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蒋氏父子对美国的台湾政策颇感焦虑之际，一场台风横扫台湾南部，如雪上加霜，使蒋介石大为震惊。
那参谋总长周至柔一身大汗，报告蒋介石道：“驻南部地区各军事机关部队所住营房，损毁严重！”蒋介石道：“哪几个地方？”
周至柔道：“包括高雄市、高雄县、屏东县、台南市、台南县，台东和花莲也带上了。”蒋介石皱眉道：“那兵士们怎么办？”周至柔道：“已派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率领陆总和联勤总部的高级人员专机前往调查慰问，就近处理灾情。”
台省主席吴国祯也来报告，说正逢他患重感冒，因此自己不去灾区，已派建设厅长陈尚文、社会处长谢征孚、水利局长章锡绶等前往调查赈灾。蒋介石道：“到底怎样严重？”吴国祯道：“详细数字有待汇报，现在只知道南部各县市房屋，被台风摧毁近万，而其他各港湾、气象、电话、电线、电杆、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设备，也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永康台南间的铁路因为货车出轨，昨天整天不能通车，各县市的电力设备损毁更重，有关机关正在加紧修复。南部东部的农作物，也因为这次的暴风雨而影响收成；各地报来的伤亡数字不断上升。”
蒋介石正伤脑筋，侍卫报监察院于院长求见。对于这位用来陪衬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连忙延见，于右任单刀直入道：“吴主席系为台风灾情而来，监察院也有两件与台风有关事情，决心彻查。”
蒋介石道：“对对对，要彻查，未知何事？”
于右任叹道：“这次台风横扫南部，损失惨重，据密报系因台湾气象所预测风向不符，以及警报迟缓，致使政府人民未能及时戒备，酿成巨灾。监察院同仁十分愤懑，交通委员会也决定调查一下，气象所主事人员是否有疏忽失职情事，克日彻查，以明责任！”
“对对对！”蒋介石道：“还有么？”
“还有，”于右任长叹道：“我们的火车，越来越不像样了，全省各地的平交道，时有车祸发生，最近风中猴硐车站发生的货运列车互撞惨案，实在骇人听闻！” 于右任老泪纵横，说：“这次台风，为本省五十年来所罕见，实在不是好事，天灾固然难防，人祸应该防得，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
蒋介石闻言闷闷不乐，可是也没什么好说，而于右任却说完就走，吴国祯也不想久留，剩下蒋介石独个儿草山闷坐，但见阴云四合，天惨地愁，“五十年来罕见风灾”一语，使他浑身发抖。
蒋介石暗忖，所谓军眷宿舍、军营和“义民”宿舍，都是几根竹竿加上几堵泥墙，再撑着几块铁皮的“克难”房屋，如今给台风一刮，全部无影无踪了。仅海军基地左营而言，死亡者达到四十多名，全省总计数字再少，恐怕也不会少到哪儿去。而渔村的灾害也大，以仅有六千渔民聚居的小琉球而言，机动渔船沉没或无法修复者达八艘、小艇三百艘，死难渔民四十，失踪者廿七，再加上该区其他地点的伤亡和破损，小琉球的捕鱼业总吨位已不见了三分之一。
美方对这场风灾也表“关怀”，这使蒋介石更急，因为飓风警报的迟发固然说明了国民党的不济事，而美方如果出来救灾，又会衬托出国民党对此事反而不如美国对台湾人的“关怀”。于是一方面下令紧急救灾，同时又要下面缩小损失数字。
于是社会处长谢征孚便碰了个大钉子，他原先已把伤亡数字缩小到死亡二百一十五、重伤二百五十五，但在总结报告时却变成死亡九十二，重伤六十九，使读报的人莫名其妙。而救济金却使官方十分肉痛，十日之内拨出新台币五百七十一万余元，而修建军人房屋的善后工作则拨发了一千五百万，这使蒋介石明明肉痛，也无话说。
可是看不见的损失更大，农林厅报告这场飓风使甘蔗、香蕉受害最大。稻谷方面由于高雄、屏东已经收割了百分之五十，台南云林收割了百分之四十，因此损失不算最大。可是农民们都在抱怨蒋介石，说五十年来台湾还没有这样严重的飓风浩劫，风灾固然是天灾，无可避免；但森林盗伐过甚，山洪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加重了灾害，而这部分却是“人祸”而非天灾。
蒋介石伤脑筋是一回事，而吃尽苦头的老百姓在痛哭流涕，则又是一回事。风灾过后半个多月，屏东、高雄两县全部倒塌的房屋，重建者仅百分之一点二；半倒塌的房屋，也不过恢复百分之十到二十，颠沛流离的行冽，又增加了一长串。
“我们已经非常及时地进行救济和安抚工作，”蒋介石在美国人面前说：“全塌者救济四百元，半塌二百元。”但蒋介石或许不知道这四百或两百，杯水车薪而已。
面对蒋介石的窘态，美国人又安排了新的棋子，就在风灾之前，美方由“私人”出面，由设在芝加哥的“公共行政服务社”，与纽约的国民党“美援运用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合约，名曰“改进中国政府及公营事业机构的会计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谋求提高工作效率合约”，企图进一步控制蒋介石。
有如众多事实所证明的，美、蒋之间虽然有着不少“改进”、“制度”、“提高”、“效率”等等名词好听的合约，实际上也只是美国进一步驱蒋吞台，而蒋介石又把全身献给美国老板的卖身契约。就以那个“公共行政服务社”而言，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在“……对公营公司及企业方面”有云：“分析其会计及报表制度……拟具报告与建议，送达中央或台省政府之有关主管官员，并就改善会计及报表制度提出建议……”而“对于政府机构方面”则有云：“……研究主管编制及控制预算及其他财政行政事项之中国政府机构……检讨中国政府人事行政政策与实施……”
