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情况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部已酝酿着一次农民大起义。当时的一个大诗人和今文学家龚自珍已经预感到这次大变的来临，把这样的时代称为"衰世"。他认为，"衰世"的特征就是"无才"。他认为，当时不但没有有才的官吏，而且没有有才的工商，甚至没有有才的盗贼。他指出，其实并非真正没有有才的人，而是，假如有有才的人出现，他就要"见戮"，就是说要受迫害。他是不甘于受迫害的。他说："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龚自珍全集》第一辑）龚自珍形容当时的当权派的腐败情况说："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与人笺》五，《龚自珍全集》第五辑）龚自珍指出，在朝廷和在都市的当权派既然如此腐败，社会的重点就不在"京师"而在"山中"了。他说："京师贫，则四山实矣。""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龚自珍全集》第一辑）龚自珍所说的"山中之民"，主要的还是指有才而不被用的"隐士"，并不是指乡村农民。不过他的话预示当时的社会即将有重大的变革。他也初步见到当时的一些比较根本的社会问题。他指出当时富豪兼并、贫富不均的情况，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同上《平均篇》）龚自珍认为，社会中贫富的矛盾是历史变革的根本原因。他说:"大略计之，浮（有余，指富人）不足（贫人）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
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贫富的差别越大，阶级矛盾就越尖锐，人民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统治者便不能保持其政权。龚自珍不知道阶级，更不认识阶级斗争，不过他看到了一些现象。
这是龚自珍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分析。照这个分析看起来，他所说的"山中之民"不仅是隐居在山中的有才之士，也包括受剥削的劳动人民。
在龚自珍逝世后不久，他所预感的"大变"果然来到了，那就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第二节洪秀全传略
洪秀全（公元1814年一1864年）原来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随着他的父亲往来于广东、广西之间，做乡村教师。他本来也是希望从科举得一个出身，但参加了两次乡试都没有成功。以后他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宣传基督教，并称之为"拜上帝教"，并利用传教的机会组织农民，他对于当时的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当时的社会现象很不满意，他批评说："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犁）省或乌龙（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见洪仁圩《英杰归真》）他这一段话，不但说出了他自己对清朝政府和社会现状的愤怒，也说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愤怒。
在这些基础上，他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举行了农民大起义。他领导的这支起义大军从广西打人湖南，沿长江东下，所向无敌，一直打到南京。他在南京建立了自以为是全国性的政权，称为太平天国，自立为天王。这个政权一直支持到1864年才因内部交讧和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其支持的时间之久以及社会体制变革之剧，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中是无前例的。
第三节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在现有的太平天国的文献中，被称为"太平诏书"的有三篇文章：《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三篇文章从题目的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组。据瑞典人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载："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两年，秀全留在家中，仍执教鞭为业。在此期间，彼曾做数篇文事、问答及诗歌，均发挥宗教真理者。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篇。其后均加增内容，编人后来在南京印行之《太平诏书》。"韩山文这样说，根据的是洪仁圩提供的材料，应该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这三篇文章是洪秀全还未起义的时候宣传拜上帝教的宣传品。
这三篇虽然是同一个时期的同类作品，但三篇之间也有个先后。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它们的先后，但就其内容看，这个先后是有的，代表洪秀全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
照历史的正规方法，应该先证明这三篇的先后次序，然后照着这个次序说明其内容的发展过程。现在却以其内容的发展过程规定其出现的先后次序，这是不正常的，不是历史学的正规方法。但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下边所说的发展过程是我的推断。
照我的推断，这三篇的先后次序应该是：《原道救世歌》在先，《原道醒世训》次之，《原道觉世训》又次之。
《原道救世歌》中用了许多中国历史中的思想资料以说明拜上帝的意义，但其立场基本上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通知识分子的立场，并从这个立场上分别"正"与"不正"。例如，其中讲到有六种"不正"："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第二不正忤父母，大犯天条急自更……孝亲即是孝天帝，逆亲即是逆天帝"；"第三不正行杀害，自戕同类罪之魁"；"第四不正为盗贼，不仁不义为所宜"；"第五不正为巫觋，邪术惑众犯天条"；"第六不正为赌博，暗刀杀人心不良"。这些说法与中国传统思想并无二致，尤其是以淫为第一，以忤父母为第二，这就是封建传统中所说的"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洪秀全又举周文王、孔丘、颜回为"正"的例，以黄巢、李自成为"不正"的例，这就更说明了他的立场。
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把《礼运》中所记录的孔丘的话"大道之行也"一段完全抄下来。这段话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社会，是乌托邦思想。在近代，康有为、孙中山都引过这段话，作为他们斗争的目标。乌托邦思想是人们对于现实社会不满和希望改革的表现。《原道醒世训》引这段话，说明洪秀全的立场已经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立场。他的立场开始转变了，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了，他希望把世界改造成为"公平正直之世"。这是他的宗教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
这个进步在《原道觉世训》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篇的内容是宣传拜上帝教的教义，并提出"阎罗妖"这个名称。这篇作品反复证明上帝的存在，说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是天地万物的养育者，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是唯一的至上神，上帝之外没有别的神。要以上帝的是非为是非，凡不合于上帝旨意的言论行动都是"阎罗妖"，"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照基督教的《圣经》中说，人类的祖先住在上帝为他们所设的"乐园"中，本来是极幸福的，后来听信了一个毒蛇的话，上帝大怒把他们赶出"乐园"，让他们到现在的世界上受苦。《原道觉世训》肯定"阎罗妖"就是那个毒蛇的变种，这说明这时的洪秀全离开了传统的思想资料，而直接以西方的《圣经》作为立论的根据。这样，他就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决裂了。
