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北马
在一望无际的中国大陆，陆路四通八达的北方需乘马出行，而南方大地则仰仗舟楫，因而有“南船北马”一说。而在南方，船只最多的当指长江流域以及运河星罗棋布的江南水乡。
长江以北是马的世界，以南则是船的天下。著于汉代的《淮南子》（二十一卷，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22年〕著）就提及“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胡人指的是北方民族，越人则是浙江、福建一带的住民。汉代的时候，北方民族和越人都是中原之外民族，也就是所谓的蛮族，还未加入中原行列。但是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汉代中国人就认识到，前者马术第一，后者舟楫无双。
10世纪之后，北方民族逐步征服中原，最终由蒙古铁骑一举平定了中国全域。他们正是《淮南子》所说的马上世界的霸王。
然而这样的强压遭到了反弹，时隔不久，中原又再度回到了汉人手中，这就是明朝。而其中起到前驱作用的正是越人的舟船之力。
一直以来，蒙古人也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不擅长水战。其所说的“舟”，基本上也就是渡河时用的牛皮筏子而已。元世祖率军与南宋军队争夺汉水时，其部将曾献策道：“我们的精兵突骑无坚不摧，但是唯有水战不敌宋朝。应夺其所长，建造战舰，训练水军。”①
那时候的元军也吸收了华北的汉人。他们虽然比起蒙古人要更擅长水战，但并不能胜过长江流域的汉人。
事实上，元朝末年兴起的群雄中较有实力的基本上都拥有水军，他们之间也是靠着强大的水军来争夺霸权。屡屡为南宋水军头疼的元朝直到最后也在为舟船之事烦恼。就像后述的那样，当西路红巾军徐寿辉的部队攻陷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时，元朝一侧的汉人部将便议论道：“贼在陆地毫无胜算，肯定会以舟船逼近。”②
由此可见，在陆战当中处于弱势的汉人能够对抗元军，关键还在于舟楫之力。同时可以说，这一时代战争的特点就在于汉人充分发挥了舟船的力量。顺带说一下，明朝虽然也有水军，但它们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最根本的还是由步兵开展的游击战。马匹和舟船确实有强大的机动能力，但是靠此只能占领“点”和“线”，要进行渗透作战以确保“面”，就不得不依赖步兵。在这一点上，明军和元末的群雄是不一样的。
而在南方，船只最多的当指长江流域以及运河星罗棋布的江南水...
五彩的山东船
从福建省的沿海地区上溯到闽江，直达马尾（距离闽江河口约42公里，海运汽船也能到达这个港口），这一路上应该能看到不少有五彩装饰的极其美观的山东船吧。所谓“山东船”指的是在福建和北方海港之间往返的大型货船，它们能到达遥远的山东，甚至能直达如今的大连等地。船体上细细密密地描绘着大鹏和金殿玉楼，涂满红、黄、绿、紫、银等各种颜色，桅杆顶端还装饰着黄金珠。据说这些五彩船船舷相连停泊的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仿佛看到了龙宫世界的宝船。
福建住民的始祖是闽越（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福建和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上均有分布的古代越人），这些山东船充分展现了越人造船技术的传统。
从宋代开始，这些用于远洋航海的大型船舶被制造出来，出现了载客二三百人的达两千石的船，甚至有足可载客五六百人的五千石大船。这些船在东亚或者东南亚水域巡回航行。
这些大船的主要制造地是福建和广东。后面也会说到，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基于技术和造船材料方面的考虑。造船材料主要用的是杉材和松材，福建以出产优良杉材而闻名。当时人们对船体性能有这样的评价：南方的材质基本都适用于海水，而其中海船以福建之产为最优，广东次之，浙江又次之；北方所产的材木不耐咸水，因此并不适用。除此之外，福建还富藏造船所不可或缺的铁材。
