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步入二楼一间大办公厅，说要找庄士敦队长。栅栏挡住的办公桌后一个长脸淡褐金发的警员抬起头来，又回头写字去了。有个黝黑结实的人穿着卡其制服上前来。
“沈小姐么？请这边走。”
他领头到一排的隔间，请她在一张桌子前坐下。
清白的人无端被召进了警察局，该如何举动？应该是气愤又紧张。可是她准是做得过火了。黝黑的汉子瞧了她一眼。
“没有什么事，问几个问题罢了。要不要喝茶？”
“不用了，谢谢。”
“喝杯茶没什么，我们自己也要喝。”
“那好吧，谢谢。”
他摇铃。有个骨瘦如柴的中国人悄没声的出现了，一身白衬衫，雇员的样子。
“两杯茶。”
他默然消失，留下一丝光脚穿球鞋的气息。
“不抽烟吧？”
他自己点燃了一根烟。金发警员侧身快步过来，像只收起来的雨伞。
“这位是庄士敦队长，我是马瓦罗警探。”黝黑的警探说，仿佛是澳门人，也许是多明尼克嬷嬷的侄子，一样的宽脸浓眉密密的睫毛。他一个人说话，做笔记。庄士敦只是坐视，面前摊开一本大笔记簿。会是什么？她母亲的“档案”？他不断翻看，像参考什么。不可能全记着她的事吧？琵琶颠倒着看，只看见是活页纸，打字稿。心里渐渐地恐慌，又一股子想笑，仿佛已是事过境迁向某人提起，不是向母亲提起，她会大发雷霆，而是向比比或珊瑚姑姑。她甩不掉这戏谑的感觉。她向来信任警察，坐在这里心里自在，并不比在学校口试紧张。马瓦罗像个坏学生，笔记写得很吃力，有一句没一句，只有三两行。他怎么不索性让她自己来写算了？
“你父亲多大年纪？”“你母亲几岁了？”又想抓她撒谎的小辫子似的。“你父亲大你母亲几岁？”问不倒她的。他们两人同年。
她报出母亲上海的朋友，心上有些不安，比方说布第涅上尉，有必要说出他来么？不过，既然事无不可对人言，有话直说岂不是最好？
“你认识罗侯爷吗？”
“是我表大爷。”珊瑚姑姑听到不知会怎么说。连这都查出来了。
“他同你母亲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父亲的表哥。”
“你母亲跟他很熟？”
“不是，她只见过几次面。”
“她一定跟他很熟。不是她设法筹钱救他出来么？”
“不是，那是我姑姑。”
“沈小姐么？请这边...
“可是钱是你母亲的？”
“我姑姑跟她借的。”
这些事他们怎么知道的？露不会告诉他们，除非是他们先提起。她的心往下沉，晓得有场大病要来了，而且不是几天就痊愈的。她喝了一口热奶茶，饥荒似的。她这动作似乎使马瓦罗震了震。难道是以为她突然口干舌燥？
“他常到你母亲家吗？”
“罗侯爷吗？没来过。我们统共只见过他一次。”
“在你母亲家里？”
“不是，是在他家里。”
“她常到他家去？”
“不是，那是他太太的家，他不住在那里。”
她一心一意只提防说了什么会惹她母亲生气。
“你帮你母亲送过信吗？来到香港之后？”
“没有，上海对外的通讯并没有断。”
“你寄过包裹到重庆吗？”
“没有。”
“内地任何地方？”
“没有。”
他起身，慢悠悠走出隔间，伸伸腿，吸口气。庄士敦一分钟也不浪费，立即接手，不时参阅他的大本子。
“罗侯爷是何时遭到暗杀的？”
“我不记得了。—一九三八年吧。”
“他始终没把钱还给你母亲？”
“借钱的事只有我母亲和姑姑知道。”
为了取信他们，她说出了姑姑与罗侯爷的儿子的恋情。她并没有泄露什么秘密，换作是她母亲也一定会说。马瓦罗又回来了。两人都没做笔记。
“所以我姑姑就偷偷拿了她的钱。”
“可是她们还是朋友？”庄士敦问道。
“只是表面上。”
“她们还是住在一起。”
“为了省钱。”
“你母亲的经济拮据吗？”
“对。”
“她现在有钱了？”
“不算有钱。”
“她住的是浅水湾饭店，一个多月了。”
“可能是我姑姑还她钱了。”
“你不知道确切原因？”
“我没问。”
“你对你母亲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少。”
“我们很尊重彼此的私生活。”
“中国家庭很不寻常吧？”
“她们母女好几年不见了。”马瓦罗冷不防插话。这两人就像她在哪儿读过的帮会兄弟，两个人一搭一唱，“你扮白脸，我扮红脸。”京戏里武人画红脸，文人是一张净脸。一个凶猛胁迫，另一个知书达理，好似帮受害人撑腰，对抗他的伙伴。受害人感激涕零，轻易就招供了。而这里的两个，庄士敦是英国人，自然扮黑脸。马瓦罗有中国血统，广东话想必也很流利，虽然今天不见他说广东话。
庄士敦倒身向后，让马瓦罗接手盘诘。
“你认不认识你母亲的日本朋友？”
“她不认识日本人。她讨厌日本人。”
“倒不讨厌德国人？”
