当皇帝非常辛苦，当个王爷挺好，要去体谅和支持皇帝”。

但是没办法，皇权是绝对的权力，它的诱惑太大了，大到可以造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的悲剧。

所以他当年要分封皇子的时候，很多人是反对的，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到他儿子朱棣就打破了这项制度。

为了避免皇权争斗，朱棣之后就把整个大明朝的皇子们都圈养起来，不准当官，也不准干别的，只能当王爷，几乎是被软禁在自己的封地里，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擅自进京。

结果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帮人的数量一直增长，大概有十几万人，成了地方最大的蛀虫，有些地方的税收光是供养皇室都不够。对这帮人而言，也是一种废弃，就算你再有能力，也不能当官，只能被养着。

后妃制度

朱元璋还制定了后妃制度和宦官制度。

为了避免外戚干政，明朝皇室的后妃基本都来自民间，这也算是一改过往的传统。

他严令禁止宦官干政，甚至在挑选宦官的时候，规定宦官不能读书识字。

然后他还建立了内廷二十四衙门，有各种各样的工厂和小作坊，想着让皇宫后庭能够自给自足，不要侵占国家资源。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二十四衙门后来又变成一个庞大的权力机构，又养成了侵蚀国库的大蛀虫。

后妃制度和宦官制度为什么会出现扭曲和变形，跟皇帝本身直接有关。

朱元璋之后没过几代，就开始出现少年天子。小皇帝继位的时候，难免战战兢兢，在八九岁、还不到十岁的年纪，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就要接手整个国家管理的重任，这个时候他能依靠的，首先就是母系家族。然后制度上又坚持立嫡立长，“立嫡立长”就意味着皇后的作用非常重要。

那个年代，很多皇帝的寿命都不长，皇后就会变成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后不仅在皇帝在世时需要抚养太子，小皇帝登基后，就会成为皇帝的重要依靠，甚至直接参与朝政。

皇后如果出身于大家闺秀，从小受儒家伦理的教育和影响，母仪天下，还能起到正向的作用。但明朝的后妃因为都来自民间，虽然排除了外戚干政的风险，但后妃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在无法排除她们对皇子影响的前提下，皇子们来自母亲的教育就存在重大缺陷。

所以我们看《万历十五年》，讲到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万历的母亲，是京城附近一个泥瓦匠家的女儿，后来成了李太后。她的父亲和兄弟，出生于市井，行为举止如同地痞无赖，自私贪婪，给张居正改革制造了不少麻烦。

一方面，制度上规定立嫡立长，意味着承认了皇后和她背后外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规定后妃来自民间，并且严禁后妃与外界接触。

明朝的后宫是非常禁锢的，后宫的女子尽量避免接触外男。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角色就被凸显了。因为，对于小皇帝们而言，除了能够依靠母亲家族，另外一个依靠就是身边的宦官。

宦官制度

其实朱元璋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宦官，只是那个时候主要是派宦官出去完成一些外交事务，而不给他们实权。

到了朱棣的时候，“严禁宦官干政”的制度又被打破了。因为朱棣在夺权的时候，宦官出了力，所以他就开始大量使用宦官，派宦官出使、当监军、刺探官员。东厂、西厂这些机构也开始出现了，宦官被重用，从永乐开始。

到了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干脆在皇宫内部成立了一个内书堂，把这些小宦官集中在一起，由大学士给他们上课。想想看，他们的教育条件有多好！直接由国家在学问上最高级别的大学士来培养小太监。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皇帝要做朱批，内阁大学士把奏折审完之后，皇帝最后还要用红笔做一个朱批表示同意。但他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官宦来代笔，所以就开始出现所谓的司礼监，太监当他的文书，帮他做这些朱批。

所以到最后，皇帝的权力一分为二：一部分赋予外廷的内阁大学士，一部分赋予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太监们由全国最优秀的大学士当老师，受到很好的教育，还给他们打通了一条掌权的道路：内书堂里表现优秀的小太监，可以直接派给东宫太子，等到太子登基，这个人就会变成司礼监里秉笔的首席太监，职业道路都被打通了。这在过去的王朝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所以才说，宦官干政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因为他们本身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培养。明代就有所谓著名的四大太监之说，包括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宪宗时期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以及熹宗时期的魏忠贤。

这几位皇帝基本上都是少年皇帝，年少即位，母亲的家族单薄靠不住，他们最信任的人，就只剩下从小跟自己一起玩到大的太监，而且这些太监的知识文化水平还挺高，所以皇帝就只能依靠宦官办事了。

所以，明朝的宦官制度可以说完全出乎朱元璋的意料，太监的权力达到了历代王朝的最高峰。

明朝转折点

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当中还有军事制度、地方行政、司法制度等等，时间有限，就不在这里一一展开了。

总体上看下来，整套制度在运转过程中，明朝的延续有两个比较大的转折点。

一个发生在明英宗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九岁即位，按周岁算只有七岁。太监王振是把他从小抱到大的人，是他既敬重又信任的对象。

在他之前，仁宗和宣宗时期的治理属于比较好的一段，被成为“仁宣之治”，那个时期留下了一批名臣，其中就有所谓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

等到英宗慢慢长大、正式亲政以后，前朝留下的名臣们年纪也大了，相继退休，王振开始有机会专权，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土木堡之变。这对整个明朝王朝是一次重大打击，国力遭到重创。

另一次重创，就发生在万历年间。万历做了48年的皇帝，也是少年（10岁）登基，前面10年张居正做首辅，张居正、李太后和冯保三个人联合起来支撑国家机器运转，推行“万历新政”。

等到张居正去世，万历开始亲政掌权之后，从逆反和叛逆开始，到后面走向长期怠政，与文官集团对抗。

一个重要的原由，是他想立自己宠妃（郑贵妃）所生皇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整个文官集团则坚持“立嫡立长”的祖宗制度，坚决不同意。