这样来说，福建和广东可谓是海船建造技术方面的先进地区。
排在它们后面的是浙江，这是因为处州是杉材的产地。宁波船、温州船也非常有名。
越之国果然是船之国！
不过兵船方面却稍有不同。据《筹海图编》（十三卷，明郑若曾所著，是研究倭寇必不可少的资料）所言，广东船要胜于福建船。广东船船型大，船材使用产于南方的硬木铁栗木，所以在两船相碰撞的时候能够击碎福建船。
顺便提一下， 《筹海图编》中还论述了日本船和中国船的差异：
“日本船和中国船不同，使用的是大木，而且只选相合的材料。连接时不用铁钉，而用铁片固定。而且也不用麻筋桐油，缝隙间仅填埋短水草。总之，造日本船要耗费大量的木材，费用也很高昂，因此非有莫大的财力不能轻易制造。
有传闻称日本制造了成百上千艘大船，但实际上都是无稽之谈。如今看来，倭寇实在寒酸，其船大型的也就能乘搭三百人，中型的能乘搭一二百人，小型的则是四五十人至七八十人，而且低矮狭窄。如果遇到巨舰，想要进行迎击也不容易，轻易就沉没了。因此，他们都很惧怕广东船和福建船。
再看其构造，这种船的船底是平的，因此不能切开波浪。而且风帆总是悬于桅杆正中间，帆端不像中国那样是被挂住的，所以不能被有效利用。顺风的时候尚好，无风以及逆风的时候只能放下桅杆，用桨划船，因此渡过外海怎么也需要一个多月。”
全书大体上都是这样的论调，也不知道到底说中了几分。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福建奸民还向倭寇提供了技术支持。《筹海图编》中写道：“近年来倭船之所以能够轻易抵岸，都是因为福建沿海的奸民买下倭船，将其船底改造后又交回给他们。改造船能突破波浪，不畏横风和暴风，仅费数日便能到达。”③
福建战舰
在此，我们再来说说他们引以为豪的福建战舰的构造。福建船高大且宽敞，看起来就像楼阁一般，承载百人不在话下。船底尖锐，仿佛能劈开波浪。上部宽广，其首昂而口张。船尾也同样高扬，建筑着三层舵楼。舷侧均贴护板，其上竖立着巨大的茅竹，围起来仿佛像城垣一般。船上有两根桅杆。
船的内部分为四层。最下层不住人，堆满土石以增加船体的重量，以免船随水漂流。第二层是士兵的起居场所，覆盖着木板，得从上面用梯子下去。
第三层左右有六扇门，当中设有水桶。船前后有木锚，系着棕榈缆绳，于此下椗，起椗。最上层像露台，在第三层用梯子从通口爬上去。仿佛栏杆一般的木板围在船体两侧，人可以靠在上面进攻敌人，还可使用弓箭、石头、火炮自上而下瞄准射击。
如果遇到敌人的小船，就撞击其船体将其击沉。由于船很高，所以敌人难以迎击。这是福建船的优点，福建船真可谓是海战的利器。不过，虽然福建船在顺风和顺潮时行驶得很快，但是却转身不便。另外由于船体太大，无法停靠在岸边，上陆时要使用小舟接驳。④
歼灭倭寇的名将戚继光（字元敬，生于山东登州卫的军人之家，在浙江、福建立破倭之功，后又有防御北虏之绩）曾这样评比福建战舰和倭寇船的优劣：
“福船高大如城堡，人力难以开动，全得依赖风力。而倭寇船矮小，与苍山船（浙江台州太平地方使用的渔船，是帆橹兼用的小型船，用于追踪小型的倭船）相似。因而只要福船对上好风向对其进行压制，形势就仿佛大车碾压螳螂一般。这是船力之战，而非人力。我们一直以来都以此制胜。但如果倭船也和我们的福船一样大，我方就难有必胜之策了。
不过，福船吃水深达一丈一二尺。虽然这在大洋上非常管用，但到了浅滩，福船就经常触礁，而且无风的时候不能开动。因此只要倭船闯入内海，沿浅滩行驶，福船就束手无策了。”⑤
贸易立国
福建的造船业之所以如此兴盛，并不仅仅因为其是原材料的产地，福建省整体的地理环境很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福建的得名始于唐代，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它是中国国内发展较晚的地区。至于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福建地方是陆地的“孤岛”。福建省西部和西北部是层层叠叠的群山，从浙江到福建要越过仙霞岭行至闽江上游，从江西到福建则要出杉关以抵达闽江，外界通往福建的大道只有这两条。而且整个福建省几乎都是山地，甚少平原，因此完全没有成为谷仓地区的条件。实际上，福建人一直通过船运从北边浙江运进温州米，从南边广东运进惠州和潮州米。另一方面，福建也拥有极为曲折的海岸线，散布着无数大小岛屿。
