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日本遇刺与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
马关谈判及李鸿章遇刺简略经过: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使，赴日本议和。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率其子李经芳（李鸿章的养子）、伍廷芳以及顾问科士达（美国前国务卿）等人，分乘两艘德国轮船，前往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谈判议和。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住在引接寺，距谈判地点春帆楼近在咫尺。1895年3月20日谈判正式开始，在首次谈判中，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声称不接受将增兵再战，而李鸿章则希望日本能有所让步。
就这样，谈判一直持续到3月24日，双方仍未达成一致。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持手枪的日本男子，随行保卫人员还未来得及反应，那人照准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担任保卫任务的日本警察大惊失色，纷纷拔剑抽枪，冲向刺客。刺客迅速逃入路旁一家杂货店中，躲在柜台后面开枪拒捕，几经搏斗，终被擒获。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引接寺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他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苏醒后，坚决拒绝医生做手术取出子弹，法、德等国医生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他们担心，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于是决定敷药治疗。
李鸿章马关遇刺的消息传开后，全世界舆论哗然，不少国家发表声明，谴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也一度颇为恐慌，首相伊腾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前往引接寺查看李鸿章病情，明治天皇派出御医为李鸿章医治枪伤，并诏谕要严惩凶手。明治天皇还谕令马关全境戒严，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寺周围更是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
经治疗，李鸿章渐渐伤愈，谈判继续进行。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２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他曾公开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同中国讲和现在为时尚早。”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被捕后，作为国事犯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1907年8月，小山六之助服刑仅12年，日本当局就以“在监狱表现好”为由，将其释放。
更详细内容附会谈记录文后。
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点半钟……”。
光绪二十一年对应公历1895年。
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转换为公历即为 1895年3月20日。
因此，第一次会谈发生在1895年3月20日下午。
第一次谈话
（李中堂奉使日本，与日本大臣问答语。书记官志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点半钟，带同参议李经方及参赞官三人，乘轮登岸，赴会议公所。与伊藤、陆奥及书记等官六人坐定，寒暄毕。
伊云：“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
李云：“一路风顺，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两位在岸上预备公馆，谢谢！”
伊云：“此间地僻，并无与头等钦差相宜之馆舍，甚为抱歉！”
李云：“岂敢。”
伊云：“本日应办第一要事，系互换全权文凭。”
当由参议恭奉敕书，呈中堂，面递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书，奉交中堂。伊令书记官，阅诵英文，与前电之底稿相较。陆奥令书记官，将敕书与前电华文之底稿相较。中堂令东文翻译，与罗道比较日皇敕书，并所附翻译英文底稿毕。
陆云：“日皇敕书，是否妥协？”
李云：“甚妥。我国敕书，是否妥协？”
伊云：“此次敕书甚妥。”
中堂复令罗道宣诵拟请停战英文节略，诵毕将节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覆。”旋问：“两国敕书，应否彼此存留。”
李云：“可以照办。”
伊云：“顷阅敕书，甚属妥善；惜无御笔签名耳。”
李云：“此系各国俗尚不同，盖用御宝，即与御笔签名无异。”
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贵国大皇帝既与外国国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国通例办理？”
李云：“我国向来无此办法，且臣下未便相强。”
伊云：“贵国未派中堂之先，固愿修好；然前派张邵大人来此，似未诚心修好；中堂位尊责重，此次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出至诚。但望贵国既和之后，所有此事前后实在情节，必须明白。”
李云：“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
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所系匪轻。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点半钟……”。
李云：“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伊云：“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云：“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益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云：“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李云：“贵国经贵大臣如此整顿，十分羡慕。”
伊云：“请问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于议事？”
李云：“承备馆舍，拟明日午前登岸。”
陆云：“明日午后两点钟，便否再议？”
李云：“两点半钟即来。我与贵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话，尽可彼此实告，不必客气，此次责成更重。”又云：“贵大臣办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征才大心细。”
伊云：“此系本国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
李云：“贵国大皇帝，固然英明，贵大臣赞助之功为多。”又云：“两位同居否？”
伊云：“分居。”
李云：“何日来此？”
伊云：“陆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时往来于广岛东京之间，乘火车有三十余点钟之久，办理调兵、理财、外交诸务，实属应接不暇。”
李云：“贵国大皇帝行在广岛几个月？”
伊云：“已七月矣。”
李云：“宵旰勤劳，不胜钦仰。”
伊云：“诚哉，万几无暇；凡一切军务国事，以及日行谕旨，皆出自亲裁。”
李云：“此处与各处通电否？”
伊云：“与各处皆通。”
李云：“本大臣有电回国。”
伊云：“前张大人等来此，本大臣未曾允电，此次自应遵命，饬电局照发。”
李云：“当时未曾开议故耳。”
即彼此相问年岁，伊藤五十五，陆奥五十二。
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与贵大臣相遇于此。见贵大臣年富力强，办事从容，颇有萧闲自在之乐。”
伊云：“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李云：“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云：“十年前曾劝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但都察院多不明事务者，使在位难于办事，贵国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李云：“现在中国上下，亦有明白时务之人，惜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贵国封建之时，互相掣肘，事权不一。”