于是双方陷在所谓的“国本之争”里，长期对抗。对抗的结果就是他干脆消极怠工，长期不上朝，很多需要他决定的事情都拖延不处理。

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司礼监和内阁把他的权力分走了，所以即便他长年不上朝、长期怠工，国家居然还能继续运转下去。

然而，这样的局面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之后的继任皇帝，光宗朱常洛和熹宗朱由校都非常奇葩。

他们的成长过程不仅无法接受良好的帝王教育，甚至连正常的教育都没有，而且还长期处在一种“随时会被废黜甚至有性命危险”的恐惧当中。

朱常洛登基一个月就暴毙了，才二十几岁，明末宫廷中发生的三大疑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跟他有关。

正是因为皇室中太子之位长期不稳，本该当太子的人，随时需要提防被迫害，长期惴惴不安，也没有人去管太子的教育，所以才会有机会让魏忠贤这样几乎不识字的太监能够走向权力巅峰。

因为熹宗朱由校长期没有接受系统的宫廷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大家也都觉得这个太子随时可能被拿下，所以也没人亲近和关注他。所以等到他匆忙继位的时候，身边最亲近的只有魏忠贤。

后宫在分配太监、宫女的时候，也是按照权力、位份来分配的。按理说，东宫分配的宦官应该是最好的，皇后宫里也是调最好的，但因为朱常洛的太子之位非常不稳定，所以没人把太子宫当回事儿。

于是，像魏忠贤这样，经常打架斗殴的地痞无赖出身，二十多岁为了生存进宫做太监、几乎不识字的人，反而被分到了太子的宫殿里。等到小皇帝登上皇位的时候，魏忠贤竟然掌握了最大的权力。

所以，相当于从万历开始，整个明朝就开始加速进入崩溃的状态。万历自己登基的时候也是10岁左右，按周岁算9岁，也是少年天子，却没有安排好一套合适的制度来配合他成长，所以万历本人也非常叛逆。

张居正刚去世没多久，万历就把张居正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几乎全部废掉，自己长期怠政，结果引发了后期特别大的混乱。

所以，制度这件事，始终是“事在人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于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

朱元璋设计的这套制度，花了三十多年，殚精竭虑、用心良苦。但从他儿子那一代开始，很多制度就已经开始变形。

制度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的迭代，因为环境总在变化，制度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和更新，就会渐渐出现变形和扭曲。

在特定情境下，执行制度的人需要根据制度的原则去做具体的把握和落地实施。

而人也是会变的，代际更替的时候，掌权的人会发生变化，一个人在自己掌权的前后时间里也会发生变化。

朱元璋想通过固化制度来实现江山永固的想法显然是不可行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把“怎么当皇帝”都写在制度里告诉子孙后代了，只要子孙后代照着执行，朱家的皇朝就能够长长久久。

问题就在于，他的后代子孙本身就在不断破坏这套制度，也没有能力像他那样去驾驭这么复杂的一整套制度。

另外，他所制定的制度重在“由外而内”的约束。

因为历来都有外戚干政的情况发生，所以就要求后妃来自民间；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就要求宦官不能识字，不能参预政事。

但这些设计，显然都是违背人性的。

后代子孙们能力不够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内外全部专权，这个时候就需要分配一些权力给别人。而在分配的时候，自然是要分给身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才更保险。而所谓最信任和最亲近的人，除了母系家族就是从小玩到大的宦官。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那套由外而内的制度约束，用各种禁止令、祖宗家法的名义威慑，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违背了基本的人之常情，违背了人性，所以注定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Q

为什么我们以明朝为例？

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而言，朱元璋所做的这些国家体制和制度设计方面的努力，已经算是前所未有了。

另外，朱元璋对于国家体制的安排（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结构的设置、地方权力和军权的安排），其实也想得很全面了，做了许多“权力分拆”和相互制衡的设计。

比如中央的司法机构就设置了三法司（包括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到了地方，没有统一的负责人，而是分别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民政、司法与军事事务，就有点像西方现在讲的那种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安排。在我们传统国家的设置和运行当中，能看到很多类似的设计。

制度的生命逻辑

如果从“生命逻辑”的角度出发，制度的建立跟设计者本人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于底层百姓，他有很强的布衣情结，对地方基层社会也非常了解，于是他才可以把基层社会的民间事务怎么处理，类似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把方方面面都写进制度里。

因为他有很强的布衣情怀，所以试图去建构一个和谐的农耕社会。加上他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朱家的大明江山能够长久存续，所以他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等，都体现了他的这些特点。

他追求什么、看重什么、担心什么，都会反映在他做的制度设计里。

这样的一套组织和机制，在之后的运转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

从天子到文臣，每一个人在执行制度的时候，也都会带着自己的特点，于是就会对制度做各种修复与完善，或者扭曲。正是在这样不断被执行和运转的过程中，制度本身其实也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人性的挑战从未变过

无论一个人生活在帝王之家，还是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之家，他可能要修习的“功课”不同、遇到的机缘不同，但面临的人性挑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小皇帝们，史书记载留给我们的印象常常是可以一笔带过的简单评价：皇帝昏庸无能或者暴虐成性等。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时代，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是个小孩，无依无靠，他只是本能地想要活下来，求得生存，所以就会去借助身边的人。而身边最让他相信的，很可能就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宦官。

虽然他的皇帝父亲也可能提前给他安排了德高望重的老师、朝廷里的文官大臣，但这些大臣从年龄上就容易跟他产生代沟，产生距离感。

比如万历皇帝，他跟张居正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老师去教一个少年皇帝。皇帝虽小，却地位崇高，老师虽然年高持重、满腹经纶，却地位在下。