不仅此也，在台的美国机构，一望而知是一致为驱蒋吞台而“努力”着的，那个“公共行政服务社”尚有规定曰：“……上述各项任务，应在中国政府指定之特别委员会指导下，及与安全分署密切合作下履行之。”
毋需作任何解释，到一九五二年底为止的台局，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命脉。可是这又有另外一面，即是美国驱蒋吞台虽是铁的事实，但其政策的实际执行，主要是留给蒋介石集团自己去进行。可是国民党的腐朽庸碌无法使老板满意，于是美方又不得不在更多的地方，找到能够亲自插手又插嘴的机会，有如上述“合约”，它便可以在公营事业方面掌握会计制度；在政府机构方面便可能更多控制其组织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人事问题。
“自视甚高”的蒋介石所以愿意俯首听命，与美方订立这些五花八门了的“合约”，当然是为了需要美援来维持他的“政权”，因此他对于美援的“争取”，其热烈与签订卖身契的“兴奋”成为正比。可是这次台风的损失过惨，而美方并无下文，蒋介石急得直骂“娘希匹”，却又毫无办法，只好把严家淦找来道：“今年又快完了，美援情形应该好些，风灾的费用太多么？”严家淦道：“美国安全总署昨天发表，一九五二年年底之前的六个月，也即是一九五三年会计年度上半年，美援分配给台湾的达六千六百廿三万七千美元。”
“是多还是少？”蒋介石问。
“是多。”严家淦道：“美国分配远东国家的经援总数为一亿三千三百四十万美元，台湾拿到的约占一半，而且还接近我们本身财政支出的一半。”
“那很好，很好，”蒋介石道：“我们的风灾……”
严家淦道：“风灾的支出是意外负担，是相当吃力。我们的财政赤字，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改善，这个……”他欲言又止。
从这位财长的神色中，蒋介石已感不妙，问道：“赤字又增加了么？”严家淦苦笑道：“倒不是加了，而是减了，可是减得很辛苦。三十八年下半年，政府赤字差额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经过几年努力，今年国库现金的收支差额，可以减到百分之五，可是绝非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的确不能乐观。今日之下，谋求预算平衡之道，唯有真正做到开源节流。可是民间的负担已经不能增加。广义的开源，最好是开发经济，增加生产，可是增加生产必须投资，投资必须资金，资金又从何而来？”蒋介石道：“这个……这个还是让我们同美国再商议商议，再想想办法，同时也应该鼓励储蓄，把那笔钱投入资金市场。”严家淦唯唯而去。
列位，台湾民间已经相当贫困，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还谈得上什么储蓄？正在蒋介石的财政部要求“国民储蓄流入资金市场”时，却发现接二连三的当铺倒闭事件，这对于所谓“储蓄”作了莫大的讽刺。由于全面性的掠夺，台湾工商界普遍感到资金短细，周转不灵，当铺也难例外。这些当铺为了维持经营，以暗息一角或七分、八分的高利借用资金，终告破产！
台湾银行对此当然没有办法，周转不灵的局面严重，十几家当铺垮了，其他更多的是摇摇欲坠。台湾银行其实早已举办了“优利存款”，以吸收民间游资，月息曾高到五分，后降为二分，严家淦对此局面，说得凄凉道：“现在台湾各银行有不少优利存款，利息虽也已数度降低；但目前的利息仍高。如果政府以目前这样高的利息来出售公债，虽由人民购买，政府须付利息也将是负担不起的。”其实严家淦所提的发行公债，是作为平衡预算的一种手段而提出来的，民间根本不想买，也买不起，于是台湾的财政金融，岂仅是窘态华露，简直已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因为国民党逻辑的恶循环如索套颈，越来越紧了一一民穷财尽一一“发展生产”一一要资金一一向民间掠夺一一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于是头昏脑胀的蒋介石把陈诚找来道：“三四年之后，美国能否援我，实在难说得很，台湾工业化问题，势必加紧进行，你看如何？”
陈诚道：“问题之严重，的确不是为外人道也！如今一切企业，都面临缺乏流动资金的严重问题。最近财经小组拟定送到行政院讨论的‘四年计划’中，所提办法就是土改的实行、金融机构的整顿、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侨资外资的导入几项，看来可以做得到的。”
蒋介石迷惘地问：“土改真行么？”原来他也风闻台湾民间对国民党非驴非马的“土改”大为反感甚至发生殴斗的情形。
那所谓的“土改”真是不改也罢，越改越惨。且不提土改究应造福哪种人，却说国民党政府在“土改”帽子之下，使农民的实际负担要从原来的“三七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六左右，在农作物上刮了一大笔还不算，且利用破破烂烂的公营工厂向地主推销，强迫地主领受一半的公营事业股票。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真正土改，应当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使之能够增加农村生产，可是事实说明台湾的土改却是背道而驰，它要使本来喘不过气的农村如雪上加霜，更加贫穷！贫穷当然无法出现“工业化”，相反的是更悲苦的明天。