（书中插图系原插附地图，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福建要靠海为生，也就是为何必须把中转贸易当作主要生业。这一点加上福建的“孤岛”性质，使其成为江南地区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五代十国的时代，江南各个王国争相致力于本国产业的开发，只有福建王国（国号为闽，王审知〔862—925年〕所建）以集聚财富为目标投身于南海贸易。而这也可以追溯到唐代以来的阿拉伯贸易。
首先成为时代之光的是福建港口泉州。泉州在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的著作中被称为“Zaitum”，经由他们的介绍而闻名海外，据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因此中国宋、元、明历代政府都在此设置“市舶司”管理外国贸易业务。
但是，贸易港并不是只有泉州，福建全省都与此相关，正如著名的苏东坡所言“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东坡奏议》卷六）。在泉州之外，福建的主要城市，同时也是海港的漳州、福州、兴化也兴盛繁荣。那里靠着私人资本从事船运业的店家鳞次栉比，而下层民众也有许多以水手为职。
顺便一提，福建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奇特风俗，据说男色非常普遍，都已经成为风俗，人不分贵贱老少，均热衷于此。产生这一奇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福建人从事海上营生。传说船上不能有女性，否则海神会作祟使船沉没，于是船员便以男性代替，据说这就是事情的起源。这类传说也反映出福建与海洋的深刻渊源。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想象明太祖颁布禁海令闭关锁国之后福建人遭受了多大的打击，同时也不难理解为何有奸民勾引倭寇。《筹海图编》中有言“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内地奸民勾引之也”，又说“向来通倭多漳、泉无生理之人”，这也透露了当中的一些情况。如果不了解福建，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倭寇。
海上之狼
日本天文十六年（1547年），按明朝的年号来说是嘉靖二十六年，旧历五月四日，日本的四艘遣明船从五岛地方的奈留岛扬帆起航。船队九死一生地渡过暴风雨横虐的东海，被风吹得四散。一号船于当月十三日到达浙江台州。而三号船则于当月十四日在温州洋面上遭到二十八艘海盗船袭击，死九人，还被夺走一艘舢板。这些海盗是规模相当庞大的海盗集团。后面也会说到，这一时期，宁波洋面双屿岛周围的走私贸易正处于全盛期，因此这些海上之狼常常在此严阵以待，围猎满载货物的航船。
关于这些海上之狼的真实身份，古人留下了一些记录讲述自己的印象。就在大约五十年前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前往朝鲜南部济州岛赴任的一位李朝官员在途中接到父亲的讣告，匆匆赶回本土，途中遭遇了恶劣天气，其所乘船漂流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南部。
他们在宁波洋面上遭到了海盗袭击，留下了记录《漂海录》（作者崔溥，全罗道罗州人，可对照日本僧人策彦所著的《入明记》阅读），其中是这样描述那些海上之狼的：
“正月十二日的傍晚，有两艘船驶来我方。一艘大约搭乘十个人，打扮都是穿黑棉裤、着草鞋，有的头上系着巾帕，有的戴着竹叶笠，披着棕榈蓑。他们吵吵嚷嚷地说着中国话，但是我们不明白，于是转为笔谈。其人写道：‘我是大唐的林大，将你们从大唐购买的宝物都交出来！’然后我们交代了航船遇难的经过，将米交给了他们。之后他们声称我们可以在此逗留休息至风向好转，并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岛上。