这是洪秀全宗教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原道觉世训》这个阶段上，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已经定型，不再发展了，后来太平天国的一切措施就是这个思想的表现。
太平天国成立时以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称为天王，天父通过天王统治天国。本来封建社会中的皇帝也是自称奉天命进行统治，不过洪秀全的办法很特别，据他说，天父可以下凡，附在他的身上，用他的嘴发号施令，等到话说完之后，说一句"我回天矣"，这句话说完后，洪秀全的嘴就开始又说他自己的话了。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有一部分就记录这种情况，称为"天父下凡诏书"。
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是东王杨秀清。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之间有矛盾，当矛盾激化的时候，洪秀全就自称"天父下凡"依附在他的身上，传天父的命令打杨秀清的屁股。据韩山文的记载，天父附在人身上说话的办法本来是杨秀清创造的，他当然知道这是骗人的，他有时也自称天父附在他自己身上，传天父的话，打洪秀全的屁股。洪杨内讧是太平天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说鬼神能附在人的身上说话，这是很原始的宗教迷信。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就是以这种原始迷信为其表现形式。这种神权政治使其社会体制的改革都成了有名无实，起不了积极作用。
中国的近代维新有两个基本课题：反对封建主义和向西方学习。就反封建这一方面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似乎是很彻底的。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已经表示和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有一个建议，要把"四书五经"全部烧毁，禁止流通。从表面上看，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可以说是很彻底了。
什么是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呢？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四大绳索"，他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十三页）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彻底和中国传统文化决裂，应该把这四大绳索一扫而光，但深人一点看并不是如此。他以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他自己为"天王"，这是以全社会为一个大宗族，"天父"为其天上的族长，"天王"是其地上的族长。地上的族长自称奉天上的族长的命令进行统治，这就把君权和族权统一起来了。
太平天国的组织本身就是一部国家机器，天王凭着这部机器进行统治，这就是政权。太平天国虽然废除了阎罗天子、城隍土地的鬼神系统，但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一套鬼神系统，如"天父"、"天兄"之类。在太平天国，妇女的地位似乎有所提高，但这只限于个别的人，对于一般的妇女还是强调夫权。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即《旨准颁行诏书》中，有一组《幼学诗》，标题为《妻道》的一首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这是对夫权的强调。另有一组《天父诗》，其中第三百七十八首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这是对于四大绳索的总强调。
就这些文件看起来，太平天国并没有真正废除封建主义的四大绳索，把老百姓解放出来，而是改头换面，把封建主义的绳索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天王是族长，是皇帝，又是教主，这样的"三位一体"使天王更容易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关于向西方学习，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有一个文件题为《天条书》，其中说："又有妄说拜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当初皇上帝大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来，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人鬼路，被阎罗妖所捉。"这是说，基督教所指引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大路，西方国家顺着这条大路一直走下去，中国则受了阎罗妖的迷惑，走人了邪路。言外之意是说，西方走的是大路,所以兴盛；中国走的是邪路,所以衰落。他的意思也是向西方学习，不过他认为，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所以中国人也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阎罗妖。
另一个文件《诏书盖玺颁行论》提出了一个排除的具体办法。它说："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书》、《新遗诏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所谓《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就是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和《新约》，所谓《真天命诏书》就是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
这个办法是否真已实行，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当时有这一种议论、一种建议直接作为官方文件发布出来，这是事实，这就足以说明当时思想斗争的情况。
初步看来，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其实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科技是在和宗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西方的"长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
在社会的新旧交替中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旧瓶装新酒，换药不换汤；另一种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前一种虽然不直截了当，有点拖泥带水，但还不失其进步性，因为瓶子虽然是旧的，酒却是新的。后一种表面上看来是直截了当，但实际上酒还是旧酒，药方上的汤头名字虽然换了，可是药没有换，这种情况不但没有进步性，而且还有很大的危害性。