国民党人自己也痛感所谓“整顿金融机构”的渺茫，因为台湾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在于穷困，而非所谓资金运用的灵活与否问题。证券交易是否能够起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它能否发挥吸收民间游资这一点；那么民间资金如此普遍感到短细，“吸收”又从何谈起？
至于银行贷款，不外乎发行通货，但当年使用钞票成捆论斤的情形还记忆犹新，这一手对蒋介石的教训实在太惨，恁说也得谨慎从事。万一再弄得无法收拾，那简直不能想象。可是不发通货也难过关，先搞“本票”再说。
“鼓励华侨来台投资及利用外资”这一着，是蒋介石寄予希望最大的所在。他日夜盼望的是华侨和“外国资本”会自天外飞来，使他“无端端发达”。台省财政厅厅长任显群在“贸易座谈会”上说得痛切，曰：“台湾经济欲图更大的发达，必须增加生产，而增加生产，又须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增加生产，又深感资金缺乏；而欲发展对外贸易，函须充分开辟海外市场。”这个名伶顾正秋的追求者固然说明了这个会乃是为了配合所谓“台湾工业化”而召开，同时也说明了那当儿的台湾主要问题，不外乎资金与市场二者。
与会者于是先发牢骚，一致断定台湾内部解决不了资金问题，而市场也目不忍睹。随便抓起一份当天的报纸，都可以读到这一类消息：“各货市场，最近由于一般购买力不振，实销呆滞，各业不论批发零售，大多生意清淡，一片不景气现象。其中尤以进口业，由于贸易范围狭隘，而同业间竞争又烈，致在货品供过于求情况之下，货价疲落，甚至跌进成本以内。正因为货物滞销，故进出口业银根奇紧，且如西药洋纸及部分五金，因甚多货品售价在进口成本以下，经营者多有亏损，深感经营困难。据贸易商指出：目前情况下，进出口商仍有一段苦闷时期……”
既然内部无法解决问题，国民党便希望华侨救命。可是华侨对国民党的做法与信用清清楚楚，十个之中有九个半摇头，剩下半个了不起说一句“考虑考虑”，好难下手，甚至原是国民党人而身在异域的“华侨”，也都敬谢不敏。
于是，国民党竭尽全力于“争取华侨”的工作，先在这个会上了解这么多的困难从何而来？如何克服？有一个弃官就商、奔赴香港，被称为“侨领”的人感慨道：
“听到主席报告，知道政府奖励侨商投资办厂，或者把我们在海外的工厂搬到台湾来；同时又准备出售台湾公营事业，希望我们侨商投资，以解决台湾工业化的资金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又要我们多买台湾货，以解决市场问题。”他一顿：“我们都是国民党人，对政府的希望与做法，理当拥护。可是……”那“侨领”苦笑道：“要把一个安身立命的厂从海外搬过来，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因此能够到台湾来开会的侨商都寥寥无几，想要他们搬个厂来，更是麻烦！”他干咳一声：“至于兄弟个人，顾虑也是很多的，现在谈谈，请政府官长和台湾工商界先进指教：
“第一，拿自备外汇输入物资进台，以前受到的很多很多限制，这是使人望而却步的，请大家讨论讨论。
“第二，有一位侨商情面难却，愿意分一部分机器来台设厂，可是真不容易，使人哭笑不得，一言难尽，这也得讨论讨论。
“第三，在台湾，未来前以为参加贸易的机会很多，到台后才知道机会极少，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有一大套。”他一顿：“回头大家多指教。”就无法说得下去，不了而了了。
任显群至此起立道：“对于侨胞的投资，本省欢迎之至，如有困难，理当克服，我想我应该明白说，本省很多公营事业，例如肥料、水泥、纸业、造船、机械、碱业、工矿、农林，包括化工、纺织、水产、畜产、茶叶、凤梨等，已由行政院和省府决定出售民营。并奉陈院长指示，将糖业和电力公司股票部分出售，这些希望侨胞投资，因为本省民间资本力量不大，必然欢迎海外侨胞的投资，或者是外国商人的投资。”任显群谈到这里，本想听听与会者的反映，不料会场上反映冷漠，便装模作样地喝了口水，朝大家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各位可以放心，不不，是尽管放宽心，我可以保证，政府必然保障这些投资。其次是台湾出产的货品，希望大家采用。如果各地侨胞每月平均吸台湾烟一支，台湾每年便可以外销香烟一亿五千万支。兄弟在这里请求各位侨领，回到侨居地后，发动每位侨胞每年买台湾毛巾一条、火柴一包、肥皂一块，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如果成为事实，台湾的工业便可以马上发达起来！”
与会者都想笑，当然不好意思，都忍住了，听这位厅长大声说：“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报告诸位，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与会者不知道任显群口中的“好消息”是什么，听他振作精神说道：“泰国最近有意要买台湾的糖，拿米交换，这很好。台湾产米，我们可以换换胃口吃暹罗米，把台湾的蓬莱米多一些出口。要知道一吨糖只值一百多美金，一吨米却可以换两百多美金，这当然是对我们有利的。澳洲要求水泥，这又可以换取小麦。”任显群一顿，木然道：“这真是好消息。”他透一口气：“希望各位对台盐、台煤和樟脑的外销帮帮忙，因为关系到若干万人的就业。为便利各位协助台湾的输出，今天已将台糖的规格、付款方式、包装、信用状、交货方式、海上保险、保证金、出口公证、租船、装船、损税、人力不可抗衡之灾害公断等销售条件和销售程序分送各位。并将米、盐、煤、樟脑、烟、酒、凤梨、水泥等品名及规格，由粮食局分送给各位，其付款方式等手续与台糖的销售大同小异。而茶叶、青菜等公会理事长，今天也都参加了会议，要求各位帮忙外销。”