伊云：“外省虽互相牵制，都中之总理衙门，当如我国陆奥大臣，一人专主。”
李云：“总理衙门堂官虽多，原系为首一人作主。”
伊云：“现系何人为首？”
李云：“恭亲王。榎本与大鸟两位，现办何事？”
伊云：“榎本现任农商部，大鸟现为枢密院顾问官。请问袁世凯何在？”
李云：“现回河南乡里。”
陆云：“是否尚在营务处？”
李云：“小差使无足重轻。”
李云：“全权文凭，既已妥善互换，所有应议条款，祈即开示，以便互议。”
伊云：“当照办。”
当即与订明日下午两点半钟会议，并订明日午前十点钟移住岸上馆舍，即散。
第二次谈话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后两点半钟，仍赴原所，与伊藤、陆奥会议。
李云：“承备馆舍甚佳，有宾至如归之乐，谢甚！”
陆云：“前备行厨相待，乃中堂辞却，只得遵命。”
伊云：“中堂昨交停战节略，现已备覆。”
即将英文朗诵，另备华文，交参议阅后转呈。
陆云：“英文字句，较为明晰。”
罗道即将英文译诵一遍。
李云：“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
伊云：“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李云：“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云：“任往何处，两军惟须先定相距之界。”
李云：“两军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门甚多，官又往何为？”
伊云：“此系停战之约内细目，不便先议。试问所开各款，可照办否？”
李云：“虽为细目亦须问明，且所关甚重，要话不可不先说。”
伊云：“请中堂仔细推敲，再行见复。”
李云：“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亦将管辖否？”
伊云：“可暂归日本管理。”
李云：“日兵到津，将住何处？”
伊云：“俟华兵退出，即在华兵营盘；如不敷住，可添盖兵房。”
李云：“如此，岂非久踞乎？”
伊云：“视停战之久暂而定。”
李云：“停战之期谁定？”
伊云：“两面互商，但不能过久。”
李云：“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云：“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李云：“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除所开各款外，尚有别样办法否？”
伊云：“别样办法，现未想及，当此两国相争，日军备攻各处，今若遽尔停战，实于日本兵力有碍，故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方不吃亏。总之，停战公例分别两种：一则各处一律停战；一则惟议数处停战。中堂所拟乃一律停战也。”
李云：“可否先议哪几处停战？”
伊云：“可指明几处否？”
李云：“前承贵国请余来此议和，我之来此，实系诚心讲和，我国家亦同此心。乃甫议停战，贵国先欲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
伊云：“中堂来此，两国尚未息兵，中堂为贵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
李云：“务请再想一办法，以见贵国真心愿和。”
伊云：“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系在用兵之时，应照停战公例。”
李云：“议和则不必用兵，故停战为议和第一要义，如两国尚相战争，议和似非诚心。”
伊云：“若论停战，应有所议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搁起。”
李云：“现如不议停战，议和条款，可出示否？”
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将停战节略撤回，再讲和款？”
李云：“昨日初次会议，已说明，向来说话，不作虚假。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
伊云：“中堂先议停战，故拟此覆款，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
李云：“我两人忠心为国，亦须筹顾大局，中国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所招新兵，未经训练，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系北京门户，请贵国之兵，不必往攻此处，否则京师震动，我国难堪，本大臣亦难以为情。且此次争端，实为朝鲜起见，今华兵业已退至奉天，贵国之兵，惟尚未到直隶耳。如贵国之兵，不即往攻天津、山海关、直隶地面，则可不必议及停战，专议和款。”
伊云：“局面竟至于此，非余之过也。战端一开，伊于胡底，讵能逆料？此次交战之始，本大臣无时不愿议和，而贵国向无议和之诚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将大变，所以议及停战，必须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
李云：“以此三处为质，日兵不必实据，但立作质名目之条款何如？”
伊云：“设停战之限已满，而和局未定，所指三处，又将与日军开衅矣。”
参议云：“不必停战，但议和之时，定一限期，不往攻三处，可否照办？”
伊云：“如此办法，与交战无异，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终当相拒。”
李云：“可否请先示议和条款？”
伊云：“然则停战之议如何？”
李云：“停战暂行搁起。”
伊云：“停战一节，未曾定结，恐议和时又复重提。”
李云：“顷闻贵大臣谈及，停战有两种办法：一为一律停战；一为指地停战。今不攻天津、山海关等处，即为指地停战之办法。”
伊云：“中堂停战节略，系指一律停战，本国之兵，散处辽远，实难一律停战，而所指数处停战，本大臣细思，无法可保，且指地停战，系于战场上会议而言，此处距交战之处甚远，所以不必议及指地停战。”
李云：“即请贵大臣出示和款。”
伊云：“此事业已说过，宜先将停战之议搁起。”
李云：“停战之款，未免过甚，万做不到。但既请我来，必有议和条款。”
伊云：“议和之款，业经办好。”
李云：“即请见示。”
伊云：“现在停战之议不提否？”
李云：“停战之款，既难应允，且无别种办法，姑讲和款。”
伊云：“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抑或拟复，声明不能应允。”
李云：“照此办法之后，又将何为？”
伊云：“或再行议和。”
李云：“如此语气，尚未定准，贵大臣不云和款已备乎？”
伊云：“但看中堂复文如何。”
李云：“本大臣拟复文云，停战之款，万难应允，姑且搁起，即请会议和款云云。是否如此办法？”
伊云：“中堂初见停战之款，允应先仔细推敲，以后再复，顷则遽云万难应允。还请中堂再想为是。”
李云：“迟数日再复。”
伊云：“几日？”
李云：“一礼拜后。”
伊云：“太久。”
李云：“假如复以不能做到，以后是否即商和款？”
伊云：“应请中堂将所呈停战之款，仔细商量，或节略抽回不提，然后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愿贵大臣已将停战之议搁起，于议和时又复提及。”
李云：“和款一定，战即不议自停。”
伊云：“贵大臣究竟几日答复？”
李云：“四日后答复。”
伊云：“三日须复，愈速愈妙。”
李云：“议和条款，不应如停战条款之太甚。”
伊云：“我想并不太甚。”
李云：“只恐过甚，难以商办。”
伊云：“此正两国所以派使臣会商也。下次会议日期，可各先定。”
李云：“且待细想。复文办妥后，或面交或差送？”
伊云：“听便。”
李云：“复文办好，即遣人定期相会。”
伊问陆奥，答应如此办理。
李云：“惟愿贵大臣力顾大局，所拟和款，务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办则幸矣。”
伊云：“本大臣亦愿力顾大局，有裨两国，但不知贵国以为何如耳。”
中堂乃离席，各散。
第三次谈话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在原处会议。坐定，寒暄毕。
李云：“前次会议停战要款节略，兹已作覆。”
即诵华文，由中堂将华英文二分，亲送伊藤。伊阅英文，陆阅华文数遍，即指后半篇，交其书记，译出东文，陆复详阅，又与伊藤对换华英文详校，复与伊东书记，以东语相商甚久，似未能遽决之状。
于是伊乃云：“停战之议，中堂是否搁起不提？”
李云：“暂且搁起，我来时专为议和起见。”
伊复将英文反复细看，伊东乃以东语解之。伊复取烟卷，延时细想。乃云：“中堂未动身之先，自己与贵国深明辰下战局情形，诚心讲和，重修旧好。”
李云：“我年已迈，从未出外，今本国目睹时艰，且知我与贵大臣有旧，故特派来此，足征我国诚心讲和，我不能辞。”
伊云：“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查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国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凡已允应者，必能见诸施行，惟望贵国亦然。”