从心理亲近程度来讲，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更亲近的肯定是身边的小太监，小太监很可能从七八岁起就一直跟着他，熟悉他各种小癖好，随意听他驱使，甚至随时可以为他而死。他跟小太监之间的心理距离，一定比跟老师近得多。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哪怕是皇帝，首先也是个人。

当皇帝这件事，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即便是皇帝，在具体处境里的很多反应，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会有的正常反应而已。

人性的挑战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处在什么位置，你首先要做的，都是先求生存，环境越恶劣，你越要先活下来。

活下来以后，一旦掌握了权力，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接下来就会想把这个权力固化下来，不想失去。并且你还希望把这个权力传给自己的孩子，让它长久存在下去。

所有的动力，其实就源自最基本的人性。

朱元璋也是一样的，他经过那么艰苦的创业，当了那么多年皇帝，一生勤勉，无非就是想把这份荣华和权力，能够在子孙万代中传续下去。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动力，他才会做出那么大的努力，他的那些努力，其实已经非常勤奋了，这同样也是人性。

所以每一个人，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人，人性都是基本底色，一个人基本上就是活在这样的本能驱动之中。

区别就是你有没有对这种本能有所觉察，有没有一种超越它的安排。

第六篇 

“德不配位”的现象，在家族传承中必然会存在

一个朝代的崩溃是纵向整合的解体

简单看完明朝的例子，我们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朝代必然会更替，无法真正超越“成住坏空”的规律？

一个朝代在崩溃、解体的时候，其实就是原本纵向整合起来的那个结构的解体，一种纵向整合的解体。

过去大一统的结构中，从皇帝往下，就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

皇帝能够依靠的，一个是皇室贵族，一个就是宦官集团。皇室贵族里包含同姓的兄弟宗亲，也包括母系那边的外戚。

各级官员往下是吏员，再往下就是乡绅、地主，最基层的社会由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组成。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架构。

一个朝代解体的时候，就是纵向链条的解体，大概会有几种原因：

1

一个是农民起义

2

一个是军阀割据

3

一个是外族入侵

这三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一定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累积到“活不下去”的程度，才会慢慢爆发出来。

Q

为什么一个王朝走到最后，一定会走到解体的程度？一定会发生政权更迭？一个王朝为什么必然会走过“成住坏空”的过程？

因为人性，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

首先，随着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开始发展并渐渐走向繁荣以后，官僚机构就会随之产生膨胀和腐败。

刚创业（打江山）的时候，创业皇帝包括官员，往往都是带着理想主义的，也都很勤勉，开始时期会出现许多所谓的名臣。

但到了后期，尤其是经济开始繁荣以后，利益就会成倍地放大。

比如，作为一个宰相，社会很穷时所管理的经济体量，与社会到达巅峰时的经济规模，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个时候，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和考验就会变得巨大。

所以，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膨胀就一定会加剧。于是，就开始出现权臣、派系、党争，权力滋生腐败。

“盛极而衰”的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为什么？

因为“拥有”，本身就会变成一种“被拥有”。拥有得越多，越容易扼杀理想主义。

没有的时候，你可以 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保持勤奋、保持理想。当你拥有的时候，你能不能超越这种拥有？

尤其是当你有了巨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可以随意安排一个人的人生，掌握生杀大权，可以随时要别人的性命，也可以给你带来完全想象不到的享受和娱乐的时候，你能不能超越这种拥有？

这是对人性的巨大挑战，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真正超越这个考验的。

于是，拥有就会不断扼杀理想主义，各种权臣、派系、党争之类，就一定会出现。

我们刚才提到，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组织当中，官员在人口当中的比例，常年大概维持在0.2%左右，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

到任何一个王朝的后期，官员数量的增速往往会远远大于人口的增速，是成倍地往上增长的。

其实跟一个企业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大企业开始走向内部臃肿和僵化的时候，也是不断增加管理层级，原来可能只有三层结构，后来中间就会冒出各种附加的层级。

很多人为了安置自己的亲属朋友，就会想方设法地增加岗位编制。明明某个岗位一个人就够了，他会提出需要三个人；本来一个部门五个人就能干完的活，他会给你讲各种理由，证明必须十个人才能干完。

这样一来，他就拥有了安排工作的权力，可以通过给别人一个“饭碗”、一个职位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

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和严重化。任何社会都一样，任何国家也都一样，今天的社会也一样。

皇权扩大与皇帝昏庸腐败

第二个因素跟皇权有关。

传统社会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国家。皇权在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皇权扩大的动力之一是为了抑制官员腐败），皇帝的昏庸和腐败，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

有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富不过三代”。再优秀的皇帝，也不可能代代子孙都优秀。一个人的儿子和孙子，也许他还能勉强管得着，如果寿命够长的话；再往后，就很难管管得着了。

《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达尔文有个表弟叫高尔顿，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把其核心观点用于人类基因传承的研究上，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智商在遗传的过程中，存在“均值回归”的现象。

Q

什么叫“均值回归”呢？

就是特别聪明、特别优秀的父母，他们的后代，智商可能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会低于他们的父母。而普通百姓、普通家庭的孩子，有可能出现超常基因。

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基因的代际传承，并不是“龙生龙、凤生凤”，比如，科学家的孩子不一定还是科学家。

所谓“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人的心理承受力必须经过苦难才可能磨练出来。

有句话叫“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这个“重”，重在哪里呢？

比如，当你面临非常复杂艰难的境遇、各种生死攸关的局面的时候，你能不能扛得住？

你能不能在各种性命攸关的风险和争权夺利的漩涡中，在别人给你挖的各种坑面前，还能保持清醒，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和洞察力，并且做出狠得下心的决策？