与会者闻言莫不失笑，这般繁杂的手续已经让人够头痛的了，而货物有无顾主，更是不必打听，无法竞争。那任显群还在大声说：“举例言之，如果菲律宾一次购买台煤十万吨，每月交货一万吨，我们就可以每月有一两艘定期船自港开菲律宾，除煤以外，还可以附搭其他货物外销，并且也便利了自由中国与侨胞的联络工作。”他笑道：“我们知道，侨胞有若干亿美元的资金，在战后流往日本，如果能弄点回来，对自由中国帮忙之大，不言而喻。当然其他各地的侨资也一样，希望各位多多帮忙，多多帮忙。”
从日本请来的商人张子良起立发问道：“今天能够来开会的，对政府忠贞，没有话说，可是有好多问题没法解决，譬如在日本的朋友，他们希望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之中，能够开放一部分民营，这个问题……”言犹未完，中央信托局局长尹仲容起立作答道：“张先生的意见很好，可是台湾对外贸易之中，米、糖、食盐、肥料四种物品，原则上是绝对管制的，其他物品则尽量开放民营。”
与会者暗忖：“这四样绝对管制，为的是必能赚钱，可是照国际市场看来，也不一定能占上风，那么，其他的东西更不必提了。”
关务署署长周德伟凑趣起立发言道：“自由中国真的欢迎侨胞投资，而对于关税问题，各地侨胞迁厂来台，将在可能范围之内尽量予以便利，甚至可以考虑分期付款一一付税款。”众人闻言皆笑。
笑声后周德伟说下去道：“其次，生产器材关税率低，成品税率高，大家有意见，可是这样的办法曾经完成立法程序，如果要更动，也必须经过立法，关务方面不能做主。”
见众人耳语，任显群起立道：“有几个问题我想先在这里答复，首先是自备外汇问题，大家都称不方便。因为这一类物资以及数量，在输入以前都受限制，而部分物资输入之后，又须经过政府国营或省营贸易机构的代售，所得价款又须缴存台湾银行，经过申请之后才能动用。有些朋友告诉我，最好是这样：自从外汇输入的物资品类和数量，应求其能切合于本省的用途，否则其本身也必受害。因此主张只要外汇来源不是从台湾套出，并且是台湾准予进口的物资，无须再予以其他限制。而且事实说明凡是将资金自南洋各地转到香港的侨商，已经受到重大的损失，故此，从香港转来台湾时，便不愿再受损失，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好好考虑。
“其次是设厂问题。自从政府作此呼吁后，有几位侨商曾经探询过，或者准备在台设立某种工厂，可是常常因为本省负责当局认为这种厂没有设立必要，或者已经饱和而未犹准许。有些侨胞希望废止这种限制，理由与前相同。也就是说，本省不需要或产品不能外销的工厂或生产事业，对政府无益、对自己有害，侨胞不会做的。可是如果说迁入的工厂或举办的生产事业技术比台湾的好，因此损害了台湾同一类的生产事业，那么这不但不合于彻底工业化的原则，而且也妨碍了台湾工业的进步，因为这将永远没有鼓励和改善。香港来的代表说：香港纱锭早已超过饱和点，可是仍在增加，因为有南洋市场还没有饱和。本省的全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束云章也说，本省再加两倍纱锭也仍欢迎，可以外销，至于新增事业，在用电方面，也引起过讨论。有人说如果铝厂的经济价值不够，而减少用电，则用电较少而经济价值高的工业可以减少电力困难。”
任显群翻了翻他的记事本，说：“至于新厂所需原料的外汇，新厂只要求将其成品外销所得外汇，优先准其购进原料，并不增加政府供给外汇的负担，故关于设厂方面所发生的限制上的困难，亦宜设法解除。”
任显群暗忖没法解除的困难太多，但又不能不说下去，稍顿，又说：“最后是贸易政策问题，大家都在说，现在许多进出口都由国营或省营的贸易机构所承办，私人参加对外贸易的机会太少，大家认为这个基本政策应当厘定才好，嗯，才好。”
任显群刚谈完，中央信托局局长尹仲容起立道：“任厅长所说困难，确是事实。这方面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好，政府是会注意到的，请大家放心便了。不过谈到贸易，因为有很多国家缺少外汇，有许多贸易不得不采用易货方式，这一点也得请诸位留意。如果台湾买不到自由美金的货品，请考虑易货，易回来的货，当然，以台湾需要的为限。”
与会者心想，算来算去，这笔帐真难算，存心帮忙也一无是处，好难启口。正冷场问吴国祯起立道：“兄弟因为有事，要先告退了。兄弟想说的话，刚才已经说过了，要重复强调的就是恳切希望各位侨领，协助政府发展台湾贸易，希望各地侨胞多用台湾产品，增加台湾货的外销机会，当然更希望各地侨领，多多投资台湾，并且把工厂搬到台湾来。”
待吴国祯走后，挂着台大经济系教授名义列席的青年党王师复开口道：
“刚才听到许多宏论，不过目前贸易的未能开展，责任不在商人，而在政府。但是政府又实在没有真正的贸易政策，只有几个有关业务的人在办理，那当然是不够的。至于兄弟的看法，台湾物品出口困难，是由于两大原因：品质不够标准，价格却不便宜。”
任显群一听心惊胆战，青年党的人当着“侨领”刮国民党的胡子，这怎得了？这当儿束云章起立解围道：“国家经济政策应该有整个计划，”他拼命在吊死鬼脸上搽粉道：“好在如今财政已达平衡，可以放手做去，不必担心；而工厂迁台，倒是希望能有一个统一机构处理。”王师复对国民党其实只是小骂大帮忙而已，也就附和说：“对，有个统一机构最好。”会议至此宣布休息，下午再分小组讨论。