岛上有两间茅草屋，似乎是制作干鲍的人家。我们一行已经疲劳到了极点，那天晚上倒头便睡。晚上十点左右，那个林大率领二十几人，拿着刀枪，带着火炬，闯进来写给我们几个字：‘我是观音佛，已经看透了汝辈的心思，如果藏有金银马上交出来！’然后他们仿佛早有预谋似的，撕抢衣物，挥刀威胁，拳打脚踢，夺去了所有东西。最后他们砍掉我们的锚石、缆绳等物扔下海去，将我们的船引至外洋，扬长而去。”⑥
这些人就是被称为鼠贼的集团，从浙江到福建、广东一带的沿海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海盗的巢穴，历史上出了一连串声名赫赫的大海盗。
太古远的就不说了，宋末的朱清、张瑄，元末的方国珍都是史上留名的海盗，他们都是浙江出身。还有明末清初之际横空出世、与我国大有渊源的郑芝龙，清代中期艇盗之乱（以安南为后援的海盗集团，1810年被清朝武将李长庚镇压）中恶名远播的蔡牵，他们都是福建泉州人。
另外,后期倭寇末期，与倭寇勾结的海盗吴平、曾一本等人是广东潮州出身。这些潮州海盗的大首领张琏蜚声海外，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叫作“Chang SiLao”。传说他逃亡之后，当上了苏门答腊岛上巴邻旁的王。他还有一位部下林凤，被欧洲人称作“Limahong”。
包括后期倭寇的核心人物李光头、许栋、王直等人在内的中国东南海上的海盗群体在倭寇史上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海运开创者
对船束手无策的蒙古人在征服并占据中原之后，也开始频繁地利用船只。这是从马向船的转换，非常值得关注。
蒙古人在军事上曾因征讨日本和爪哇而向海外派兵，同时经济上也垄断了南海贸易，没有一处不靠船运。而这些全都是动员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海运力量而达成的。但是，派兵和贸易都是出于其贪得无厌的征服欲和物欲，并非关系着其生死存亡的紧要事。而当他们开始依赖船运之后，却反而丢掉了性命。
北京自辽金时代起就是国都，到了元朝，其规模愈加庞大，城里容纳了大量政府官员、军人、百姓，人口飞速地膨胀起来。自然而然地，养活庞大人口的口粮也只能依赖江南地方的供给。但是如何才能将粮食运往大都（北京）呢？宰相伯颜为此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是已经废弃多年的运河修复起来并不容易，因此他最终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决定利用海运。负责此项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海盗出身的汉人朱清和张瑄，而且讽刺的是，他们都是浙江人（准确说来是江苏，但当时属于江浙行省）。
朱清出生于长江口的崇明岛，家里打鱼为生，但他后来成了走私盐商。这份营生来钱快，但是被抓住就是死刑，因此完全是在赌命。他在这种情况下一有危险马上就会乘船远走高飞的吧。尽管如此，他也算是一个有胆气的小恶霸。张瑄则出生于苏州附近的嘉定，早年丧父而沦为乞丐，最终长成了饮酒斗殴的恶少。
据说朱清和张瑄是在以米换盐的黑市上相识的，因意气相投而成了结义兄弟。两人运气不好，曾被抓进监狱，却神奇地保住了性命。这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监狱长梦到两头白虎率领群兽作乱，第二天醒来看到两人和白虎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就释放了他们。
南船北马在一望无际的中国大陆，陆路四通八达的北方需乘马出行，而南方大地则仰仗舟楫，因而有“南船北马”一说。
此后两人就成了海盗，两人绕过山东半岛航行到了遥远的渤海湾，而且经过十几次的航行，发现了从江南安全到达此地的最短航路。
两人很早就归顺了元世祖，后来率领海军征战，平定各地海盗，甚至还到过南方的占婆。
伯颜的海运政策很大程度上出自他们的献策，其结果是两人被任命为海道运粮万户，一手包管了海运事宜。最初的至元二十年（1283年），两人只运输了四万六千石，但第二年（至元二十一年）就达到了三十万石，而后到了二十七年，实际上达到了一百六十万石的巨额数字。
