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阵风所要引来的山雨，应该是资本主义。有了这阵山雨，中国封建的残余就可以一扫而光了，中国社会也就不是半封建社会了。可是，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忽然从西方刮来了一阵逆风，阻碍了山雨的来临。它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这种势力不但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社会，而且又加上许多殖民主义的枷锁，这就使中国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先进的人们前仆后继，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斗争，这个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主流，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也成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史的主流。
这股逆风的风头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个战争给中国的打击太大了，使中国人不分上下都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战争形成了一种新形势。怎样应付这种新形势呢？当时的一个先进人物魏源，提出了一个总对策。
第一节魏源的总对策
魏源（公元1794年一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先进思想家。他的学问方面很广，在经学、子学、历史、地理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著作，特别重要的是他是当时比较了解西方情况的人。
在鸦片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裕谦的幕府，在浙江跟英国的侵略军队打仗。战争失败后，他极为悲愤，他说：这种情况"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划"（《海国图志》序）。当时，他就是积极提出"讲划"的一个人。
魏源的主要著作是《海国图志》、《圣武记》、《古微堂集》等。
魏源根据林则徐所搜集的西方历史、地理的材料，加上他自己搜集的，编成《海国图志》，这是当时介绍西方情况的最主要的一部著作。《海国图志》记叙英国的事情特别详细。他对于英国的评论说："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得胺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卷五十二）魏源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殖民地，剥削殖民地人民的事实，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这几句话说出了资本主义的本性。
对于当时的新形势，他的总对策是："以夷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实行闭关主义的政策，关起门来自尊为"天朝"，认为没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的人都是野蛮(夷）。"天朝"有最高的文明，怎么反而向野蛮人学习呢？在当时有许多人转不过这个弯来。魏源转过来了，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转过来了。他认识到，西方不但并非野蛮，并且有比中国更进一步的文明（详下）。不过他还是用当时通行的名词，称西方为"夷"。
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因此，他提出了"以夷为师"的具体办法。即："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同上）另外，"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当时有人认为，战舰、火炮的需要量有一定限度，若干年后"巳无铸造之事，尚远重修之期，更何局厂之设乎"？魏源说："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构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以不畏风飓之险矣。……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火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海国图志》卷二）他的意思是说，中国自己首先设厂制造兵船、枪炮，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造船厂生产了足够用的兵船之后，就可以制造商船；枪炮厂制造了足够用的枪炮之外，就可以制造各种机器。"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海国图志》卷二）他主张从军事工业开始，逐渐转变为民用工业，由国强而至民富。
当时那些愚昧无知、嚣然自大的地主阶级分子极力反对制造和使用机器，他们诬蔑机器为"奇技淫巧"，为"形器之末"。魏源对于这种思想提出有力的批判。他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卷二）从上述话中可以看出，魏源认识到，西方有比中国更进一步的文明，他也认识到这个更进一步的要点是制造机器和培养能制造和使用机器的人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学到了西方的长处，这样，"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人的文明就赶上西方人的文明了。
西方的近代化开始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要点是开始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以这种机器代替人力，生产就可以提高几十倍、以至几百倍。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西方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也改变了。这就是西方的近代化。这个道理魏源不可能知道，他只是在现象上认识到制造和使用机器的重要。虽然如此，他的认识是对了。
第二节魏源的"经世"精神
魏源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成为他的思想上的条件，使他能比较正确地认识现实。这与他的进步思想对于西方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方面，他是当时今文经学运动的一个先驱者。在汉朝初年，新得到政权的地主阶级需为新的封建社会制定一套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当时的知识分子适应这种需要，用孔丘的名义提出了一些设想。他们的口号是："为汉制法"。所谓"为汉制法"就是为封建社会"制法"。这一派的思想后来被称为"今文经学"。这个学派的历史任务是"改制"。西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都逐渐确定下来了，不需要"改制"了，"今文经学"也就没人讲了。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变时期的情况。到了第二次大转变时期，又需要"改制"了。这种情况反映在思想上，就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其历史的意义到康有为才充分表现出来，但在康有为以前已经有先驱了，魏源就是其中之一。
今文经学的一个主要精神是"经世致用"，就是要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魏源在给当时的一个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的文集所写的序中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刘礼部遗书序》，《古微堂文稿》）这里所谓"西汉微言大义"，就是指"为汉制法"的西汉今文经学。意思是说，现在讲今文经学，表面上看是复古，但不像古文经学那样主要在训诂和考证方面下功夫。它的要点是把经学与当前的政治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不是复古，而是论今，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是"经世致用"。
魏源受了当时的一个大官僚贺长龄的委托，搜集了清朝的有这种精神的文章，编为一部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用贺长龄的名义发表。在书的序文中魏源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事必本夫心"，但是，"善言心者必验于事"。这就是说，不能离客观而专靠主观。二是"法必本夫人"，但是，"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这就是说，不能离工具法度而恃聪明。三是"今必本夫古"，但是，"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这就是说，不能离开现代而谈古代。四是"物必本夫我"，但是，"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古微堂外集》卷三）。这就是说，不能离别人的意见而专凭自己的意见。
魏源所提出的这四项原则，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际的客观独立性，一个方面是主观能动性。人的正确认识和行动都是以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为基础的。"经世致用"必须从这四项原则出发。