李云：“贵大臣所言，想系道光季年，我国与外国初交之时，咸同以后，所定一切约章，皆经批准施行。即十数年前，与俄国所办伊犁之约，稍有龃龉，随后即派使妥结矣。”
伊云：“额尔金之约，固未批准。我两国既派头等大臣，会商定议，若不施行，有伤国体，而战端必致复起。且所以议和者，不独为息战，且为重缔旧好耳。我忝为敝国总理内阁大臣，凡所议定必能实践，亦望中堂实能施行议定之事，为幸。”
李云：“我忝派钦差头等大臣，此次进京，召见数次，实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训条。前屡与贵大臣言及，日后和款，必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为，果可行者，当即应允。其难行者，必须缓商，断非三数日所可定议，请贵大臣即将和款出示。”
伊云：“请俟明日交阅。”
李云：“明日何时？”
伊云：“请中堂择定。”
李云：“十点钟，可否？”
伊问陆奥，首肯。
李云：“所示和款，若与他国有关涉者，请贵大臣慎酌。”
伊云：“何意？”
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牵涉他国权利者，必多未便。我两国相交有素，故预为提及。”
伊云：“此次议中东两国之事，他国皆在局外，未便搀越。”
李云：“去年曾请英国从中调处，贵国不以为然，自无须他人调处。我两人商议之事，如不能成，恐无人能成矣。”
伊云：“万一不成，则贵国大皇帝可以亲裁，欧洲各国议和，皆由国主亲议。”
李云：“中国则不然。即恭亲王总理译署多年，亦未亲议条约。两国暂行相争，终久必和，不如及早议定为妥。去岁战端伊始，本大臣即苦口劝和，今已迟矣。”
伊云：“战非幸事，亦有时不免。”
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国总统格兰德游历过津，与本大臣相好，曾言：当我们南北交争，伤亡实多，后居总统，总不轻起争端。后常以此奉劝同志。中堂剿灭发捻，卓著战功，我劝中堂亦不可轻言战事。本大臣尝奉此语为圭臬，此次起衅贵大臣岂不知非我本意。”
伊云：“兵凶事也，伤人实多，有时两国事势交逼，不得已而用之。”
李云：“战非仁人所为，况今日器械锐利，杀戮更众，我年迈矣不忍见此，贵大臣年岁富强，尚有雄心。”
伊云：“此次争战之始，议和甚易。”
李云：“当时我亦愿息争，乃事多拂逆，时会使然。”
光绪二十一年对应公历1895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转换为公历即为 1895年3月20日。伊云：“其时所求于贵国之条款，无甚关系，未蒙应允大为可惜。初战之始，我两国譬如两人走路，相距数里耳，今则相距数百迈，回首难矣。”
李云：“终须回头，贵大臣总理国事何难之有？”
伊云：“相距数百迈，回走又须数百迈矣。”
李云：“少走几迈，不亦可乎？纵令再走数千里，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
伊云：“我国万无此心。所谓战者，乃两国将一切战具，如兵船炮垒器械等，彼此攻灭以相弱耳，与两国人民毫无关涉。”
李云：“现国家已愿和矣，自可不战。”
伊云：“我兵现驻金州等处，见所有华民，较朝鲜之民易听调度，且做工勤苦，中国百姓诚易治也。”
李云：“朝鲜之民，向来懒惰。”
伊云：“朝民招为长夫，皆不愿往，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
李云：“台湾系潮州、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
伊云：“台湾尚有生番。”
李云：“生番居十之六，余皆客民。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不愿停战者，因此。但英国将不甘心，前所言恐损他国权利，正指此耳。台湾不守，则又如何。”
伊云：“有损于华者未必有损于英也。”
李云：“将与英之香港为邻。”
伊云：“两国相敌，无损他国。”
李云：“闻英国有不愿他人盘踞台湾之意。”
伊云：“贵国如将台湾送与别国，别国必将笑纳也。”
李云：“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二十年前，贵国大臣大久保，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动兵后赴都议和，过津相晤云，我两国比邻，此事如两孩相斗转瞬即和，且相好更甚于前。彼时两国几乎战争，我力主和局，倡议云：生番杀害日商，与我无涉，切不可因之起衅。”
伊云：“我总理庶政，实甚烦冗。”
李云：“我来相扰，有误贵大臣公务；但此事商办恐需时日。”
伊云：“我国一切事务，由皇帝签名后，本大臣亦须签名为证。至一切未经呈奏之件，本大臣亦应过目。我今来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尚须自办。”
李云：“如是，贵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
伊云：“各部办事，仍在东京，惟公文办成，即寄广岛。本大臣因此事所关至重，故一切国务暂由他人代办，此地实未便久居。”
李云：“且待贵大臣所议和款如何？倘易于遵行，和议即可速成。否则仍须细商，需时必多，惟望恕罪。”
伊云：“和款一事，两国人民盼望殷甚，愈速愈妙，万不能如平时议事延宕。且两军对垒，多一日则多伤生命矣。”
李云：“闻贵国皇帝，将往西京。”
伊云：“尚未定，广岛天气不甚相宜，或徐往耳。”
当即起席，各散。
（按：是回散后，中堂即受枪伤）
第四次谈话（三月十六使枪伤愈再议，即此两篇而和局定矣）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下午四点钟，至春帆楼与伊藤会议。
伊云：“今日复见中堂重临，伤已平复，不胜幸甚。”
李云：“此皆贵国医生佐藤之力。”
伊云：“佐藤医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
李云：“闻佐藤谓陆奥大臣身热，是否？”
伊云：“陆奥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现患春温，至为惦念。”
李云：“服药当可有效？”
伊云：“今日身热稍平。”
李云：“曾进食否？”
伊云：“无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现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
李云：“甚好，惟两腿稍软耳。”
伊云：“我父母年皆八十，尚健旺。”
李云：“何在？”
伊云：“现在东京，我生长此处。”
李云：“是长门否？离山口县多远？”
伊云：“约二十英里。”
李云：“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
伊云：“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
李云：“湖南如贵国萨摩，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逊多矣。”
伊云：“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
李云：“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之办事著有成效。”
伊云：“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云：“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李云：“贵国上下交孚，易于办事。”
伊云：“间亦有甚难为之事。”
李云：“虽有难为，赖贵皇能听善言。”
伊云：“皇上圣明，当登极之时，即将从前习尚，尽行变易，故有今日局面。”
李云：“如是，则诸臣之志愿得舒矣。”
伊云：“此皆皇上圣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长。现谈应办之事：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过时光。中堂两次节略，一则甚长，一即昨日拟改约本。中国为难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备节略，将前次所求于中国者，力为减少，所减有限，我亦有为难之处。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云：“难道不准分辨？”
伊云：“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云：“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
伊云：“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否则照我前开约款所开，必须辩论到十日之久，方能减到如此。”
李云：“节略有无华文？”
伊云：“英文东文已齐，但华文未全。”
伊交英文，另有要款华文三纸。
伊云：“只赔款让地与占守地方三节，译有华文。”
中堂阅后云：“即以此已译三端开议。第一，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钜矣。”
李云：“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钜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前送节略，核计贵国开销之帐，相离不远，此次赔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钜，中国将有何法以偿之？”