两人将根据地设在了现在的太仓。那时候太仓的户数不足百轩，而海运开始后，粮草库设在当地，运输船从八方云集而来，当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两人的财富也成为江南之冠，苏州大部分肥沃至极的田地都归其所有。
如此一来，小恶霸们的势力就坐大到了能左右天下粮仓的地步。这也可以看作是浙江人商业精神的例证吧。朱清和张瑄都变得权势熏天。尤其是张瑄，据说忤逆他的人都被绑起来流放到了海上。只不过他在第四位夫人面前却抬不起头来，其豪华的宅邸也被叫作“四夫人府”。仔细想想，元朝这时应是被海运迷了心窍，以致最终作茧自缚吧。对元朝来说，海运就是生命线，一旦切断就只能束手就擒，此事显而易见。而如此重要的海运，元朝却托付给了很懂算计的浙江人。
结果元朝末年，就是在浙江出现了海盗方国珍。他操纵着海运，将元朝玩弄于股掌之间，光荣地成为元末群雄中的首号人物。
北地狱、南天堂
既然说到了海运，接来下就说说运输的货物吧。不用说，所谓货物指的就是大米。
很久以前中国就流传着“江浙熟，天下足”的谚语。江浙指的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带。这句谚语说的是，如果这些地方丰收了，就不用担心天下没有饭吃。
这是元灭南宋时候的情况：
华北、华中由于靖康之变和金朝灭亡而两度经历动乱，大地一片荒芜。因此在来到此地的蒙古人看来，江南之地简直就像是天堂一般，引人无限向往。在平定江南之后，北方的汉人为了生计而陆陆续续移居江南，而且赴江南工作的官员在任期结束之后也完全没有返回的意思。心急如焚的世祖为此想了一个对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布命令，在黄河、淮河、长江的渡口设置监视官，除了有公务，禁止所有人前往南方。正可谓北乃地狱，南为天堂。
说来江南的富足可不仅仅是有大米，江苏、浙江还是盐的大产地，也是生丝、棉、绢织物的主产地。简而言之，江南就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元朝末年的元统、至元年间中央财政对江苏、浙江的依存状况。
租米方面，从全国汇集到大都的一年份总额大约是一百三十万石，其中江浙占了40%左右。在租米之外，还有金三百锭（锭：①重量单位，一锭等于五十两，一两大约为37.3克；②纸币单位，交钞一贯等于一两，交钞两贯可换银一两，其后交钞的价值暴跌）、银一千锭、钞一千万锭、生丝一百万斤、棉七万斤、棉布四十八万匹，而江浙负担了其总额的一半。江浙地方真可谓是元朝的命脉。
占据这个宝库地带的就是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
海运为方国珍、粮道为张士诚所控制后，大都的情况十分凄惨。
元朝控制不了这些逆贼，相反地，他们苦苦哀求才好不容易拿到了十万石粮食，然而这也不过是一时之策。那时候首都大都的米价都涨到了一斗六两银的地步。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米价是一斗百文铜钱，因此上述价格几乎是其六十倍。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米价换算过来的话是六十文上下，所以日本的米价大约要便宜三成。不过日本和明朝之间铜币的价值并不相等，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比较是否正确。而且在洪武三十年前后，明朝的米价也下降了，是洪武九年时价格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反而是日本的米价要高出两倍以上了。
另外，大都不仅被切断了南方的粮道，更赶上了华北爆发大饥荒。大都的王公贵族们身披锦绣，珠玉缠身，却在艰难地忍饥挨饿。普通民众的惨状更是让人不忍直视，饿死者将近一百万，据说大都的十一座城门外都挖了万人坑，用以掩埋尸体。那时候数百只猫头鹰通宵达旦地厉声叫唤，持续了数月之久。据说居庸关的杜鹃鸟都叫了，这是天下的凶兆。
都城之内阴云密布，有识之士在窃窃私语——元朝的气数怕是不长了。
市民之都苏州
刚才介绍了“江浙熟，天下足”这句谚语，其实还有一句同样意思的谚语“苏常熟，天下足”（载于南宋陆游〔1125—1210年〕《渭南文集》），这也是人们常用的。