英国的变革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英国的国王到现在还享有中世纪的排场，但是他与内阁的关系变了。在中世纪，内阁听国王的话，国王怎么说，内阁就怎么办。现在是内阁怎么办，国王就怎么说。所以，英国虽然还保存着国王和皇室，但还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典型。太平天国的改革表面上看好像反封建，但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西方中世纪是神权政治统治的时代，后世称为黑暗时代,，资产阶级势力的兴起，削弱了神权政治的统治，出现了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打破黑暗时代的曙光。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时期虽然落后于西方，但已接近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所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近代化，而不是退一步的中世纪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
第五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有一个官方文件，称为《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制度实行过没有，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但这无论如何总是官方的一种思想。这个制度废除土地私有，由国家按人口分配，称为"授田"。它指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制度又规定：每家住宅的周围都要种上桑树，每家还要养五只母鸡，两口母猪。在粮食收获的时候，每家留下足够一年吃的粮食，其余的收入都交"圣库"。制度规定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制度规定：每二十五家设一个"圣库"和一个礼拜堂。二十五家中，如有婚丧等事，都由"圣库"另行补助。每逢礼拜日，二十五家的人都聚在礼拜堂"读圣经，讲道理"。
在太平天国，手工业工人都组织起来，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由国家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称为"诸匠营"或"百工衙"，集体生产。
在天京（南京），有一个总管公有财富的府库，叫"天朝圣库"。在天京内，政府和部队中的人，以及天京的人民，都没有私人财产。一切财富都归天朝圣库。自天王以至人民，每日的生活所用，都由圣库供给，实行供给制。
《天朝田亩制度》用了许多规定，想建立理想化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觉得它很了不起。特别是它以天父的名义废除土地私有制，这确实是一个革命的措施，是任何封建政权所不能做、也不肯做的。
就制度的全面说，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一方面是经济上的。
就政治方面说，这个制度是用军队的组织办法把农民家庭编制起来，成为一个产业大军。这个大军平日从事生产，到礼拜日"由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接受思想教育，从事宗教活动。这是加强对于老百姓的管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大兵营。诸匠营和百工衙的组织也有这样的意义。
从经济方面说，这个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和中国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其具体的办法类似于孟轲所宣传的井田制度。孟轲以后，历代的社会思想家都以这种制度的设想作为缓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的办法，不过向来没有实行过。人们对这个设想越来越感觉到其陈腐，《天朝田亩制度》仍然在这个设想中打圈子，那就不仅是陈腐，而且是时代的错误。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近代化。近代化的农业应该是以机械化的大农业替代个体生产的小农业，以商品经济替代自然经济，以按劳分配的原则替代平均主义。洪秀全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历史潮流。
第六节洪仁圩的《资政新篇》
也不能说太平天国没有了解近代化的人，洪仁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洪仁圩（公元1822年一1864年）是洪秀全的一个族弟，在洪秀全创"拜上帝教"的时候，他就积极参加，随同洪秀全做宣传工作。他于太平天国后期才到南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任命他为军师，"总理朝政"。他一跃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称为《资政新篇》。这是他的一篇施政纲领。
这篇文章的开头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时而行而已。"
"因时制宜"四个字是《资政新篇》的总精神，也是这篇文章的理论上的大前提。从总精神出发，这篇文章又泛论了各国的情况和经济方面的进步，认为西方强国"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也就是说西方有先进的工业文明，所以落后的国家应优先与其交往，向其学习。文章中又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实例以为证明，例如："俄罗斯邦……屡为英、佛（法）、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法）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无人知其为俄之长子也。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又预言："日本邦近与花旗邦（美国）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认识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得的。洪仁圩论及各国情况，就是要点出"因时制宜"的那个"时"字，以见太平天国所处的"时"，这个"时"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这是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小前提。
在这种"时"中，所制的"宜"应该是什么呢？照上面所说的大小前提推论下来，应该是走工业化的路，推行一些工业化的措施。这是这篇文章的理论结论。这篇文章通篇看起来是一个三段论法。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这是一篇大文。
《资政新篇》也讲了不少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的具体措施。一个是"兴车马之利，以利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一个是"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天国兴此技……国内可得无虞，外国可通和好"。一个是"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一个是"兴银行……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再一个是"兴市镇公司，立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其它还有采矿、发展邮政等具体办法。其基本的精神是，具体的工业化应该交给民间的商人和能工巧匠自己去做，国家可以提倡和鼓励，用政治权力保护私人企业的经济权益和技术专利，并用税收的办法予以调节，但不必插手。这是洪仁圩论述工业的特点。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学习和实行工业化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流。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由谁来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并不是一个空谈，它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带动它。有两种可以走的道路：由下而上的道路和由上而下的道路。这两种道路在开始的时候好像是相差不远，但是越走差别就越大。洪仁圩所主张的是由下而上的道路，可以称为以商带工。曾国藩在清朝政权下所走的道路是从上而下的道路，可以称为以政带工。