伊云：“前节略云，计二十年还清洋债，何不远至四十年？为期愈远，本息即不见重，此非我事，偶尔言及，切勿见怪。”
李云：“四十年拔还本息，尔愿借否？”
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债，为期愈远愈妙。”
李云：“自开战以来，国币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为限，尔所言者，乃本国商民出借耳。”
伊云：“即非本国之民，借债皆愿远期。”
李云：“外国借债，但出利息，有永不还本者。”
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国信从否？外人借债，皆愿长期，银行皆争愿借。”
李云：“中国战后声名颇减。”
伊云：“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云：“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云：“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云：“中国请尔为首相，何如？”
伊云：“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云：“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云：“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云：“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云：“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云：“总请再减。”
伊云：“无可减矣。”
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后，余款认息五厘，德之于法，固然如此。但中国自道咸以来，三次偿给英法军费皆未加息。不过到期未还，始行认息，贵国岂能以西国之事来比？”
伊云：“如可全还，自不计息。”
李云：“但二万万实偿不起，如出息五厘可允不还本否？”
伊云：“是犹向日本借款，日本无此钜款。”
李云：“不必贵国出本但取息耳。”
伊云：“此办不到。”
李云：“余款加息，惟有出息不还本，如此办法，请为细想。”
伊云：“战后款应全给，所以分期者，亦以舒中国之力也。”
李云：“全行偿还，向无办法，德之于法亦分期。现在中国先出息银，待筹到款项，再行还本可否？”
伊云：“亦办不到。”
李云：“既办不到，余款当不认息，款钜而又加利，不啻两次赔款。”
伊云：“偿款如不分期，或分期而年限尚短，当可免息。”
李云：“国库已空，势必借债，待债借到，再酌减年限何如？”
伊云：“约内不得不定明年限。”
李云：“约内可加活语，如能早交息当从免。”
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
李云：“先期交清，则应免息，自不论先交若干。”
伊云：“初次应交五千万云云。批准后一年，再交五千万，如第二年全交，则可免息。”
李云：“如不全交，第二年余款，可免息否？”
伊云：“视余款之多少，少则免息。”
李云：“息不能认。日本虽胜，总不能强于英法。英法之于中国，战后尚未强以认息。今日认息，华人闻之必大骇异。且为数甚钜，加息不更重乎？”
伊云：“如能全数清偿。”
李云：“免息自不烦言而解。”
伊云：“所谓全数清还者，非一时也，乃分两年之期，期内清还，自可免息。”
李云：“我未能答应，借债之权，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还。日虽得胜，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担当？”
伊云：“不能担当，是否不允之说？”
李云：“我诚愿修和，但办不到事，不能不直说。”
伊云：“照我节略，已竭力减少矣。”
李云：“再讲让地一节。历观泰西各国交兵，未有将已据之地，全行请让者。以德国兵威之盛，直至法国巴黎都城，后将侵地让出，惟留两县之地。今约内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将所据之地全得，岂非已甚？恐为泰西各国所訾笑。”
伊云：“如论西国战史，不但德法之战而已。”
李云：“英法兵亦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请割寸土尺地。”
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
李云：“即如营口者，中国设关收税，乃饷源所在，贵国又要偿款，又要夺关，是何情理？”
伊云：“营口关税，乃地生之货所出。”
李云：“既得地税，尚要赔款，将如之何？”
伊云：“无法。”
李云：“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云：“今贫瘠实甚，犹如小孩。且营口贵国得之无益。营口之北，地面甚广，货所从出，汝既踞关，将来货从内地运出，中国必加税加捐。既到营口，又纳关税，如是货贵必滞销，关税必少。且货在内地，华官或劝商人从他处出口或重加厘税，华商断无不从之理。”
伊云：“是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与各国商酌，况将来陆路通商章程，所当议及者。”
李云：“加捐乃中国自主之权，外人岂能相强？所以据有营口无益贵国，不如退出，再商别处。”
伊云：“营口以北，业经退让，万难再让。”
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李云：“此日本新创办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国从未全据，日本如此，岂不贻笑西国？”
伊云：“中国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
李云：“此非因战而让者。”
伊云：“台湾亦然，此理更说得去。”
李云：“中国前让与俄之地，实系瓯脱，荒寒实甚人烟稀少，台湾则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
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
李云：“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云：“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云：“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钜，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云：“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减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
李云：“不许我驳否？”
伊云：“驳只管驳，但我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墩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运出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
李云：“停战限满，可请展期？”
伊云：“如和约已签押，限期可展，否则不能。”
李云：“德法停战，曾再展十日。”
伊云：“时势各别，其时法国无主，因召民选议员、开议院、选总统、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时日。”
李云：“尔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许，意见不合者，惟此数端，如不停战，何能畅议？”
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条款即请决定可否？三日后四点二刻，当候回信。”
李云：“事有不谐，尚须会议。”
伊云：“三日后如蒙见允，即请复函，尚须预备约章，彼此又签押，须迟延数日。”
李云：“不必复函，一经面允，自可定议，三日断来不及，我明说，尚须电报请旨，不能限以时日。”
伊云：“接到回旨，即可决断。”
李云：“请旨后如何，再与贵大臣面议，俟接到回电，再来相请。”
伊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
李云：“至多四五天后，尚在停战期内。”
伊云：“三天内当有回旨。”
李云：“此事重大，必须妥酌，今日所言各节皆有训条，我不能专主。”
伊云：“五天过久，急不能待。”
李云：“停战之期尚有十天。”
伊云：“我须及早知照前敌。”
李云：“停战有期，前敌岂有不知？”
伊云：“前敌诸将，随时探知此地会议之事。”
李云：“尚有十天，再会一次即可决定。且节略甚多，译华文者，只有三节。其余今夜译齐，方可发电。第四日当有覆旨，至迟五天。”
伊云：“北京回电，我想三天足矣。”
李云：“一有复音，即请相会，是否在此，抑请贵大臣来寓相会？”
伊云：“随中堂便，来此会议更好。”