所谓苏常，指的是苏州和常州，两地都是江南三角洲地区的中心。
据说，早自唐代开始，全国所纳的税粮就有九成来自江南，而江南地区税粮又有九成是由长江三角洲地带负担的。若仅看这一三角洲地区更会发现，其中高达九成税粮是由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负担的。在此当中，苏州一地就缴纳了天下税粮的十分之一，这真是可怕的沉重税负。不过，这也说明苏州拥有足可承受重负的生产力。苏州就是这样冠绝天下的粮仓。
而且，苏州还以绢织品闻名于世。
苏州经由大运河而南通杭州，北连镇江，又得长江舟楫之便，所以这里不仅是生产重地，同时也是交通咽喉。其繁荣自宋代以来就屡被赞颂，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指的就是苏州和杭州，苏州与南宋的国都一起，被称为地上的天堂。
元代北方的大都会是真定。但是据到此游览的江南人所言，真定的人口还不到苏州的十分之一。
苏州是商人的城市，这片土地上就是商人说了算，这点和日本的大阪非常相似。苏州城内住着许多大小富豪，这里便举个例子吧：
元末明初之时有一位叫沈万三的传说中的富豪，其财富天下第一。据说明太祖营造新都应天府（后来的南京）的时候，沈万三独力修建了应天府三分之一的城墙，从洪武门一直修到了水西门。此外还传说，他申请向太祖献金，太祖说自己有百万大军，他回答说可以一军给金一两，于是太祖深恶其财力，欲除之而后快。故事自然是越大越有趣，这已经变成了传说，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不一定能当真。但是面对着开国豪杰，沈万三竟然一步也未退，他的这种心气备受人们喜爱。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反映出苏州人身上有一种决不屈从于传统权力的商人气质。
那么，沈万三的财富是来自何处呢？据说他最初是由小地主起家的。而到了万三儿子这代，其家族拥有的土地已达到了数千顷（一顷为百亩）。而且他们的田租甚高，每一亩榨取九斗三升。苏州的田租沉重，据说就是从沈家开始的。总之，沈家收取的年贡米据推测有三四十万石，或者是五六十万石，这收入已经达到日本封建大名的级别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沈家还从事国外贸易。记录显示沈家还曾经营景德镇的陶瓷，至于苏州的绢织物想必就更不用说了吧。
由此来看，很明显沈家是通过经营土地并参与国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由沈家的例子类推，苏州的其他富豪应该也是凭同一手段置产兴业的吧。
另外，常熟以北的福山港有曹氏，其所收年贡米多达三十六万石。常熟则有徐氏，其财力号称常熟第一。两人都是仅逊于沈氏的大富豪。
可见在苏州、常熟，有很多可与日本大名相比肩的大富豪。
而他们过着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
另一方面，苏州并不是一个新兴城市，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吴国的国都，自身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是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苏州都不再是政治城市。而正因如此，苏州才发展出了独特的市民文化。元代，苏州的富豪们凭借着其雄厚的财力成了传统文化的支持者。
沈氏对书画古董的收藏很有名，常熟徐氏也与诗人杨维桢、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文人陈基等人交好，极力厚待他们。
杨维桢像
因此，苏州文运兴隆，学者和艺术家云集。那里有着一种不献媚政治和权力，即所谓反权力的传统。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的大阪市民，他们也创造出了浪花文化⑦。明太祖对苏州百般厌恶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苏州是如何经受住种种考验，如何保住传统并延续繁荣的，我们之后还会再次提到。