这样的能力，不经历苦难的磨砺是无法练出来的。

不管是拥有极高权力的家庭，还是拥有极端财富的家庭，能够把孩子当成普通人养，不让他们长出一身坏毛病，或者成为纨绔子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明明拥有巨额财富、极高的权力，还能让自己的孩子吃粗茶淡饭、坐公交车，体验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家长已经非常难得了，怎么可能故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吃苦、去受罪？这就太挑战人性了，确实很难做到。

尤其是到了一个王朝的后期，皇子越来越少，只有一个继承人的情况下，生怕他一出门就磕着了或者碰着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把他层层地保护起来的，怎么还可能故意制造机会，让他去吃苦、去受罪、去练心力呢？这几乎不可能。

所以，优越家庭里的孩子一代一代往下传承，是很难真正做到“欲戴皇冠，必承其重”的，因为这个“承重的能力”练不出来，也多半没有机会练。

所以，基于皇权的家族传承，注定会持续面临挑战。而且不仅是皇子继承，就连好用的大臣的任用和传承也是一样的。

史书记载

刘邦在临终的时候，吕后问他：等您百年、萧何也百年之后，有谁可以用？

刘邦告诉她：萧何之后，可以用曹参；曹参之后，可以用王陵，但王陵有点鲁莽，可以让陈平来辅助他。不过，陈平这个人呢，智慧有余，独当一面不行，周勃这个人厚重，少言寡语却非常沉稳，可以让他做太尉来辅助陈平。

吕后又继续问：再往后呢？

刘邦怅然地回答：再往后，就不是你我能管得着的了。

这就是人的自然生命规律。

前两天我在手机上又看到《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剪切的短视频，碰巧也看到了这么一段。

大明王朝1566

公元1566年其实就是嘉靖皇帝去世的那一年。这一年海瑞还上了奏折，痛陈嘉靖朝的各种弊端，言辞犀利。虽然极大地触怒了嘉靖皇帝的龙颜，嘉靖皇帝却一反常态地并没有杀海瑞。

嘉靖这个皇帝，在位期间信奉道教，求丹炼药，追求长生不老，20多年不上朝。但他擅长帝王术和左右人心，虽然长期不上朝，却一直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到了要安排皇位继承的时候，嘉靖身边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儿子了，就是后来登基的隆庆皇帝。

史书上记载，隆庆皇帝是个纨绔子弟，不仅平庸无能、荒淫奢华，还特别懒惰懦弱。隆庆新政的改革措施，正是因为他比较懒惰，不管政事，主要是由内阁首辅们推行的。

隆庆皇帝跪在嘉靖皇帝面前听遗嘱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嘉靖对自己的儿子说：“海瑞的奏章，我看了好多遍，他是在告诉我要君臣共治。但我在位这些年（45年），一直是一个人独治。”

然后抬眼看了看隆庆，说：“你可不行，你没有我这个水平，所以你得用贤臣。”

隆庆问：“那谁是贤臣呢？”

嘉靖回答：“贤臣哪有固定的？是不是贤臣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是贤臣的时候就用，将来不贤的时候就换掉。”

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又说：“我已经给你挑了几个人选，陆陆续续都送到你身边了（就是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已经陆续被他派去做太子师傅），这几个人，你就按顺序依次用吧。”

然后，隆庆又问：“那再之后呢？”

嘉靖无奈地苦笑了一下：“那就天知道了。”

一个人再怎么精心安排，也安排不了太久之后的事。哪怕你再能干，你也没有办法决定后代子孙的状况。

首先，你决定不了他一定能力很强；其次，就算你帮他包办，把他身边的人都提前选好了，你所能影响的时间期间也有限。

所以，“德不配位”这种现象，在家族传承当中必然会存在。因为不可能永远都是“龙生龙、凤生凤”，这本身就违背了基因传承的自然规律。

由于皇权代表着绝对权威，诱惑力太大，皇权的权力斗争就变得非常惨烈。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母子相残、父子相残，还是兄弟相残，都出现过。比如，武则天就连续杀死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

北魏的时候，为了避免外戚干政，拓跋珪制定了一项非常残忍的继承制度，叫“立子杀母”，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就要把他的生母杀掉。后来这项制度虽然被废除，但到最后成为引发北魏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胡太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孝明帝元诩。

无论是母杀子、父杀子、子杀父、子杀母，还是兄弟相残，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都发生过。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皇帝拥有极致的权力，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一旦卷入皇权斗争，就不是说失败了还能安然无恙、退隐山林这么简单，一旦失败，结局往往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种情况下，亲情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权力斗争变得非常残酷激烈，直接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伦。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这种继承制度的安排本身是违背人性的，最终一定是维持不下去的。

宦官与外戚参政

还有一个是宦官的问题。一个王朝走到后期，宦官和外戚几乎必然会因为皇权的不断扩大而参与政事。

皇权为什么要不断扩大呢？因为害怕被相权或者官僚集团架空，怕地方起义，担心兵权威胁皇权，担心税收钱粮到不了国库，所以就要把很多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因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于是就不断把权力从外廷往内廷回收。权力不断向内廷回收的过程中，因为皇帝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精力去驾驭庞大的权力，就只能借助他人。

这个时候能被自己倚重的就只剩了两拨人，一拨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外戚，另外一拨就是从小跟着自己身边长大、熟悉和信任的宦官伙伴。

明朝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小太监从小开始学习，由大学士当老师，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又忠心又听话，又懂规矩，那当然就更好用，所以皇帝就会更加倚重宦官。

在这样的结构下，宦官和外戚参政是必然的。如果皇帝特别强，这个问题或许不会那么突出；一旦皇帝自身的能力或者精力不强，就只好让身边的人来“辅政”。

身边的人一旦开始辅政，就几乎必然会走向“干政”。因为这些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就很难不生出“取而代之”的欲望，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与此同时，一个朝代到了后期，无论是官僚机构的膨胀，还是皇权的扩大、皇室的腐败，都会造成对国库大量资源的侵蚀，结果就是苛捐杂税不断上升，因为要养的“闲人”太多了。