“她也不认识德国人。”
“你知道伊梅霍森医生吗？”
熟悉的名字又使她心中一跳。“他是我的医生。”
“他常到你家里吗？”
“只有我生病那次，我得了伤寒。”
“他的全名叫什么？”
“不知道。”
再换庄士敦上场。她的父母年龄差几岁？
好不容易，他合上了本子，说：
“谢谢你，沈小姐，我们可能需要再请你过来谈谈。”
琵琶倒抽口气，难以置信。
“数据还不充份。”他说。
马瓦罗蹙着眉，低声道：“非常抱歉。事关安全，妈虎不得，尤其又是战时。”
这一提，琵琶陡然想明白了一件不太确定的事—日本已经到达九龙半岛边境。上海孤岛傲然屹立，毫不隐讳深陷重围，香港人却一句话也不想提，只说这里是安全的，这里是英国的辖地。可是日本不是轴心国之一，而英国正和轴心国作战吗？
“当然，当然是要小心为上。”她同情地喊着。
两人都有点受惊怀疑的表情。现在可不是让她讲理的时候。
她在警察总署待了三个钟头。出来后在附近杂货铺打电话。露还是不在，她改找张夫人。
“我们打电话找你，你出去了。”张夫人说。
“我在外面打的电话。我找不到我妈。”
“她还没回来呢。他们叫她去问话，太不像话了。”
“我也刚从警察局回来。”
“你能不能过来？过来再说。”
她发现张夫人一个人在房间里。
“昨天我们下楼去吃午饭，有个警察过来，说要找我们谈谈，张先生和我就跟着他进了酒排。问我们的旅行，十句有八句不离你妈。后来才知道吴先生吴太太也有人问他们话。我们午饭时没看见她，只好一直打电话到她房间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一大早，那人又来了。张先生差点就发脾气了。末了才知道她昨晚没回来。我们可真的担心了，就打电话找你。”
“她到哪儿去了，那人没说吗？”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不在饭店里。张先生去找领事了。放心好了，很快就没事了。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缇娜与里奥纳·吴进来问有没有消息。一看见琵琶也在，就把他们的事说了一遍。今天早晨他们也是又被盘问了一次。
“这下子可领教到殖民地的厉害了。”里奥纳说，“我们中国人说中国是半个殖民地，到底还是两样。”
“英国人在上海就不敢这么样。”张夫人道。
“租界里他们就够趾高气扬了，可还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他说。
“谁叫香港是人家的呢。”缇娜说。
“都是打仗的原故，才让他们这么草木皆兵的。”张夫人道。
“再怎么说，也不能这么对待友好的同胞啊。”里奥纳说。
“我们本来早就要走了，”张夫人道，“可是你妈偏说蜥蜴皮还没弄好。”
“你也知道你妈的脾气，琵琶，老是那么不慌不忙的。”缇娜说。
“嗳，真是折腾人。”张夫人叹息着说，“谁想得到……！”
“他们都问了你什么，琵琶？”缇娜气恼地说。
琵琶拣了一部份告诉他们。
“就跟问我们的一样嘛，里奥纳，你说是不是？”
矮小的里奥纳·吴长了个娃娃脸，孩子气似的漂亮，拘谨得很，今天说的话已比平日多上许多。
“吴医生，你听说过这个德国医生吗？”张夫人问道。
“是啊，他们怎么会问起伊梅霍森医生来呢？”琵琶也说。
“张先生本来要去找他看病的，可是他回德国去了。”张夫人道，“看他的年纪，在上海也住了三四十年了。上海的德国人运气好，不用去打仗，也没给拘禁什么的。”
“听说他涉嫌当间谍。”里奥纳说。
“嗳，那就难怪了，难怪他们会疑心露呢。”张夫人轻轻喊了一声。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缇娜说，“谁都能找他看病啊。”可是她的声音渐渐轻了，心虚似的。
沉默了下来，显然是顾忌琵琶在场。
“张先生没打电话回来？”里奥纳问道。
“没有。”
“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跟她联络上。”里奥纳说。
“这事交给张先生就对了，他人面广。”缇娜说。
“张先生在香港这里不认识人。”张夫人道。
“他总是个名人，不比我们。”缇娜说。
“他当然会尽力帮忙。露那些英国朋友一个也想不起来？张先生也说我们黄面孔在这里使不上力，一定得白面孔才行。”
“有个布雷克维少尉，可我不认识他，这事发生之后就没见过他了。”缇娜说。
是那个英国陆军军官，琵琶心里想。
“他要是以前不认识露，也帮不上忙。”张夫人说。
“汉宁斯呢？可以给他发个电报。”里奥纳说。
“没有他的地址。”缇娜说。