总而言之，福建的海运、江浙的生产力及其商业气质，往往带有浓厚的国际性，他们与倭寇的结合也是根源于此，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
中国的南北
元明的交替，在某种方面意味着汉人将蒙古人驱逐出了中原。在明兴起之前的元末，汉族中已是群雄并起，而群雄当中唯有明太祖最终成就了帝业，某种程度上怕也是中国南北的地域差异使然。
在宋金长期对峙的时期，两国的国境线基本上是以现在的淮河为中心。这种历史性的国境线其实也是自然的分界线。中国是农业社会，但往下细分还可以分成淮河以北的小麦地带和以南的稻作地带。
而据林语堂（中国现代学者，作家。以下内容摘自其《吾国与吾民》〔原著英文〕）所言，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食米的南方人坐不了帝座，啖馍馍的北方人则可以。实际上这说的是，北方人本质上是征服者，南方人则主要是商人。
关于此点林先生还进一步做了分析，他说除了带有突厥血统的唐朝，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都出自如今陇海铁路周围的地域，范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如此说来，明朝的太祖也恰好出自安徽北部的凤阳。
这其实是个颇为敏锐的观察，群雄当中唯一一个食面的明太祖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一半理由在此。
此外林语堂还说，相较于上海附近的民众，北方人民在各方面都接近于蒙古人。他们生性保守，不担心精力丧失，适应着风土而服习于简单的思考方式和艰苦的生活。他们个子高大，筋强力壮，为人亲切，洋溢着幽默感，常有天真烂漫之态。
另一边的江南人则是这样的：他们居住在中国的长江以南和东南沿海，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极为发达而体格衰退，喜爱诗歌并享受生活，吃着燕窝和莲子。他们是肌肤光滑、个头矮小的男子，以及纤细、敏感的女子。因此，他们在战争中不堪一击，对方高举的拳头还未打过来，就已经跌倒在地喊娘了。⑧真是风趣的描写。
关于苏州人，明代的记录也反映出林语堂所言的一面。他们中的游民不留一点积蓄，完全是有一天过一天的活法，有工作的话还勉强能够生存，一旦失业就只能饿死街头。
这样的世界中出现了倭寇骚乱，简直是一片狼藉。明朝的政治家也都对江南人束手无策。
①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译注
②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贼不利于陆，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译注
③ 《筹海图编》卷二：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支，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尢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译注
④ 《筹海图编》卷十三：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髙耸，设柁楼三重于上。其傍皆护板，裼以茅竹，坚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为四层。最下一层不可居，惟实土石，以防轻飘之患。第二层乃兵士寝息之所，地板隐之，须从上蹑梯而下。第三层左右各护六门，中置水柜，乃扬帆炊㸑之处也。其前后各设木椗，系以棕缆，下椗、起椗皆于此层用力。最上一层如露台，须从第三层穴梯而上。两傍板翼如栏，人倚之以攻敌。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敌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敌又难于仰攻，诚海战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顺风、顺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须假哨船接渡而后可。——译注