皇室里要养一大批宗室、王爷、外戚和他们的附属人员。地方上地主豪绅越来越多，不断去兼并农田，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农民起义

每一个朝代走到后期，都会发生土地兼并，都会出现大批流民，基层的农民、流民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定是“官逼民反”。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基层农民其实是“臣民”，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公民”。只要日子还能勉强过得下去，一般是不会轻易揭竿而起的。

到了王朝的后期，各种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各种苛捐杂税，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基层农民流离失所失所，把人逼到了绝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农民起义才会爆发。

一旦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农民起义就会此起彼伏。

军阀割据

农民起义或者外族入侵发生的时候，皇帝和中央就要组织力量去镇压，这个时候，不得不把权力往下放。唐朝的节度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育出来的。

唐代鼎盛的时候，疆域有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在这样辽阔的版图之下，外族入侵和边境防御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中央权力不可能及时应对，只能在边疆设立节度使。

最开始节度使只有军权，就是为了应对外部侵扰的需要。有了军权以后，他还需要不断扩张军队规模，要在边境招募兵源，同时还要有稳定的粮草供给。

这样一来，中央就不得不逐步把民政、司法等权力也交给他。权力一点一点下放，最后节度使就变成一个在地方上掌握完整权力的官员，于是也就出现军阀割据。

安史之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实也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一步步演变出来的。

许多问题都并不是某个皇帝一开始就很昏庸，奔着最坏的结果就去了，而是他眼前遇到棘手的问题，一步步“应急”解决问题，最后逐渐演变成到失控的地步。

一旦农民起义爆发，往往会伴随着军阀割据或者外族入侵，几乎是同时出现、彼此伴生的。因为这时的社会已经走到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农民起义之后，权力下放，地方武装力量就被放大，军阀割据的倾向就增强了，而外族入侵又可能进一步推动军阀割据。

与此同时，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况，包括官僚机构的膨胀、皇权的扩大、宦官干政、土地兼并，也都在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相互加速。

皇权为中心：血缘传承对抗人性

到了王朝后期，经济看似繁荣，人性当中“拥有即被拥有”的特点会被不断强化，各种问题就开始集中涌现。

血缘传承的对抗人性

从根源上看，传统社会中的大一统结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以皇权为中心，就必然无法超越这种周期律。因为血缘传承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抗人性”。

刚才反复提到“富不过三代”，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个皇朝、一个家族走到后期，生活太安逸了，就会各种穷奢极侈，后代生活在“温室”当中，一定会养出非常脆弱的花朵。

不仅心力不够、承受力不够，子孙后代的寿命也开始缩短，子嗣也变少了。于是就开始出现少年皇帝，而且往往只有唯一的继承人，你根本没有选择。

这个孩子从小被层层呵护，任性而脆弱。等到他登基当皇帝的时候，很可能一点自我节制都没有。

与此同时，权力斗争又会严重影响教育。在权力斗争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忙着争权夺利，顾不上太子教育。

就像明朝的熹宗朱由校和魏忠贤的那一段，小皇帝有可能连基本的文化水平都没有，就匆忙地在皇帝这个职位上上岗了。

这种情况会不断出现，因为权力斗争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血缘传承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整体的“德不配位”，家族整体的精神力量、道德水平跟不上他们所拥有的权力。

过去很多王朝在覆灭之后，皇室家族几乎是被灭族的，这样的结局是非常残酷的。清朝的满洲政权算是实现了“软着陆”，前面那些朝代很多都是被血洗式的终局。

私权与公权的矛盾

另外，以皇权为中心就必然会面对私权和公权之间的矛盾。

一个政权最初是有合法性的。创业皇帝“打天下”的时候，这个政权是有基础的。慢慢到了后来，所谓的封禅大礼之类的仪式就开始流于形式。皇帝实质上也已经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了。

他心里想的，就是怎样最大化家族的权力，让家族的权位能够永续传承，让家族的财富和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可能真正代表“全民”，而是背离了民心。

把国家当成私产，伴随着带来一系列后果。

比如，皇室有大量外戚的存在，有众多王爷、宗室，这部分人就会变成一个庞大而腐败的“寄生群体”，长期侵占国家资源。

与此同时，皇帝其实也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权力一旦被私有化，就会本能地害怕被反对、被废黜，于是就不断往回收权。从地方上设置分权和制衡，逐渐到中央的高度集权。

到了明清之后，皇帝的权力集中到了极致。这就是公权和私权之间的矛盾。

军事管理的困境

皇帝不再代表民心，而是从私人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样一来，在军事管理上，为了避免国家分裂，为了缓解自己“天下为私”的不安全感，他在军队制度上就会做出一种安排：“文武分职、以文治武、兵将不相习。”

大体上，从宋代以后就是这样，尤其是安史之变之后。为了避免军阀割据、避免地方上出现强大的军事集团，宋代以后就开始明显“重文轻武、以文制武”。

到了明朝，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时候，不得不自己招募和训练戚家军，才能打倭寇。因为整个政府的正规军已经完全不能打仗了，权力被拆得太分散，兵将平时不在一起训练，平时兵是兵、将是将，各守一摊，上战场之前才临时凑在一起组成军队。

为了防止军权独立，兵部的权力也被切得很散，全国划分成若干个军区，兵部真正掌握的只是有限的人事权，只负责任命一些基层的军官，重要的任命权都在皇帝手里。

军队的粮草供给、武器装备，包括刀枪的配发，由多个地方共同摊派。中央不会统一下拨军费，形成一支真正完整的作战力量，而是好几个地方拼拼凑凑地供应。

史料中记载，戚家军上阵打仗的时候，给士兵发放的兵器规格都不一样，有的甚至是生锈的，粮草也时常不能按时发放。

在这样的体制下，到了大明王朝后期，努尔哈赤刚刚崛起的时候，满族军队的人数并不多，但为什么能把庞大的大明帝国打垮？

就是因为在这个庞大系统的内部，为了避免内部分裂，把军权拆得零零散散，打仗的时候又是文官指挥武官，上面还有内廷宦官做监军，各种层层制衡。结果就是，对内制衡做得非常充分，对外防御却极其薄弱。