“送到加尔各答他的公司去。”
“他还在印度吗？”琵琶问道。露如果是去找他，也不奇怪。也该是个像他那样的人。
“对，他离开上海了。”缇娜说。
“还是可以帮她作保。”里奥纳说。
“他要在这儿就好了。”缇娜说。
“嗳，还是看领事怎么说吧。”张夫人说。
“找领事就对了。”里奥纳说。
“等张先生回来就知道了。”缇娜说。
吴先生吴太太翩然出去了。
下午十分漫长，张先生回来天色已经暗了。他举高一手，掌心朝外摇了摇。
“别提了。”他赶在太太开口前道，“岂有此理。领事找了几个人，个个跟他打官腔，什么战时保安的，还说只是找她去问话，不需要请律师。”
“他们怎么能言语都不言语一声就把人押起来？”张夫人喊道。
“现在是打仗。”
“跟他们打仗的人可不是重庆政府。”她指明了。
“他们知道重庆管不了。”他恼火地朝太太嘟囔，“没有后台的中国公民算什么！”
“张伯伯可不是默默无名啊。”琵琶道。
“我说不上话，我有好些年没在政府任职了。”
“可是有张伯伯在这儿。”其实她想说的是“有您作保还不够吗？”
“我也只能据实以答，”他用讲道理的声气说，“虽然有亲戚的情份，却很少跟你妈见面，这次搭伙一道走还是因为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老实说，他们问我们的事情我们一件也不知道。”张夫人道。
“我也一样。”琵琶道。
“这事纯粹是误会，都是因为不体恤中国人。”张先生道。
“她人呢？”张夫人问道。
“领事也在打听，明天他会去找总督。”
“绞把热毛巾擦脸吧？”
他点头。张夫人进浴室去，放热水。张先生趁这时候问琵琶她到警察局的情况。
“我看还是你回去问他们，坚持要知道你妈的下落。你是在这儿上大学，不是玩几天就走的，总该有点份量。”
“是么？”
她步入二楼一间大办公厅，说要找庄士敦队长。“是啊，岛上这所大学颇有点地位，究竟是公家的机构。”
“那我即刻就去，免得他们下班了。”
警察局里仍有灯光，也没人拦住她不让她上楼。不见人影的走道散发出光脚穿球鞋的气味，比白日更浓。办公室的门锁上了。母亲就在这栋屋子里吗？幽暗的黄色灯泡使得这栋又大又旧的办公楼欺人地温暖。还是别让人逮着在这里游荡的好。可她还是愣愣站在办公室门前，转动门把，影子映在灰濛濛的、没有光亮的毛玻璃上。有警员从过道走来，脚步落在亚麻油亮皮暗褐地板上，响亮得很。他说庄士敦与马瓦罗都下班了。琵琶只好走了。
到这时候她已经习惯了晚上走这段斜坡路回宿舍，觉得路程短了很多。今晚这份熟悉的感觉尤其窝心。心底里她深信又是她母亲旅行中的灾难，像那次船起航前她父亲扣下了行李，像纽约登岸后签证又出了问题。她听得见事过境迁母亲与姑姑谈讲，又是气又是笑。珊瑚在就好了，她最拿手的事就是救人。连表大爷有罪的人都救得出来。表大爷扶乩得了一首诗，说什么“飞龙抟风上九天”。旁人都恭贺他，听说了他即将出任傀儡政府的总统。过没两天，他从扶乩处出来，就遭射杀了。明跟珊瑚说过有这个流言。琵琶把表大爷抛诸脑后。他惹的祸还不够多么？
她觉得张先生等她走后还有许多话要对张夫人说。中国人有些事总不让老太太和儿童与闻，当他们毫无用处。她能体会表大妈为什么恼恨明与珊瑚在营救表大爷时始终瞒着她，可是她不能怪张先生跟她母亲一样都拿她当小孩子看。他们对她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爬坡爬到一半，她经过了教授们的屋子，空洞洞黑魆魆的。这个夏天战火方兴未艾，不晓得他们能到哪里去度假？布雷斯代先生留在香港，可是她不会去向他求援。心里有什么扯了下来，百叶窗一样阻断了让他与她母亲发生一点点关联的想法。张先生说大学在香港是有地位的。那么院长呢？他也住在这些小屋子里。这时候必然也不在。教务长呢？甚至是除了讲演日不曾露面的校长？她四处告帮，要人帮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作保，她母亲会不会生气？这时候她就能明白前清的官员遇上急事为什么通常都不作为。做错了事反倒比不想到该做什么容易招祸。交给张先生处理吧，母亲信任他。可是明天她还要再到警察局去，张先生是这么建议的。
多明尼克嬷嬷帮她开门，什么也没说。可是琵琶感觉警察也来调查过她。多明尼克嬷嬷说不定打电话向院长姆姆请示过，决定不闻不问。教会不能蹚这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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