⑤ 《筹海图编》卷十三：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设使贼船亦如我福船大，则吾未见其必济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胶于浅，无风不可使。是以贼舟一入里海，沿浅而行，则福舟为无用矣。——译注
⑥ 此段作者叙述比原文略简，姑列《漂海录》原文于此，读者自辨：“遇贼于宁波府界。是日乍阴乍雨。海色还白。晡，至巨岛，连绵如屏。望有中船二艘，皆带悬居舠，直指臣船而来。程保等罗跪臣前曰：‘凡事有经有权，请解丧服，权着纱帽、团领，以示官人之仪。不然，则彼必哄我为劫贼，加以僇辱矣。’臣曰：‘漂流海上，天也；屡经死地而复生，天也；到此岛而遇此船，亦天也。天理本直，安可违天以行诈乎？’俄顷，二船渐近，相值一船，可十余人。人皆穿黑襦袴、芒鞋，有以手帕裹头者，有着竹叶笠、棕皮蓑者，喧豗叫噪，浑是汉语。臣度其乃是中国人。令程保书纸以遗曰：‘朝鲜国臣崔溥，奉王命往海岛。奔父丧，过海遇风，漂到不知是何国邑地也。’其人复曰：‘此乃大唐国浙江宁波府地方。’又曰：‘要到本国去，须到大唐好。’程保以手指其口。其人以陆水二桶来遗，棹舟东去。臣令舟人橹入一岛以依。又有一艘亦带悬居舠，有军人可七八人——其衣服语音亦与前所见同——来逆臣船，曰：‘你是何国人？’臣又使程保答如前。因问曰：‘此何国地？’其人指其岛曰：‘此即大唐宁波府地下山也。风水好，二日可回去。’臣又复曰：‘他国人遭风，万死之余，幸到大国之境，喜得复生之地！’又问渠姓名谓谁。其人答曰：‘我是大唐林大。你若大唐去，带你进去。你有宝货可遗我？’臣答曰：‘仆奉使臣，非商贾者流，且漂流浮沉之后，安有宝货乎？’即减米粮以馈之。其人受而复曰：‘此山系船，不怕西北风，但南风不好，随我系船！’引臣船，指一泊舟岛曰：‘此可泊，可泊！’臣如其言，即往泊之，果无风，环岛中可藏船处也。其西岸有二草屋，如鲍作干家者，其人等泊舟于屋下。臣之同舟人，久饥久渴久劳久不寝寐之极，得食以食，得风定处以泊，困惫支羸，相与枕藉乎舟中。夜二更，所谓自称林大者，率其党二十余人，或执枪或带斫刀，而无弓箭，秉炬拥至，闯入臣船。贼魁书曰：‘我是观音佛，洞见你心。你有金银便觅看！’臣答曰：‘金银非本国所产，初无有赍。’贼魁曰：‘你若官人，岂不赍来？我当看看。’初，臣及程保、李桢、金重、孝子等，以济州海外地，往来无期，具四节衣服数套而往。至是贼魁即叫其党，穷搜臣及陪吏等包中衣装、舟人粮物，输载其船。其所遗者，若衣之浓沾咸水者及诸般书册而已。贼中眇一目者，恶之尤甚。程保谓臣曰：‘贼之始至，示若从容，见我势弱，驯成大贼。请一奋击，以决死生！’臣曰：‘我舟人皆以饥渴垂死之后，夺气于贼，故贼乘势肆暴。若与相搏，则我辈皆死于贼手，莫如尽付行李以乞生活耳。’贼魁又夺臣所赍印信、马牌，纳之怀袖。程保尾其后请还不得。臣曰：‘船中有物，可尽取去。印与马牌乃国之信，私无可用，可还我。’贼魁以印、牌还。才出篷窗，与其党列立船舷，喧嚣良久，旋入舟中。先脱程保衣袴，捆而杖之。次以斫刀截臣衣纽，赤身剥脱，背手曲脚以绑之，以杖杖臣左臂七八下，曰：‘你若爱生，便出金银！’臣大号曰：‘身可脔，骨可碎，何所得金银乎？’贼不晓臣言，解臣缚，许以写意。臣即写之。贼魁怒，嗔目张喙，指程保而叫，指臣而叫，即曳臣头发，还缚倒悬，荷斫刀指臣颈斫之。刀适误下右肩隅，刃翻在上，贼又荷刀将斩臣，有一贼来把荷刀之臂以沮之。贼党齐声大叫，莫知所谓。是时，舟人惴惧失常，奔窜无地，唯金重、巨伊山等攒手拜跪，冀活臣命。俄而，贼魁蹂躏臣身，喝吓舟人，引其党而出。截去臣船碇橹诸椽，投诸海，遂以其船导牵臣船，指放大洋，然后乘其船遁去。夜已阑矣。”——译注
⑦ 日本大阪又别称“难波”“浪花”。——译注
⑧ 以上描述参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一章第一小节“南方与北方”。——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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