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前送节略，实在句句出于至诚，而贵大臣怪我不应如此说法。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云：“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李云：“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云：“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云：“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云：“鸦片未出，台湾亦有居民；日本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云：“至为佩服。”
伊云：“禁烟一事，前与阎相国言及，甚以为然。”
李云：“英人以洋药进口，我国加税，岂能再禁。”
伊云：“所加甚少，再加两倍，亦不为多。”
李云：“言之屡矣，英人不允。”
伊云：“吸烟者甚懒，兵不能精。”
李云：“此事迫于英人，难以禁止。”
伊云：“当先设自禁之律，洋烟自不进口。”
中堂起席，与伊藤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而散。
第五次谈话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两点半钟，至春帆楼，与伊藤会议。
李云：“陆奥大臣今日身子何如？”
伊云：“稍好，本愿来此会议，佐藤医生戒其外出。”
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陆奥身子尚未全愈，不可以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处，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云：“我早已说明，已让到尽头地步，主意已定，万不能改，我亦甚为可惜。”
李云：“现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办理，此事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酌量法。”
伊云：“我处境地，与中堂相似。”
李云：“尔在贵国，所论各事无人敢驳。”
伊云：“亦有被驳之时。”
李云：“总不若我在中国，被人驳斥之甚。”
伊云：“我处地境，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李云：“去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谓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参甚是，今与尔议和立约，岂非交好之明证？”
伊云：“彼等不知时势，故参中堂，现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当日所参之非。”
李云：“如此狠凶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云：“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李云：“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伊云：“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然。”
李云：“此固不论。我来议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
伊云：“初时说明，万难少让，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尽力让到尽头，不然，必须会议四五次，方能让到如此。我将中国情形细想，即减至无可再减地步，盖议和非若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
李云：“日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
伊云：“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
李云：“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报一纸在此，内载明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此说或不足为凭，然非无因。”
伊取报纸细看，答云：“此新闻所说，全是与国家作对，不可听。”
李云：“不必深论，但望减去若干亦好。”
伊云：“我国之费，多于此数。”
李云：“请让少许，即可定议，当电明国家志感。”
伊云：“如可稍让，尽已让出。”
李云：“贵国所得之地方甚多，财源甚广，请从宽处着想，不必专顾目前。”
伊云：“所有财源，皆未来事，不能划入现在赔款。”
李云：“财源甚长，利益甚薄。”
伊云：“将来开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万无余款。”
李云：“财源不仅如此，必定兴旺。”
伊云：“欲开财源，所费必大。”
李云：“即以台湾而论，华人不善经营，有煤矿、有煤油、有金矿，如我为巡抚，必一一开办。”
伊云：“矿产一开，必以贱价售诸华人。”
李云：“华商不能白得。”
伊云：“未开之地，必须经营，所费不资。”
李云：“所费愈大，得利愈薄，何妨赔费略减若干，他日利源，所补多矣。即我中国，借债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将台湾押借二千万金镑，后我东来，皆知日人强索台湾，此事即搁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卖则其价更钜。”
伊云：“中国财源甚大，借债不难。”
李云：“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云：“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云：“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
伊云：“此战后之约，非如平常交涉。”
李云：“讲和即当彼此相让，尔办事太狠，材干太大。”
伊云：“此非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效，不得不尔。如与中堂比才，万不能及。”
李云：“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云：“两件皆不能稍减，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少改。”
李云：“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
伊云：“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约本愿不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
李云：“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
伊云：“我与中堂交情最深，故念多让国人必将骂我，我可担肩。请于停战期前，速即定议，不然，索款更多，此乃举国之意。”
李云：“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
伊云：“日前会议说明，换约后一年内，两期各还五千万，又一年将余款一万万还清，息可全免。”
李云：“万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
伊云：“不能，此与日前所说相同，但认息不还本，只算日本借钱，我国无此力量。”
李云：“中国更无力量。日本开战以后，未借洋债，中国已借数次，此日本富于中国之明证。”
伊云：“此非日本富于中国，日本稍知理财之法。”
李云：“中国将效日本理财，现在甚贫，借债不易。”
伊云：“我看甚易，断不为难。”
李云：“现在毫无头绪，俟我回国再议，如三年之内，本尽还清，可免息否？”
伊云：“三年内，果能还清，息可全免。”
李云：“约内可添明，若三年后清还云云，此乃活话，如此写法，不过少有体面，所有便宜无多。”
伊云：“约内写明第一次交清后，余认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则以前之息，必须一体加添。”
李云：“三年内清还免息，如不还，一并加息。”
伊云：“一并加息，甚为纠葛。”
李云：“莫若二万万内，减去二千万以抵偿息。如此一万八千万，即照约内所载办法，更简捷。”
伊云：“不能，且三年内交清免息，应于约内载明，以免误会。”
李云：“如此交款，岂能预定？”
伊云：“我亦恐两年内交清，难以预定，故将还期，延至七年之久。”
李云：“少去二千万，中国可少借二千万。”
伊云：“万万不能。”
李云：“三年内清还免息，不必写入约内，可另立专条。”
伊云：“此事不能另立专条，应于约内写明。”
李云：“请将第四款反复观看，可另有主意？”
伊云：“或三年内还清免息，或应否写明一定办法。”
李云：“无妨加一活语，倘三年内云云。”
伊云：“必须写出一定办法。”
李云：“借钱之权在人，借到方可写明。”
伊云：“只好照原约写。”
李云：“中国前赔英法兵费，但写明过期不还，方认利息，今即加息，亦太不情。”
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