那个会开了几天，蒋介石提心吊胆，把吴国祯找来道：“贸易座谈会，到底怎样了？”吴国祯道：“讨论已有结果，大致分为三点：国际贸易以开放民营为原则；要求开放进口托收办法，如有侨厂迁台应该予以便利优待，大致如此，各地侨领尽欢而散。”
蒋介石戚然道：“有人对我说，工矿公司的情形是，无论就成本或品质而言，都难与舶来品抗衡，因此开拓市场也罢，争取业、务也罢，价贵质次，简直希望渺茫，请问你们怎样开辟市场？”
吴国祯这下可给问住了，苦笑道：“或许是这样吧，再想想办法，想办法。嗯，天助自助者，”他弦外有音道：“经过这一次整顿，美援机构也许有可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吧！”
在那边厢，那些招待所、大旅社之内，来自海外的几名所谓“侨领”，也在酬酢之余，交换着关于“面子”的问题。某董事长道：
“说来也真有气，咱们现在是实业家，不再是什么次长、什么部长了，可是还得受人管，你说是不是欺人太甚？”
那参谋总长周至柔一身大汗，报告蒋介...某总经理道：“老兄这种口气必有所感，不妨谈谈，看看我碰到的是否一式？”
某董事长道：“咱们在香港时，他们一天跑三遍，恨不得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连人带厂都立刻搬到台湾来。开口‘面子’，闭口‘面子’，也真干脆，连‘民族国家’都可以搁一搁了。好吧，面子就面子吧，咱们不都来了吗？不是给了面子了吗？又不行！”
“怎么不行？”对方失笑道：“不是挺客气的吗？把咱们侍候得只差招女婿。”某董事长笑道：“昨晚上，来了个人，口气软中带硬，真教人不是味儿！”对方“啊”了声道：“原来上你那儿去了。”
“这位先生，”某董事长道：“真他妈的不知道是什么路道，转弯抹角聊了一大堆，从港台女人比较到天气哈哈哈，最后你道他怎么说？一一他居然会这样开口，他说：‘老兄啊，现在，真是乌龟爬门槛，但看此一番了。想当年大家在大陆时，各人玩各人的，有的爬起，有的跌倒。老兄是有福之人，在今天这种局势下，居然能到香港享福，有事业，有艳福，真是南面王不易也！大家都在说，老兄比咱们的大总统都有福。’我一听不对，没一阵果然那话儿来了，他居然说我的本钱是在国民政府做官任内赚来的，如今台湾不济，理该拔刀相助。不说党不党，江湖义气还是得讲讲。这几句可把我气坏了！”
“我也一样！”
“我就对他说，老兄呵，鸡吃砻糠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你老兄自己都说过了，在大陆时各人玩各人的，老实说兄弟并没有捞本党多少洪福，好吧，这个不说吧。兄弟交卸之时，一清二楚，涓滴归公，既无弊端，也没拖欠，无论如何请弄清楚：兄弟在海外的事业，本钱完全是自己的。”“对呵，”某总经理道：“我也这么说。”
“你道他怎么讲？”某董事长道：“他妈的这小子借着三分醉意，对我说：‘老兄呵，你的话对，你们这些海外的忠贞之士，几乎都这么说的。不错，当年你们办移交时都没差错，监交人盖印如仪，可是你们也许真的把“涓滴归公”了，而汪洋大海的“水”呢？啊哈老兄呵，你可没归公呵！’”
某总经理击桌道：“那太岂有此理了，到我那儿来的人，倒是没说这些。如果说这些，那我也不是好惹的，我会告诉他：不错，咱们把‘涓滴归公’了，套句广东话，自己有‘大把水’，可是比咱们更有钱的人呢？他们的钱……”某董事长摇手道：“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咱们现在在此乃客人，还是好来好去为好，反正再在会场上打几个磕睡，就可以回去了。如果你指着和尚骂贼秃，风声愈传愈远，那还了得？到那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可犯不着！”
那总经理低声道：“话这么说，可是你要明白：咱们这一关是逃不了的，上山进香，随缘乐助，你不给也得给，问题是怎么给法。”对方道：“还有，服不服帖？值不值得？当年花小钱可以钓大鱼的玩意儿，现在是没什么指望了！”正说着邻房港客来闲聊，这几名“侨领”一聊就聊到了相同的说题上，都感到台湾这一着棋下得煞是厉害。不理吧，他们和国民党血缘关系深厚，和台湾不但在生意上有来往，而且牵丝攀藤，说来话长，不“投资”简直不行。
可是“投资”呢？人人都明白，这是肉饱子打狗，有去无回的生意经，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可是又非做不可，这该如何？
老古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何况这批“侨领”个个都是自视甚高、足智多谋的人物？事关切身利益，一聊聊到深更半夜，连女人都不要了，终于想到了几套绝妙“方案”，按下再表。
那蒋介石又岂肯罢手？一方面命令手下对这批“侨领”好生招待，频命要钱；另方面也来了几手“绝招”，好说歹说，要美国对日本在政治上施以压力，接受台糖的输入，而那价格，一望而知是不合理的，连国民党党报都在报道台糖消息时说：“台糖输日开价，比较由南美输入古巴糖的开价，要高出百分之五十。”
那些国民党的卸任党官、摇身一变而为“侨领”的客人，在台湾也议论纷纷，有的说：“恐怕连日本都受不了！”有的说：“在商言商，经济问题要通过经济手段，才能解决，光用恳请、发动、强迫和政治口号，我想这不是办法。”
有的更是头痛，躺在沙发上叹息道：“台湾的东西，既然内销不行，外销不能，那么谁敢冒了这般重大的风险，到台湾来投他妈的资呢？谁知道今天咱们在这里闲磕牙，明天又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何况使我不痛快的，这几天讨论的几乎都是细节而非问题的核心！”此言一出，众人皆曰：“同感，同感。”