《经世文编》的凡例说："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盖土生禾，禾生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之万变，宜各通其变，不得谓一可类推也。"这就是说，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通过许多调查研究的功夫。土不能成饭,但饭必须从土中来。执着一个死的方案，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需要随机应变。
本着这样的"经世致用"精神，他研究历史，参考英国人的材料，著《元史新编》。他研究地理，著有许多关于西北地理的著作。他研究"掌故"（清朝历史制度），著有《圣武记》。他研究当时的所谓漕政、盐政，提出改善的办法。本着这样的思想方法，他研究西洋的历史、地理与政治，编成了上面所讲的《海国图志》。
他说:"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须先平人心中之倭患。"他认为，当时人心之患有二：一是"寐"，就是昏庸无知；二是"虚"，就是空虚不实。革除"寐"、"虚"就是所谓"祛二患"。"祛二患"的推动力是"愤与忧"，就是对于中国当时失败的愤慨，以及对于中国将来前途的忧虑。他又说:"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合名实始。欲综合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图讦谟、图远猷始。"(《圣武记》卷十一）这就是说：要"祛二患"，就要"实事求是"，废除书法、八股，学习法律（"章程"）、历史（"国故"）等等有实用的学问。
第三节魏源的哲学思想
魏源讲到所谓"形器之末"。关于"形"、"器"的问题也是当时哲学思想中的一种斗争。道学中的理学一派作"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把"道"和"器"对立起来。他们重视"道"而轻视"器"，这是从宋朝以来道学中的心学一派和道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一贯反对的。在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关于"道"、"器"的斗争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保守派本能地意识到，机器的使用将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于他们不利的。道学家关于"道"、"器"的理论成为他们反对使用机器的工具。魏源在上面所引的话中，以《易传》为根据，驳斥了这种理论。
有了这阵山雨，中国封建的残余就可以一扫而光了，中国社会也就不是半封建社会了。
魏源的这些哲学思想，表示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比封建制度为优越，他也有一些粗浅认识。他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序）所谓"章程"就是指美国的宪法。
魏源有一个著作，名为《默觚》，其中的思想表示他对辩证法有所认识。他在《默觚》中讲到事物的对立时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古微堂内集》卷二）照他所举的例子说，乾坤是相对的，但乾为主而坤为辅。君同臣，父同子，夫同妇是相对的，但是"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四夷"同中国是相对的，小人同君子是相对的，但是"四夷非中国莫统，小人非君子莫为拼檬。相反适以相成也"。他认识到在矛盾对立中，必有一个对立面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所以矛盾的对立仍是统一。
他也谈到相反的东西互相转变。他举例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他指出，有祸中之福，有利中之害。"消与长聚门，福与祸同根。"（同上）他说：这是"物理"。
他的"寒来暑往"的循环观念，也表明他没有超过封建哲学的局限性，但是他于此认识到事物是变动的，这是他的思想中的进步成分。
在认识论方面，关于知行问题，魏源认为"知"必从"行"中得来。《默觚》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他注重对于实际生活的体验。他举例子说，往往看许多书，得不到什么益处，而从师友的一句话，或从一个活的事例，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今人益于古人"，"身教亲于言教"。他注重对于实际事物的观察。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他的这种见解，同多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专靠书本求知识的思想，大有不同。
他注重"变"，又能注意从实际观察事物，因此魏源对于历史、政治都有同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大不相同的看法。他认识到历史是进化的。他指出：有许多星是古有而今无，也有些星是古无而今有，所以古今的天是不同的。三楚没有"长氟"，勾吴也没有"文身"，所以古今的人是不同的。有许多动植物，古有而今无，也还有许多动植物，古无而今有，所以古今的物也是不同的。他得出结论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巳，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执古以绳今，是谓诬今。执今以律古，是谓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古微堂内集》卷三）又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同上）他认为历史变动是进步的。社会越变动，就越于人民方便。"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同上书卷二）比之于封建社会传统的历史观，这是一个有革命性的说法。他也认识到"诬古不可以语学"，这也是历史主义的学术观点。
《默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书中说："天下其一身欤！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欤！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古微堂内集》卷三）"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同上）"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同上）魏源有了这些比较进步的哲学思想，处在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就可能对事物有他的比较正确的认识，也就能提出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以他的体现，在历史大转变中起了很大的进步的作用。
不过，这只是魏源的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上边已指出，他还是认为有"不变之道"，把"道"同"势"对立起来，认为"变"只适用于"势"。这就是认为变是现象，不变的是本质。在他所著的《老子本义》中，他的这种思想，有更清楚的表现。他说："盖道无而已，真常者指其无之实，而玄妙则赞其常之无也。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泥迹，思以真常不变之道救之。"（《老子》第一章注）。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卒复归于虚静。"（《老子》第十五章注）讲到历史和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时，他注重"实"，注重"变"，注重"动"，可是谈到哲学根本问题，他又以所谓"无"、所谓"真常"、所谓"虚静"为主了。因此，他所谓"实"，所谓"变"，所谓"动"，也就是肤浅的，这说明魏源对于辩证法的认识是不彻底的。
第四节魏源"以夷为师"思想的影晌及其局限性
我们所注重的还是在于说明魏源思想的进步方面。他的思想在当时发生社会影响的，也是这一方面。他的儿子魏耆作的《事略》把《圣武记》及《海国图志》的序文全篇抄人，至于他的别的著作，仅力提到名字。可见在他的著作中，这两部书在当时是最受人重视的。
魏源的进步思想代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认识。根据这个认识，他提出一些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计划，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洋务"。后来主持"洋务"的人所行的"新政"，例如：设枪炮局、造船厂，练新军，以及"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都不出乎魏源《筹海篇》所提出的计划的范围。所以主持"洋务"的一个领导人物左宗棠说："《海国图志》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重刊〈海国图志〉序》）魏源所认识的"夷之长技"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照上边所说的，他也注意到美国的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但只是附带提起，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出来。
这也是当时先进人物所共同有的局限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只能使这些人们觉醒到这一步，要进一步地觉醒还需要第二次打击，那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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