李云：“尔想钱太过，索款又钜，利息又大。”
伊云：“其时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
李云：“英国其时调有印度兵。”
伊云：“所调不多。”
李云：“三年清还免息，可添入原款乎？”
伊细想多时，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样办法，三年内照旧认息，若三年之内，果真清还，可将认息抵作本款。”
李云：“是否三年将本全还，并认利息，则将已偿之息作本。”
伊云：“譬如换约后六个月，交五千万，再六个月，又交五千万，其时应交一万万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届满将余款交清，则前二年半所认之息，即可划算应交余款，惟三年当自换约之日起算。”
李云：“即写如三年之内，能将全款清楚云云，请贵大臣看后，即可添入第四款。”
伊与属员互商，即云：“添入。”
李云：“尚有数条相商，并非与原约有所增减，不过将约内之意声明，以免将来误会。如辽河口界线，该线一到营口之辽河后，当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此乃公法，凡以河为界者，莫不如是。”
伊云：“将来勘界时，可定。”
李云：“即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内之第二条下。”
伊云：“甚是，可照行。”
李云：“第五款，二年后让地内尚未迁出之华民，可视为日本臣民，但有产业在让地内，而人远出者，二年后应请日本保护，视同日本臣民之产业。”
伊云：“此事难允。现在日本与西国所订条约，不准外人在日本内地置买产业。”
李云：“我所说者，乃原有之产业，与外人所置之产业不同。”
伊云：“此与日本律法有异，不易办理，外人必将借口。”
李云：“此乃祖先留传之产业，可照章纳税，有何难办？中国人民，皆可在别县置产。”
伊云：“华民在中国隔县置产，非外人可比。如日本听华民在内地有产，则外国必将援一体均沾之例以要我。”
李云：“台湾华人不肯迁出。又不愿变卖产业，日后官出告示，恐生事变，当与中国政府无涉。”
伊云：“日后之事，乃我国政府责任。”
李云：“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
伊云：“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李云：“此话并非相吓，乃好意直言相告。”
伊云：“我亦闻此事。”
李云：“台民戕官聚众，视为常事，他日不可怪我。”
伊云：“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
李云：“不得不声明在先。”
伊云：“中国政府只将官调回，兵撤回而已。”
李云：“绿营士兵，不可他往，驻防之兵可撤回。”
伊将所译免息一条英文阅过，与华文相对不错。云：“即可照此添入。”
李云：“台湾官绅交涉，事件纷繁，应于换约后六个月，方可交割清楚，此节添入约款内。”
伊云：“我意批约后数礼拜，即派兵官赴台收管。”
李云：“可派人与台湾巡抚共商，以清经手事件。”
伊云：“换约后，请华官出示台民，我派兵官前往，将一切军器暂行收管。”
李云：“所派有文官否？”
伊云：“文官亦派。”
李云：“交割是大事，应先立简明章程，日后照办，方免纠葛。”
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议交割。换约后立即派人前往。”
李云：“约内可改云，换约后，两国互订交接简明章程。”
伊云：“有一专条在此，专为台湾之事。”
即将东英文交阅。李接看东文不懂，令译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垒枪炮与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华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携，日官指定一处令华兵暂住，直至调回内地。中国政府限日撤回，一切费用中国自认。兵撤回后，日官将洋枪送还，然后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产业由彼收管，其余细节皆由两国兵官，彼此商定等语。
中堂听毕，云：“此系换约后之事，我无权先定。”
伊云：“中堂改期有权，此条与和约均重，何谓无权？”
李云：“此皆换约后应商之件，与通商水陆章程诸事，皆可同时商酌。”
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
李云：“换约后方可定，我无权管台湾巡抚。总理衙门方有此权，应在总理衙门商议。现议之约，不过将台湾让与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换本约时，另立让台简明章程。”
伊云：“耽误时日。”
李云：“约不互换，尚不算准，台湾仍系中国之地。”
伊云：“是也。”
李云：“可写明至台湾一省，俟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再行互议交接章程。”
伊云：“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章，台湾不在其内。”
李云：“本约内可将台湾删去，候贵国自取。”
伊云：“交接之时何不限定？”
李云：“此事我难专主。”
伊云：“六月为期太久，换约后总理衙门可否即定简明章程，此约一经互换，台湾即交日本。”
李云：“虽交日本，交换之时，应另议简明章程。”
伊云：“无须章程，中国将驻台之兵撤回而去。”
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专条。”
伊云：“专条之内不过数款，单请撤兵之事，惟延至六个月之后再行交接未免过迟。”
李云：“何不云换约后，两国派员议定交接章程。”
伊云：“应否限定日期？”
李云：“不必。”
伊云：“换约后即行交接。”
李云：“不议章程否？”
伊云：“限一月足否？”
李云：“可俟条约批准互换后一月内，两国派员妥议交接章程。”
伊云：“一月内应即交接，不必议章程。”
李云：“尔说要派文官，何不令数官与台抚相商。”
伊云：“令伊东写出英文，一俟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台湾交接。”
李云：“一月之限过促，总署与我远隔台湾，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国派台湾巡抚与日本大员即在台湾议明交接章程，其时换约后两国和好，何事不可互商？”
伊云：“一月足矣。”
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云：“尚未下咽，饥甚。”
李云：“两万万足可疗饥，换约后尚须请旨派员，一月之期甚促。”
伊云：“可写一月内，奉旨派员云云。”
李云：“不必写明奉旨等语。”
伊云：“一月内可派员否？”
李云：“月内即可派员。至交接一节，应听台抚随时酌定。”
伊云：“当写明两月内交割清楚。”
李云：“月内各派大员，妥议交割，不必限定何时。”
伊云：“当写明两月交割，免生枝节。”
李云：“但写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议定交割。”
伊云：“月内派员妥议，两月内交割清楚。”
李云：“两月派员交割。”
伊云：“不如一月内派员，再一月交割。”
李云：“各派大员限两月内交接清楚。”
伊云：“何不允一月内派员，再一月交割？”
李云：“不如写两国速派大员，限两月内妥议交割。”
伊云：“可改互换后，立即派员云云。”
李云：“可写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交接清楚。”
伊接看，云：“可照办。”
李云：“第六款内第三条日本国臣民租栈一节末，有官员勿得从中干预字样，此条本意原为华官不能强索日商规费等事，但如此写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栈房，本地方官即无权入栈搜查，所以应请将前项字样删去。”
伊云：“可删去。”
李云：“第四条，中国海关皆用关平纳税，今此条内改用库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银圆，在通商各口，皆与鹰银照市价通用，此条何必写明，全条可删。”
伊云：“可全删。”
李云：“第五条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等语，意未清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内地制造，应写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制造一切货物等语，以示限制。”
伊与其属员往返细商，方允添入。
李云：“第八款，威海卫留兵，日本究派多少？”
伊云：“一万。”
李云：“无处可住。”
伊云：“将添盖兵房。”
李云：“刘公岛无余地。”
伊云：“在威海卫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万住盛京，二万住威海。”
李云：“款内各费由中国支办等语，可将此节删去。前英法亦曾驻兵，我国皆未偿费。”
伊云：“驻兵偿费，乃欧洲通例。”
李云：“既已割地，又赔兵费，而且加息，留兵之费应在赔费内划出。”
伊云：“赔费乃战事所用之费，留兵之费又是一事。”
李云：“中国认不起。”
伊云：“此照欧洲通例。”
李云：“现在亚细亚，何云欧洲？且英法未请支办，中国约章具在，可查明也。”
伊云：“何时？”
李云：“英国留兵在广东、舟山、大沽等处。”
伊云：“彼留兵非为抵押赔款。”