原来国民党以“国际贸易以开放民营为原则”作为招徕，谈起来却是“米、糖、食盐、肥料绝对管制”，除了这些在台湾对外贸易中占绝对大宗的东西之外，“其他各种物品则尽量开放民营”，于是“尽量开放民营”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开过放过。
某董事长道：“还有人希望我们在香港大量开设台湾土产公司，和大陆的土产公司争一日之短长，请问这个‘短长’怎么争法？”
“是呵，”另一名总经理衔的“侨领”道：“侨委会那位头儿，要我一个人先去开一家台湾土产公司，而且口气不小，说是要打倒大陆的国货公司，请问这怎么打法？”
“自己打自己嘴巴啦！”又一名董事长衔的“侨领”道：“我不相信这个什么土产公司可以立得住脚！”此言倒给他说中了，因为到老朽拉杂写到这件事时，时间上已经十个年头，九易寒暑，但在港九各地，却没见过一家什么“台湾土产公司”。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却说国民党邀请赴台的“侨领”们，只要聚在一起，莫不彼此诉苦，说以后如有这种会议，最好的办法是敬谢不敏。某董事长叹道：“中午有人找我，谈到了煤的问题，也就是台湾工业化的动力问题。我对他说，我参观过煤公司，了解过一般情形。我以为台煤问题，目前不在于不足，而在于过剩。这是因为生产不振，消费减少，成本过高，外销困难之故。老实说，这对工业化来说，实在是太不相衬。我又说，读报纸知道目前存煤约在二十万吨上下，而由于生产过剩，煤公司周转不灵，已向台银请求贷款一千八百万元。生产管理委员会也头痛了，认为台煤有这些情况存在，实在大为不妙，因此检讨台省煤炭供销问题后，不得不有这么一个结论说，台煤的生产目标应该依据内销需要情形决定，不应该以拓展外销而增加生产，请问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问题，此公十分尴尬。”
一片苦笑声中，另一名总经理道：“巧极了，刚才有位大官儿劝我投资，话题也就聊到了电力问题。他对我说，政府最近拟订了五年电力建设计划，自民国四十二年起到四十六年内，准备增加发电量三十万千瓦上下，需要投资金额大概在美金两千四百五十万元，另外新台币六亿一千一百万元这个计划所需经费，几乎全靠美援。包括美援中的美金和相对基金贷款，可是美援是否投入，台电有无偿还能力，却是个大大的问题。”
有人问道：“为什么有大大的问题？”
那总经理道：“电力公司总经理亲口说过：什么事都可以说得好听点，唯有账目不能瞎吹，台电目前负债甚巨，如有美援，无法履行偿还义务，这几句活已经够了。”他捋捋胡须道：“你们听，台电怎样解决问题的？他们在安全分署策划下，采用了调整电费的办法，研究结果是：电力价格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电灯费涨价百分之六十二到七十六。这样一来，全体商民用户固然倒霉，公营事业也不得不打打算盘，负责人个个头痛，大叫过不了关。因为公营事业本来成本过高，经营困难；民营企业更不必说。譬如说，高雄铝厂的成本增加约为百分之十二，而碱业公司也有百分之四，可是行政院却规定不准公营事业因为电费调整而涨价。”他点点头道：“其实像铝业公司主要是靠外销，对本省影响极小，可是对军公教人员和老百姓，问题实在太大。财政部和主计处会商‘军公教人员因电费增加所受之影响如何补救’已经会商了一年多，到现在还没结果。”
一片唏嘘声中有人叹道：“警备司令部的朋友对我说，台湾治安不宁不算新闻，可是自从电力不够、电费涨价之后，偷电的风气十分惊人，老百姓偷电可以抓，军人偷电简直没办法，你弄急了，他会拼刀子！”
一片叹息声中有人问：“‘耕者有其田’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同大陆一样？”此言一出，却引起一片哄笑，有人说道：“如果一样，国民党也就变成共产党了。”那人辩道：“也不，政府就有位大官说，共产党得天下，一定有个道理，我们也不妨学学。他们有土改，我们也来一个；他们……”另一人使劲摇手道：“那怎么成？这恁说也扯不到一块儿来！”原先发言的“侨领”道：“这个我知道的很多，耕者有其田的条例草案，已经由行政院送到立法院，就到完成立法程序的阶段了。我见过。我知道这个办法，地主可以保留土地，原先的修正案规定，在乡地主可保留中等水田两甲，不在乡地主则全部没收；如今的修正案已改为所有出租土地的地主，一律可以保留其出租耕地七则到十二则，水田三甲。也就是说，全省收回的面积大概有十七万甲，比原来估计的少了四万甲。”他一顿：“还有规定，征收耕地地价的补偿问题，以前规定是现金占百分之一，实物土地债券占四分之三，公营事业股票占四分之一，现在却改为补偿公营事业股票和实物土地债券各半，现金没有了。”忽地有人问道：“什么叫做‘甲’？一甲是多少？”
那“侨领”呵呵一笑，从怀里掏出一本记事薄道：“一‘甲’是多少，我可把它记下来了。”他念：“每甲土地等于一四点四五亩，或零点九六九公顷。”
“不小不小。”人们附和着，又回到话题上来道：“原来‘耕者有其田’是这么回事。”有人问：“到底其中奥妙在何处，您老可否详细说说，以开茅塞？”众人称是。
那“侨领”挤挤眼睛，起身过去把门儿关了，再到窗前，向走廊瞧了一眼，然后回到沙发上，低声说：“这是咱们自己人聊天，可不能对外面人说的。一传出去，那还了得？”众人皆曰一定保密，听他叹了口气道：
“地主保留土地的增加，这说明了咱们政府对地主的进一步退让。而征收耕地地价的补偿，则是政府为了达到财政目的。政府对于地主让步，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地主现在连仅有的现款者都拿不到了，而大家没有兴趣的公营事业股票，却要分配到全征收地价的一半。”他微喟道：“好难搞呵！他们对我说，以前政府对于土改政策的真正目的，就是财政目的，只得避而不超过原来的‘三七五’。可是从他们在‘中国土改协支会’座谈会上的谈话看来，却大大不妙，恐怕会有乱子。”