洪秀全对于《资政新篇》表示同意和赞赏，但是经过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不能有所作为了，所以《资政新篇》所提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一篇大文成为一片空谈。以商带工的道路没有实际走下去，其实践中的效果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七节总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无论研究什么事物，都要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如其不然，而只笼统地看，笼统地说，那就要被事物现象和主观成见所蒙蔽，得不到事物的本质。
笼统地看，洪秀全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了农民大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支持了十几年之久，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分析地看，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这是事实，至于太平天国是不是农民政权那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真正的农民政权，这也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农民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转来转去还是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打圈子。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打倒了当时统治的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他自己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等他登上宝座的时候，他自己就变了质，他所建立的新政权也变质了，它就是一个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了。在元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起初确实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当农民起义打倒元朝统治以后，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时他就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明朝太祖皇帝了。他所建立的新政权也就不是农民政权，而是封建政权了。
明朝的统治后来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所推翻，李自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大顺政权。如果这个政权能支持下去，那也只是在中国历史中的许多王朝又加了一个大顺朝。
照一般的说法，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以历次起义的胜利果实都为野心家所篡夺。实质上这也说不上是篡夺，而是势所必至。因为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以只好在旧的生产关系中打圈子。在起义胜利以后，他会想到用选举的办法选举总统吗？这是不可能的。他只好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只好由他们自己的领袖担任，这是势所必至。
洪秀全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他自己做了统治者，这也是势所必至。所不同的是，他不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用的封建统治那一套，而是用一种新的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他自称为天王，以上帝为天父，以耶稣为天兄，天王奉天父、天兄的命令进行统治，天父、天兄通过天王进行间接统治，所以称为"天国"。这是西方中世纪式的神权政治。
笼统地看，这是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成绩，他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分析地看，向西方学习是要学习西方之所长，而不是西方之所短，是要把中国近代化，而不是把中国中世纪化。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而不是西方的宗教。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在和西方的宗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通商是对中国人民的物质剥削，传教是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麻醉。洪秀全宣传基督教，实行神权政治，这在客观上和西方的侵略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中国历史中的农民起义向来都以一种宗教为组织形式，因为农民是散漫的，如果没有一种宗教作为中心，他们就组织不起来。洪秀全等人用拜上帝教组织农民，这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和黄巾起义用太平教作为组织形式完全一样。不过洪秀全等人适逢其会，自己先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先信了基督教，所以就利用基督教组织农民。这正说明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在中国社会中发生了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了这些西方传教士所不能起的作用。
就宗教这一点说，宗教学家认为基督教是一神教，比之于多神教是进步的。洪秀全宣传基督教，称之为"拜上帝教"，认为只有上帝是真神，中国的民间迷信，如阁罗天子，城隍土地之类都是阎罗妖。据他说，"天父"能附在他的身上说话，这是用了中国民间迷信的说法，这样的上帝真正成了妖魔鬼怪，不是一神教的上帝了。他所宣传的拜上帝教实际上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民间迷信相混合的一个大杂烩，是地道的多神教，不是一神教。
在一种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有些社会力量顺着历史发展的主流推动历史前进；也有一些社会力量违反社会发展的趋势，把历史拉向后退。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变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主流是近代化，其主要的内容是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这是近代维新的主流。从本章的分析看，洪秀全的宗教宣传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正是逆流而行，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推动前进或拉向后退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
(本章所引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均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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