在武官选拔上，也不太看重军事战略、作战韬略，更看重的是“能不能出力”和“听不听话”。到了战场上，怎么作战、怎么调兵、怎么用兵，往往是文官说了算，旁边再派一个宦官监军。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靠人，最多再加上兵器和马匹；而养马在过去又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因为国家疆域很大、交通和通讯技术又并不发达，为了避免内部分裂，就把军权拆得支离破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外的防御能力。

到了明清中后期，中国整体的军事防御能力都相当薄弱。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八旗军还是绿营军，几乎都不堪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从地方团练起家，一步步练成一支军队，才打败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本质上也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

传统的经验与启示

总体而言，传统大一统社会以皇权为中心，进行家族传承。驱动力是这个家族要长期当皇帝，把整个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

于是，私权和公权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皇帝的不安全感就不可避免，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自然会被削弱，最后逐渐走向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导致国家崩溃的外部条件，一个是外族侵扰，一个是军阀割据，一个是农民起义，外族侵扰还会加速军阀割据。

在这样的结构下，闭关锁国至少可以暂时降低外族侵扰的可能性，“别人不来惹我，我也尽量不出去惹别人”，这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项。

所以，从源头上讲，因为整个结构是皇权为中心，就注定它不可持续，一定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兴衰规律。

虽然每一个皇朝，不管是朱元璋的家族、刘邦的家族、刘秀的家族，还是李渊、李世民的家族......，都不可能永远统治国家，最终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中国这种“大一统”的格局，却一直在延续。

这就是我们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第七篇 

朝廷易主，乡土如故：中国大一统延续两千年的深层密码

百代都行秦政法

毛泽东讲过：“百代都行秦政法”。据说他还经常讲另外一句：“劝你少骂几句秦始皇。”因为有了秦始皇，才有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创举，在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里，长达两千多年多年一直保持着大一统。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创举，这么庞大的国家，能够一直以统一的形式存在到今天，没有第二个例子。

他讲的“百代都行秦政法”，意思是说，尽管朝代更替、权力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权、层级制的专制行政体制，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后代只是继承前朝的制度基础，在细节上略作变更而已。

意思是行政管理架构和体制本身是延续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思想道统”和“文化基因”一直在传承，始终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整个社会体系，这个底色没有变。

行政管理架构和体制的延续

Q

为什么朝代更替之后，大一统格局还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几乎没怎么改变。

无论是在唐朝的基层，还是在明清的基层，农村社会的基本样貌变化不大。只是换了一拨人来管理同样的社会，基本的治理方式和文化秩序还在那里。

人们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

比如，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而建立北宋。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会把前朝的官僚体系大换血，重组织一批人。赵匡胤却是把后周时期的大部分朝臣保留了下来，虽然换了天子，却基本延用了原来的官僚系统，这在传统社会也算是一种创举。

从秦汉开始，真正支撑中国社会的，除了皇权之外，还有士大夫构成的官僚系统。

这个系统，从最早的察举制度、举孝廉，到东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再到隋唐以后确立的科举制度，一直在演进。

它给基层普通的读书人提供了机会，只要足够优秀，就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管理国家。这个士大夫阶层，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读书人，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

所谓“郡守入相、郎官出宰”这样的升迁路径（汉代就已经成熟的制度），要求一个人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当过县令、郡守，才能一步步升到中央做大臣、做宰相。

据说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中央组织部门开会时也会引用这句话，强调官员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当过县委书记的人，到了中央制定政策的时候，才真正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什么样。

传统读书人的理想就是“致君行道，泽民于世”，要么在朝为官，在中央为天下立命；要么身在地方，做乡绅、做家族的大家长，在乡里教化一方。

这样一个儒生集团，从个人角度来说，他的终极理想是“天人合一、成王成圣”；从国家层面来说，就是为了实现“群居而和”“天下大同”。

“群居和一”这个概念出自于《荀子》，里面有对人性的很多分析。

每一个人都追求拥有，这是人性的本能。一旦拥有了，就会希望不断去放大这种拥有，希望能长久地拥有，希望能够惠及子孙后代，让他们也长久地拥有。

这是人性的基本特点，因此，人和人只要群居在一起，就一定会有冲突和矛盾。

Q

那怎样才能让人“群居在一起而合一”呢？如何以“和”为最高精神呢？

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在研究的课题。

《荀子》

《荀子》里有一段话专门讲，人是群居的动物，如果离开人群、独自生活，可能根本活不下去；但人和人一旦群居在一起，又难免会有各种冲突和矛盾，互相抢夺、互相争夺，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大家都这样你争我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出现各种人间悲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冲突，甚至是战争。

所以，为了解决“群居而能合一”的问题，中国的圣贤们就一直在探索实践的解决方案。只有群居合一，将来才能做到“君子和而不同”，最终才能达到“天下大同”，这是中国先贤们追求的集体理想。

个人的理想呢，就是“天人合一、成王成圣”。

个人理想和集体理想之间又是天然打通的。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儒家是把道德作为最高理想、最高追求的一个理想主义体系——儒家本身就是理想主义。

在这样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的士大夫集团，凝聚了全中国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读书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进入国家机器，进入朝廷，成为“天子门生”，去管理国家。

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过去那些最优秀的读书人，“国家”和“个人”、“公”和“私”之间是天然打通的。