有人惊问：“什么乱子？”
那“侨领”道：“据协会会员们说，农民一旦承领耕地，取得自耕农身份后，就是缴纳地价、息金、田赋、防卫捐、公学粮以及随征购粮食的关额等等，总计农民的负担，已经在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要他们拿出契税和土地买卖作证费等等额外负担，那就要达到百分之四十六左右。这些专家甚至说，在农民的看法，政府名为惠农，其实要比三七五加重百分之廿五的负担，这势必不受欢迎。”
众人又一片唏嘘声。
“而且，”那“侨领”道：“除了这个增加了百分之廿五粮食落到政府荷包里之外，政府还可以出售公营事业，掌握一半的粮食了。于是连这个政府自己搞的座谈会都没法扯顺风旗，开会结果都不得不讲出这些话来，说什么绝不可以乘此机会，附带要解决其他的譬如财政问题等等之类，内中情形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于是“侨领”们都相视苦笑，有的“妈妈声”，有的长叹息，都感到这顶“侨领”帽子给戴上之后，实在不妙，其中一个忽然说：“我以为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有希望的！”
众人叹道：“有希望吗？这里没人反对，只不知希望何在。”那人道：“这几年台湾的粮食生产不是很好吗？报上说：稻谷今年生产目标一百六十万吨，大致可以达到目标，这个数字超过了日据时代最高产量的一百四十万吨。此外毛猪这一项，日据时代最高一百八十万头，现在增加到两百四十万头：渔业生产算是差的，可是也从光复时的年产七万吨增加到十二万吨，这不是说明台湾有希望吗？”
某总经理叹道：“话是这样说，我们几个都被看作‘忠贞之士’，没有人存心想触台湾的霉头，可是据一个在美国大使馆做事的高级职员对我说，台湾粮食增产，不足以代表什么前途。当时我吓了一跳，待他说明理由，我可没法多说一句话。原来他说：台湾粮食增产固然是实，但并没有改善民间几十年来吃番薯干的苦况。政府撤退的文武官兵太多，不垦荒、不生产，难道白白挨饿？因此就不得不增产，于是这个增产只是为了应付困难，而不是真正的丰衣足食。你到民间去转一转，便知道我的话十分中肯，因为民间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粮食增产而改善，而且也缺乏改善的远景，变成了百分之百的没办法，这情形美方十分着急，怕台湾老百姓造反，反而对共产党有利。”
以为台湾还有希望的那人问：“那是为什么？”某总经理道：“大使馆的朋友说，美国希望台湾民间不要太惨，这样会影响到‘美援’的声誉。就拿粮食增产来说，根据美方调查，以及事实说明，民间并没有什么好处。例如立法院最近完成了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的立法程序，从此对于粮食控制又多了个法律根据。这个条例主要是针对所谓囤积居奇者而制订，最重的刑罚是：囤积谷五千市石以上或小麦三千市石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最轻的是囤谷未满二百市石或小麦未满一百市石者处拘役或一千元以上罚金。”
有人说：“那很对，没什么不好呵？”
某总经理道：“是呵，我也这样说，但大使馆的朋友另有一套。他说：您老或许还不大清楚，这粮食本来是蒋某人垄断的，在这情况下要操纵五千市石以上的东西实在不可能，只是未满两百石的数字，情形就不一定。这‘未满’到底是多少？先要看政府对于‘囤积居奇’的定义是什么，那是：‘业户或农户之余粮，经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藏匿或规避不售者’，‘余粮系指所有存粮减去应缴政府实物应缴积谷，应存种子及保持至下届收获时之食与用量而言’，此外还有旁的。”
有人问：“对民间又怎样呢？”那总经理道：“对于民户，大使馆的朋友说，政府的规定很妙。它规定‘民户购存自食粮，以三月需要量为限’，这么一来，不管是农户或者民户，除了储备自用的短期粮食以外，不可能再有了。据本地人对大使馆的朋友说，国民党的操纵办法是很多的，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他们很恐慌，怕京沪撤退时那种混乱情形会在台湾重演。他们说战时日本人在台湾曾经实施苛刻的‘强制供出’，今天国民党也用这种办法对付台湾人，他们……”另一名“侨领”叹道：“我们真想不通，好多办法将来怎样行得通？我是闽南人，在台北有亲戚，是个地主。他对我说：这个‘实物土地债券’是个大笑话。”众人一怔，齐问：“怎么会是大笑话？”
那“侨领”苦笑道：“你们想，政府虽然说‘如果政府所出价格不合理，地主仍可领取实物’，可是另外又有那样的条例，说什么除了少量自用粮食外又如何如何，请问谁又敢去领实物呢？那岂不是明知故犯，以身试法，这不是大笑话吗？”他一顿：“还有，这位亲戚对我说，政府所谓‘合理价格’，在它‘粮食政策’所制造的极大剪刀差下面，不管是工业品或者农业品，简直在开玩笑。”
这些本来对于台湾还抱有一点“希望”的国民党人，如今经过几天会议，连夕深谈后，发现他们的“希望”是如此虚幻，但反正自己身在海外，也就各自心中有数，顾不得许多了。有个一直没开过口的“侨领”，这时说话道：