李云：“英法于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为赔费之质，中国并未给兵费，本约皆已全允，些许小事，何不相让？”
伊云：“一年之费不资。”
李云：“已赔兵费，数年之利，又数百万，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
伊云：“本约何时签定？”
李云：“约本钞齐，即可签定。”
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签押，惟将中东两文签押而已。不过英文句意清楚，万一误会可用解明，为此有一专条，请看。”
中堂将专条华文阅后，云：“此华文可行。”
伊云：“我处各写本约英东文两分，请贵处写华文两分。”
李云：“贵处英东文，何时可齐？”
伊云：“明晨即有。至威海卫驻兵一节，另有华文专条在此，请看。”
中堂接看，云：“皆可照办。惟须将支办军费一条删去。”
伊云：“自签约起，至换约时，限十五日可否？”
李云：“批准换约，皆系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专主，必须请旨，可定。”
伊云：“明日签押时，当定明互换之日。”
李云：“本大臣到津，当专员赍约晋京，送与总理衙门，然后进呈皇上，方可择日批准，转折甚多，难以限定日期。”
伊云：“约内必须写明换约日期。”
李云：“约内可写定换约之期，皆在签押后，多则一年，少则六月。”
伊云：“此约签后，十五日换约，足矣。”
李云：“前已言明，转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系皇上之事，不能预定。”
伊云：“两国大皇上，皆应如此。”
李云：“不能写定。”
伊云：“凡约皆应写明换约之期，我主现在广岛，即可批准。”
李云：“此近我远，不能相比。”
伊云：“换约之地何处？”
李云：“当在北京。”
伊云：“北京我无使臣驻扎，如派人往，当派兵护送，不便。”
李云：“此次我来，所费实多，签押之后，两国即系友邦，批约后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换约。我国换约，向在北京天津两处。”
伊云：“此非成例。”
李云：“议约我来贵国，换约贵国当派人往华，有来有往方称和好。”
伊云：“换约之前我兵在旅顺口、大连湾者有二十万。两处皆无营房可住，故皆在船上，听候换约，方能撤回。故换约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顺口换约？”
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约将必批准。”
伊云：“不换约，和局尚未定。”
李云：“何不派武员来津换约，最好派川上。”
伊云：“派人皆由皇上定夺，川上未必能去。”
李云：“川上为人和气，与津郡文武人员相好。”
伊云：“他尚难离营。”
李云：“签押后必不开衅，营中无事，川上可去。”
伊云：“万一不批准，又将如何？”
李云：“一经批准，我即电告尔处，电报用何密本？”
伊云：“电报可用英语，无须用密码。但换约之时，与换约之地，应定。”
李云：“此皆我皇上之事，难定。”
伊云：“凡约皆定明换约之期，故请定十五日。”
李云：“十五日为时太促，一月稍从容。”
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
李云：“一月之内，可否？”
伊云：“三礼拜内。”
李云：“约内，从未写礼拜两字。”
伊云：“不写礼拜写二十日。”
李云：“一月之内。”
伊云：“多至二十日。”
李云：“天津换约，可定否？”
伊云：“应派兵护卫，不便。”
李云：“派一兵船，足矣。”
伊云：“兵船不能过拦江沙，何不在烟台换约？”
李云：“烟台换约，亦当请旨。”
伊云：“换约之地有定，约方可定。”
李云：“天津换约，可定。”
伊云：“何故不在烟台？”
李云：“签约之后，可到天津，必不生事，所贴兵费，可定否？”
伊云：“现已议过，定约之时与定约之地，是否即在烟台，期以二十日为限？”
李云：“总须一月之内。”
伊云：“此约谅可批准，万一不准，又将开衅，故愈速愈妙。”
李云：“此约谅可不驳，但请放心。”
伊云：“总须定明换约之时。”
李云：“敕书内写明，如果详阅各条妥善，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
伊云：“我国敕书，亦是如此写法。”
李云：“批准在先，换约在后，一经批准，当即电告。”
伊云：“总须订明，一经批准接电后，方可派员。”
李云：“尔已许二十日，我说一月之内，所差十日，无多。”
伊云：“明日签押，后日中堂登程，到津即可专差将约本赍京，为时甚速。”
李云：“我到津后，尚须请假，另派员将约本送至总署进呈，中国作事转折甚多，期限不能过促。”
伊云：“此讲和之事，非寻常可比，故愈速愈妙。”
李云：“平常约章换约，皆在一年之外。”
伊云：“去岁我国与英国新立约章，在七月十七画押，十八日英君主即已批准。”
李云：“中国之事，不能如此。譬如批准后，又须派员至津，候船至烟台，皆不能克期。烟台换约从尔，日期当由我定。”
伊云：“二十日足矣。所差十日，所费实多，六十只运船在大连湾，兵皆在船守候。”
李云：“据我看，签押后可将兵调回。”
伊云：“不能。”
李云：“我在下关，三十日定约，不为不速。他日约本由津送京呈进，盖用御宝，然后派员来津，守候船只到烟台，此中耽误日期不少，何必匆促，为此不情之请。”
伊云：“十天所差太多。”
李云：“此甚小事，岂可因此龃龉。中国办事，向来延缓，如我正月十九日奉旨，即速料理，来此已二月廿三矣。换约之期，写明签押后一月之内，我当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万一不及，又将失信。”
伊云：“西国议和，皆皇上自定，立即批准互换。”
李云：“现在亚西亚，何必常以欧洲之事相比。换约之地从尔，期限当从我。”
伊云：“一月究竟太远。”
李云：“留兵贴费究竟可去否？”
伊云：“不能！”
李云：“无法。”
伊云：“中国为难情形，无论如何，兵费总须各认一半。”
李云：“二百万兵费太多，一百万各半，不问所费若何，每年我净贴五十万，一应在内。”
伊云：“此费只可养一营。”
李云：“何必多派留兵，与贵国甚近，万一有需，即可调来。”
伊云：“留兵为抵押赔款，非为别事。”
李云：“英法留兵皆无兵费，贵国应宽大办理。”
伊云：“换约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
李云：“已讲明一月。”
伊云：“太远，换约应从速，签准互批亦然。”
李云：“转折甚多。”
伊云：“二十日足矣。烟台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即准贴费五十万。不然必要一百万。”
李云：“换约之期，总须请旨，每年贴费五十万，自换约之日起。”
伊云：“如能允二十日。”
李云：“我不能作主。”
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
李云：“写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换，会议已久，当派参赞将约本校对清楚，后日签押。”
伊云：“何不明日签押？我处明早即可写齐。”
李云：“我处必须明晚方齐，后日签约。”
伊云：“即定后日十点钟。”
李云：“仍在此处，当面签约否？”
伊云：“然也。但两件事应定明。”
李云：“我回去请旨，换约日期，可空起。”
中堂起席，伊又谆谆以二十日为请，方可允贴费五十万，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议而别。时已七点钟。
附：马关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岛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战前，李鸿章在1894年6月中旬曾经请俄国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之争。但英国人此时正想拉日本制衡沙俄，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英国领事曾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请日本与中国共同退兵。但也仅此而已，别无下文。俄国公使喀西尼也告诉李鸿章，沙俄政府会不惜以逼迫的手段压制日本人。李鸿章信以为真，一心等待俄国人出面，但最终却不见动静，导致军事部署被动和延误。
平心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李鸿章一人之责，而是清政府腐败所致。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竟不发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舰队外籍顾问又伙同候选道牛昶炳等人威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
日本人点名要李鸿章出面谈判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派员议和已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左思右想，觉得如果在日本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之时，派大员贸然前往，恐怕会遭日方奚落。因此，他在给恭亲王奕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最终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的德国人德璀琳。