至少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一种和谐，无非就是“管小家”和“管大家”的区别。你在自己家庭里，也是依着儒家的伦理来生活，讲求群居合一、讲秩序、讲和谐，把你的小家管好。

如果你能力足够强，那就进入仕途，成为天子门生，替天子管理整个国家、整个天下，也就是把“大家”管好。

所以，管大家和管小家，其实只是能力大小的差别，基本伦理和逻辑是一样的，都源自同一套儒家理想，要让大家“群居而能合一”，天下才能“大同”。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朝代在不断更替，而中国社会大一统的架构却始终在延续。

首先，是我们的“思想道统”和“文化基因”一直在传承。所谓“人弘道非道弘人”，文化基因最大的载体就是由士大夫构成的官僚集团，凝聚一代一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去把这个中国这个“大家”管理好。

广大基层社会的稳定

与此同时，广大的基层社会又相对稳定。

传统中国社会，受到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的限制，基本上是“皇权不下县”。基层的组织单元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宗法家族。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就是传统社会里很典型的族长形象。

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单元的宗法家庭和宗法家族，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会和官府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维护地方治安，调停家族内部各种经济与人情纠纷；

另一方面，帮扶家族中优秀的后辈读书上进，也会帮助官府征收税赋、田租，维护地方秩序，维持地方的和平与稳定，相当于“基层治理”的功能。

一旦天下分裂、社会陷入动荡时，这些宗法家族因为本身是地主集团，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又拥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往往还会有一些由家丁组成的小武装，能够完成自我保护。等到社会重新安定后，他们又会重新出来，继续维持地方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相当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载体”，所以基层社会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比如，著名的范仲淹家族，就是北宋那位寒门宰相范仲淹，据说他的家族传承了一千多年。

这些地方的族长、乡绅，本身就是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明清时期，他们其实就是官员、知识分子的延伸。

有些是致仕回籍的官员，古代讲“守孝”，父母去世之后要守孝三年，这段时间必须回到家乡；或者退休后不能留在京城，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这些时间里，他在家族里自然就承担起家长、族长的角色。

还有一些是官员的子弟、亲戚，或者州县里的生员、监生，后来考中举人、会试功名、进士的这些人。

只要他是受过儒家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即便暂时还没做官，在家乡、基层社会里，也会自然而然成为地主乡绅、成为家族的家长，从而起到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种基层社会单元和整个国家体制之间，是“基因同构”的。

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治、经济与学识是一体化的”。

政治：

政治权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权”。在基层社会里，过去的家族族长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如果家族里有人犯事，他是可以直接处理的。所以他掌握一定的管理权，同时还包括收租权等等。

学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像今天推行义务教育和全民教育，基本上只有地主家庭才有条件读书，广大乡民是没有机会读书的。所以这些人，在农村社会里本来就是知识分子，是有一定学识的人，而且他们的学识是带着道德理想主义的，以儒家教育为底色。

经济：

因此，他们既有知识文化，又有管理权，同时也有经济地位（出身于地主家庭）。

所以他们的政治权力、经济地位和学识水平是统一的。

现代

我们今天社会常见的一个矛盾就是，有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经济条件一般；有的人经济条件非常好，创业成功成了老板，但道德和文化水平却不一定够，三者之间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冲突。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三者是天然合在一起的，掌握基层社会管理权力的族长、乡绅，本身也是有学识、有文化的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去管理基层社会，正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是普通民众当中少数有文化的人，是被公认的“德高望重者”，拥有公信力。所以，当他们去调停邻里琐事、处理纠纷时，大家也会普遍认可他们的立场和判断。

今天

在今天这个以现代西方观念为主导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个人在组织中虽然担任了某个职位，拥有职位所赋予的权力，但大家在心里未必认可这个人的能力，甚至觉得此人的品质也不行。

本质上，就是职位的管理权力和任职者的学识与人格之间发生了断裂。

作为领导，虽然有权力，却没有威信，在人群当中无法建立公信力。

权力是职位赋予的，威信却只能来自于一个人的人品和学识。

这就是传统社会大一统架构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虽然天子换了，广大的基层社会基本上没有变化，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没有改变，一直承载着文化基因。

与此同时，整个庞大社会的中间架构，由儒生、知识分子构成的官僚集团，也是前赴后继，从未断绝。一个朝代过去，换了一批人统治和管理国家，这套架构、体制和基层社会，却基本上没有改变。

第八篇 

儒家思想：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底层逻辑

大一统社会的核心决定因素

Q

为什么由士大夫形成的官僚机构和我们广大的基层社会，会因为儒家传统而具有这么强韧的生命力呢？

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和稳定的大一统结构。

他们的著作之一《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的架构。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儒家意识形态包括一整套天道观、社会观和伦理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的三层结构：

上层是大一统的官僚机构；

中层是乡绅自治；

基层是宗法家族组织。

从组织形态上看，整个社会组织形式就是由这三个层级构成的。

这三个层级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是整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以意识形态为根基的。

三个层级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之间天然就有“统一共识”。

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在组织里经常讲“统一共识”和“统一思想”，但在传统中国，制度的底层设计就天然包含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内在基础。

因此，意识形态是深深嵌入社会组织当中的。儒家学说不仅是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在基层对百姓实施教化的理论依据。

也就是说，这样一套意识形态，从上到下、从普通百姓到皇帝，至少表面上都是认同的。

当然，你私下里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在“说法上”大家是认同的，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承认这套伦理基础。

社会组织形态

于是，社会组织形态就以这种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设计选官制度，儒生集团就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组织者。

也就是说，这套意识形态最终是通过儒生集团体现出来的。

无论是管理上层官僚机构、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那一批人，还是中层乡绅自治那一批人，还是宗法家族里的族长，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儒生。无非是能力高一点的去了朝廷当官，能力稍弱一点的就在基层管理家族。