“唉！我也有心事对大家说说。农复会的主任委员蒋梦麟请我吃饭，大家谈到了这次台风的灾难。他说问题严重之极，严重在哪些方面呢？严重到何等地步呢？他说目前台湾森林的破坏与滥伐，已形成台湾未来的严重危机！如果不想办法，二十年后，台湾就会变成洪荒时代的漠野，他是美国在台机构的负责人之一，每半年便要出去视察一趟。而他所看到的森林破坏，盗伐面积，却是一年年在增加。于是他对我叹气，说这种继续破坏和滥伐不止才是更可怕的！”
众人齐问：“谁在破坏和滥伐？”“为什么没有办法制止呢？”“长此以往那台湾不就完啦？”
那“侨领”道：“谁在破坏森林呢？我也问过蒋梦麟，他说被破坏最严重的是国有林，私有林破坏的较少，原因是民间在有组织地保护，因此私有林的情况较好。这就很明显了，谁有机会上大山，有这么大的胆子去滥伐森林呢？你和我都进不去的，这问题不必解释，大家明白，实在严重之极！”
于是有人建议投资有关森林的事业，如明摆着不能赚钱，暗中也不妨来它一手，反正倒霉的是当地之人，与出钱的人无关，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并非什么森林能防风保土、节制山洪、调剂气候这些调调儿，乃是有关林务的这一着，在国民党中已成为肥缺，不易到手。原来这一门的主管不知换了多少，这一个机构也时常在改变隶属之中，这一个机构的官儿且有不少人还身系囹圄。这些都只能说明了台湾林务，一如其他部分，腐败黑暗，得未曾有。
至此，某“侨领”叹道：“也真是的，干林务，恐怕不是我们这批人所能吃得消的，上没有遮盖，下没有使唤，中间又缺少合作者，这个肥缺看来只得敬谢不敏。倒是听说了不少有趣的故事。”有人问：“怎么有趣法？”
那“侨领”笑道：“我们凡用到‘盗’字一定有人捉贼，或者警匪枪战，登报通缉之类。但在台湾，盗林却满不是这回事儿。他们告诉我，拿阿里山森林为例，那边是有森林铁道的，专供运木之用。小火车有车站，有站长，有一干办事人等。照例说，盗林者无论有多么厉害，也没办法把大木从几千公尺的山上运到平地的。嘿！原来他们盗林，利用的就是森林铁道火车！”
众人闻言，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那“侨领”聚精会神说下去道：“那些站长什么的也真可怜，半夜三更睡得好好的，忽听得有隆隆声自上而下，火车居然开动，森林铁道也太辛苦，夜以继日……”有人插嘴道：“那一定要打起来了，偷盗嘛，还了得！”那“侨领”失笑道：“打架才有鬼！站长他们对这事情太熟悉了，他们把被子一拉蒙住头，又睡他们的大觉去了，谁敢出门查看？”
有人也笑道：“那这不算偷盗，比合法运输还合法哩！连站长都不容查看证件，核对数目，这不是比合法还合法么？”
一个叹息声音发自墙角，众人一看，是个南洋“侨领”，只见他十分激动，声问发抖，大声说：“我很难过，看样子是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办法的了。电力公司有位朋友对我说，台湾的电力仰给于日月潭电厂，而年来森林盗伐太惨，日月潭电厂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甚至因为树木砍伐严重，水源变形混杂，如今流到发电厂的水中，已经无法防止沙土，这使台电万分紧张，深怕弄坏了机器。”此人一再叹气：“也就因为森林滥伐，难以防旱蓄水，电力便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如果相互影响，台湾真的会变成沙摸，想起来教人不寒而栗！”
那个提到蒋梦麟名字的“侨领”，这时也插嘴道：“蒋梦麟还说过一件事情，当他这一次视察路过苗栗时，发现那边森林盗伐分外严重，山地一大片一大片都是光秃秃的，却种了很多香蕉和番薯。那些东西怎能挡得住风？防得住土？保得住水呢？便问附近的老百姓，说这样严重的情形，对你们的身家生命固然影响很大，对你们的子子孙孙，那就更加有害，因为如果继续盗伐的话，再过几年这里便会变成沙滩，人畜都难立足了。老百姓说他们怎么不知道危险？可是有什么办法？”他摊摊双手：“蒋梦麟说美国重视台湾，希望台湾变成一个反共基地，不希望台湾变成一个沙漠！”
众人闻言默然。
对于这些“侨领”们的不满，蒋介石零零星星听在耳内，好生不快，只因有求于他们，不高兴也得对他们好生招待，把“建设台湾”的蓝图搁在“侨领”们身上，希望他们一出台湾，便把工厂迁来，资金汇来，再介绍每一个海外华侨，港九居民“每月购买台湾毛巾一条、香皂一块、香烟一包”之类，这笔账恁算也划得来。不料“侨领”们一声“拜拜”，官儿们躬送如仪之后，“侨领”云云便无消息，“迁厂”之说更没下文，蒋介石好生气恼，当真大发雷霆之怒，把“侨委会”各组人马、有关官儿，忙了个屁滚尿流。三请四邀，东飞西走，好不容易说服了几名“侨领”，“工厂名单”开出一看，居然也洋洋洒洒，凑满了一打之数，投“侨资”者也达百名左右。有的认账签字，有的设计蓝图，忙了一阵，果然见自港开赴基隆船上，运到了大量日光管、钢桌、沙发、电灯、电器、材料、弹簧床、冰箱、收音机、甚至汽车，大大小小，花花绿绿，每宗都在几十打左右，小东西且以吨计，看清单不是“ＸＸＸ铁工厂”所有，即系“ＸＸＸＸ厂”的开办杂件。海关给予优待，官方遵例“照顾”，而开办人代表一到台湾，酬酢之忙，好不威风，连蒋介石都以为这下子“侨领”们真帮了大忙，没料到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只听见楼梯响，可不见人下来，再一调查，那些曾经在基隆堆积如山的“侨厂”物资，都已投入台湾市场卖掉，而所得外汇，也按照国民党当时的优待办法，或者套汇，大多数汇到海外去也，更无消息。把蒋介石气得什么似的。
正是：众叛亲离为何因？“生路缺缺”难身殉。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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