对于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相机转圜。”
在日本方面，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与清廷停战的最佳时机，日本应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防。因此，二人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但伊藤博文对二人百般刁难，甚至不允许他们发密电和北京取得联系。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字样，遂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的惯例不符，于是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伍廷芳又问：“那么中堂也要来广岛吗？”伊藤未置可否。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不想做“卖国贼”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此时，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李鸿章。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堂上争执不下，乱作一团。李鸿章表示，不能够承担割地的责任，更何况连日本人要的赔款现在都无法凑齐。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騄等人也说，宁可多赔款，也不可割地一寸。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情形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中日议和开始后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无果而终。
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3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世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
春帆楼上唇枪舌剑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此楼所处之地居高临下，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
对于春帆楼，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别有一番感情。当年的伊藤博文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一日，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碧波之上的点点渔帆令其感动不已。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伊藤博文不禁兴致大发，为此店取名“春帆楼”。选此地为谈判地点，想必伊藤博文也如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所作的一样，要拼命吃下清政府这条“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命令：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不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凶器；四是各客寓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中国使团与中枢往来的电文日本人一览无余，自然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李鸿章遇刺改变谈判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后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清政府全权大臣被刺，不啻为马关的一场地震。事发后，“日官来问伤状者络绎不绝，寝室前后甬道游廊皆满”。事发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正与李经方（李鸿章的养子）商议谈判事宜，闻讯立即让对方回去照顾父亲，自己先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报讯，随后一同前去慰问。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的是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根据国际法，使节人身安全应受所在国保护。李鸿章身受一枪，令日本在外交上极为被动。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沮丧地表示：“此次事件，比起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败仗还能够转败为胜；而此次事件实在令人忧虑不已。”当天晚上，陆奥宗光致电驻外使节，让他们向各国通报情况并探听舆论。英、美、德公使均表示事件激起了欧美的恶感。俄国公使更是挑明：此前各国对中国求援只作应酬，如今中国有了充分理由，列强普遍谴责日本。
为谋求补救，日方首先在治疗上下功夫。李鸿章使团原有两名医官——法国医生德博施与北洋西医学堂总办林联辉。日方决意挤开两人，将治疗抓在自己手里。伊藤博文致电日本陆军参谋次长，要求速派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与佐藤进到马关。石黑对医治枪伤经验丰富，佐藤号称外科手术无人能出其右。两人连夜从广岛宇品港乘船出发。
次日上午，两人抵达马关，与伊藤、陆奥会面后立即赶往引接寺，竭力标榜为李鸿章治伤的诚意，他们谦恭地说：“定将如同我等父亲身受枪伤一般认真对待。”李鸿章握住石黑的手说：“我的治疗就托付给阁下了。”石黑多年后回忆，仍记得那一刻如释重负。他叮嘱佐藤，不要让德博施和林联辉有露脸的机会。正如石黑所说：“我的使命一半事关外交，一半属于治疗。”稍后，日方又派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外科医生斯库里巴。
鉴于李鸿章年高体衰，不宜开刀，子弹始终没有取出。同年11月，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次年李鸿章出使欧美时，慕名在德国柏林拍摄了一张X光片，嵌在额骨中的子弹清晰可见。他本想动手术，但因医生没有把握而作罢。这颗子弹一直留在他身体中，直至盖棺。
此时，尽快惩处凶手自然也是应有之义。刺客名叫小山丰太郎，时年27岁，为人放荡无赖。他小学毕业后只念了几个月中学，后进入庆应义塾（日本私立大学）就读，亦中途退学。行刺前他携带一份“毙奸趣意书”，认为李鸿章是破坏东洋和平的元凶，不应让其来日本。在法庭上，他举出行刺理由：因李鸿章令天皇忧心；破坏和平；为战死日本人负责；议和对日本无益；以及“战胜国未见敌国首都便收兵乃不名誉之事”。
为尽快平息舆论，对小山的审判相当快捷。案件被认定适用故意杀人未遂，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记载，伊藤博文曾两次向裁判长施压要求判死刑，但裁判长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
小山后来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刑，两年后因大赦减为15年徒刑，1907年假释出狱。他在狱中写成《活地狱》一书，序言写道：“我之罪，乃因思国家之真心深切也。”1938年，他又发表回忆录《旧梦谭》，原原本本回顾了刺杀李鸿章的前因后果。
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小山六之助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战端，危及京师安全。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转自：《知识窗》 2009年2期、中国典藏网、《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 吉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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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存档于：202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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