于是，这样一套儒家意识形态，不仅渗透到上中下三层社会组织当中，而且还以“儒生阶层”作为载体来运行这套规则。

这个儒生阶层，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组织者，不断凝聚整个社会，完成纵向整合。

Q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背后的伦理是一致的，而且上下之间是打通的。

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这种理想主义，最终就是以儒生为代表、以儒生为载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常说“人弘道，非道弘人”，儒家的伦理，就是通过儒生阶层渗透到整个社会中的。一个人只要成为“儒生”，他就自然成为这套秩序的载体。

传统中国的思想演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Q

为什么这套儒家伦理意识形态，能够在中国社会当中展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在今天来看，虽然经历了一个个朝代的不断更替，儒家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具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本身也是在持续成长、不断发展，处于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

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开始，中国的思想史一直在持续发展、健全和完善。我们来看一下它大致的发展历程。

传统中国的思想演变，这样一个文明的存在，其实也在持续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中。

夏商周

周朝的时候，实行分封制、宗法制，采用礼乐制度。

那个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农业社会的基本架构，以周天子为核心形成天下共主，一圈一圈地向外放大，宅兹中国的概念在这片土壤上扎根。

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有乡土中国的印记，乡土人情的烙印还比较深厚。

春秋战国

到了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其实是走向大一统的前奏。

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分裂以后，整个社会到底怎么重新凝合在一起？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很多学说。这个时期，其实是在为走向大一统奠定基础。

秦汉

到秦朝统一六国，初步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再到汉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天人感应”和“以皇权为中心”，大一统的架构基本上完成。

这个时候在国家管理体制上开始出现儒法合流，外儒内法。

钱穆、许倬云等历史学家都提到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历代的管理基本上都是儒法合流——外儒内法，没有绝对的儒，也没有绝对的法。

西汉宣帝就曾对自己的太子（元帝）讲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儒家更强调道德理想的教化和引导，而法家注重是“法、术、势”的统一，强调外在约束、制度、规矩的重要性，并且还需要一套领导术。

汉代承接秦的大一统国家格局之后，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帝王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

这样一套大一统思想基础的建立，大一统社会架构的正式提出，源于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

他提出君主集权的概念，天子为什么会成为天子？因为他是代表民众的，代表着“天”的意志。为什么叫天子？就是因为他有天人感应的能力，代表天意。

所以在汉朝的时候，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一旦发生天灾，比如水灾、地震、虫灾等，都会被认为是上天通过自然灾害来示警，是“天”在发出某种信号，意味着统治中存在过失，皇帝存在不称职的行为。

所以汉朝的时候，一旦发生重大的天灾祸患，皇帝就要下罪己诏，做自我检讨，甚至还会让丞相出来谢罪，也有让丞相自杀的方式平复“天怒”。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这套说法就有点说不下去了。东汉后期大概一百年间，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可能跟当时的地理状况、气候变化有关，如果继续用这套理论来解释，就讲不通了。

所以从魏晋之后，就不再动不动讲罪己诏了，不再完全采用这套说法。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天人感应”这套学说归根结底，就算皇帝不称职，你是没有办法更换皇帝的。这是“天人感应”这套说法大致的来源和发展。

汉朝时期也初步形成了由儒生组成的官僚集团，官僚和知识分子相结合，文吏和儒生相结合。负责办文书、办程序、办文件的这些人，也由儒生来承担，出现了所谓的士大夫集团。

思想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发生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法开始东传，进入中国，第一个遇到的就是道家学说（后来发展成道教）。

据历史记载，那个时期发生了规模庞大、非常壮观的“佛道辩论”。据说是在当时的都城洛阳，中国各大名山道观里的有为之士都参加了。

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道教开始兴起。黄巾起义也跟道教有关系，包括太平道等。

天下大乱、流民失所的时候，人们更需要一种内在的依靠和信仰。于是道教就陆续分化出不同的教派，出现了类似画符保命、求平安、做法事之类的做法。

总的来说，儒家在秦汉这一时期最大的贡献，一方面是建立了大一统的概念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另一方面是帮助国家建立了君主集权的体制。

儒家在这段时间的最大作为，就是不断辅助皇帝治理国家，其实是在做“外王”的工作。

如果用“内圣外王”的结构来讲，这个时候儒家最大的理想和努力，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

儒家为什么会提出这种“群居合一”的概念，从“人”这个起点再往外推到整个人间秩序？因为这是儒家最大的理想，所以他们在不断展开尝试和实践。

从董仲舒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之后，儒生构成的官僚集团就一直在展开对国家的治理。

但到了东汉末年，儒家学说第一次受到重大的质疑。为什么呢？一方面东汉朝廷出现了两次“党锢之祸”，宦官掌权，知识分子们被集中迫害，儒生官僚们受到排挤，甚至被大批杀害。

另一方面，汉朝的选拔制度是举孝廉、察举制，到了东汉末期，民间出现了很多功名钓誉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伪君子”。

因为选官要看“孝廉”，于是就有各种作秀的行为，想办法表现自己孝顺的品德，失去廉耻，甚至出现很多奇葩的事件。

比如有人在父母去世之后，表面上悲痛万分，坚持为父母守灵守孝，后来却被人们发现，他在父母的墓旁边建了个房子，里面还生了一堆孩子……类似的奇葩事件层出不穷。

东汉后期朝廷基本是内廷主事，因为从第四、第五个皇帝开始，基本上都是幼年皇帝，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外戚和宦官为了集权，一定会打压儒生官僚。

儒家的这套理论到了这个时候，一方面被官方拿来作为工具打压知识分子；同时在地方上又出现了大批伪知识分子，打着儒家伦理的旗号沽名钓誉的人。于是，知识分子们第一次对儒家这套学说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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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存档于：2026-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