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权力崇拜与当代困境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提到过很喜欢《孔子》舞台剧,毕竟儒家思想是沉淀在国人血脉深处的文化认同,无孔子,无三千来之中华。但是实质上,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我的情感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矛盾。一方面爱其奠定了中华几千年来思想的基础,影响了从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又厌恶其在现代世界的日渐显露的局限甚至变为糟粕,尤其是在宋以后禁锢了国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导致中国近代的屈辱。
作为轴心时代与苏格拉底、佛陀比肩的圣哲,孔子思想的光辉与意义举世公认,他的思想突破已成为世界文明史不可绕过的重要篇章。但是如果从当下的角度审视,儒家思想中某些本质特征,正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产生深刻裂痕。
这种裂痕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儒家思想与权力崇拜的隐秘联结。在数千年儒家事功思想的浸润下,中国人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公理与正义,而是权力与特权。举例而言,国人期望解决社会问题的典型想象,往往是期待上面派遣一个“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降临,替自己或受害者们主持公道。受害者由此感受到权力的恩赐并因此而骄傲或感恩戴德。这种思想根源,深植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文化。这套精密的社会规范通过固定阶层与权力分配关系,将每个个体禁锢在预设的坐标中,只能在各自所属的柜架内活动。
在家庭场域,这种权力逻辑同样明显。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的好孩子形象不外乎“乖”或者“听话”,这种形象背后的隐喻就是对权力等级的无意识认同。在家庭里,孩子作为低等级的存在,被要求无条件听命且服从于父母的权威。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力观念一方面消解了独立人格的成长空间,一方面让人习惯且接受甚至拥护一个“大家长”式统治方式,自然更易认同社会领域的威权秩序。“听话乖孩子”的规训,在塑造顺从品格的同时,也让自我的思想丧失。这种规训生产出的不是健全的个体,而是权力的顺民。
究其本质,儒家思想“功不可没”。孔子的思想核心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仁。《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即克制自己,让个体的行为规范符合礼,便是仁。这背后暗含的前提条件便是人与人的身份地位是存在差异的,每个人需要依照自身社会位置践行相应的“礼”。社会是一张由权力织成的网,而不同的权力对应着不同的礼,不同的礼也反映着不同的权力。当所有人安于自己的阶层,百姓安于被统治而不反抗,当权者合规使用自己的权力,便是儒家理想的“仁政”图景。于是,这种将权力关系与道德规范相对应,并冠名曰“仁”的思想建构诞生了,它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为权力不平等提供了伦理辩护。此后,这套发端于春秋战国的思想体系,开始影响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两千余年,并伴随封建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强化,最终衍变成禁锢百姓的礼教。
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不可抹消,其思想对于那个时代有着重大意义。但另一方面,从现代的角度审视,其中暗含的糟粕却不得不需要警醒与反思。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所占的关键地位及其对人格与精神塑造影响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这种思想的落后性,即其与现代文明生活和人权观念的不适配。对当代人而言,传统儒家已经成为了必须抛下的糟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教、礼教,都有碍于整个民族的发展。它曾是创造我们民族的思想之光,但现在却必须抛弃它才能前进。因为从当下的意义出发,它的糟粕性早已远超精华性。
正是洞察到这种思想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深刻冲突,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才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会将“尊孔复古”视为阻碍时代发展的难以忍受的“逆流”。在意识到儒家思想与现代发展相抵牾之后,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又劝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如前所述,儒家通过“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巧妙地将权力服从包装成道德成就。每个人通过压抑自我以适应既定的权力位置,就能获得“仁”的美德认证。这种将权力服从道德化的策略,使得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反抗不仅成为政治不正确,更成为道德堕落。鲁迅之所以痛斥这是“吃人”的礼教,正是看穿了其以道德之名行压迫之实的本质。
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批判道: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看到传统文化的表象,更洞察到其“侍奉主子”的本质,人们敬畏的不是道德或文明,而是权力。他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这种文化逻辑不被彻底解构,任何表面的变革都将是换汤不换药。
这种权力逻辑的幽灵,依然游荡在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最近的“郑智化事件”中,仍能辨识出这种权力观念的延续。有很多人认为,残疾人就应该待在家里,不要频繁出门给社会“添乱”,或是觉得在社会发展阶段应该优先保障主流群体的需要,待社会发展后再开始补足残障人士的需求。这些思想的内核实质上依然是权力崇拜观念。由于残障人士是弱者,而弱者天生的“含权量”就是低下的,应当为“含权量”高的正常人让位。这种将社会成员按权力价值排序的思维方式,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传统一脉相承。试问若当事人身居高位,同样的困境是否会迎刃而解?
然而,当我们试图与传统割席时,一个更根本的困境浮现:彻底抛弃儒家思想后,如何重建新的“传统”?民族的精神家园将扎根何处?留下来的思想空白又该由什么填补?是西方文化吗?还是复兴诸子百家?又或是某种全新的思想体系?更关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我”为了求新求变而丢弃了自我的本质内核后,“我”还是“我”吗?
这个五四先驱们未能解答的难题,至今依然悬置。我崇敬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思考了一辈子,最终的结论也无非是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观念进行统合改造。他扬弃了儒家的糟粕,不再强调所谓的“仁”、“礼”,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修己以安人”的精神安顿。只有先安己,“往里走,安顿自己”,使自己内心安定后,才能安人。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了吗?
显然并不足以回答。但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下做一个大写的“人”却是足够了。
当下,无论是东方文明传统还是西方的思想精神,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主张,如今看来是过于偏激的。文化批判的使命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揭示其权力运作的机制。儒家思想的困境,在于它将权力关系美学化、道德化、自然化,使人们在不自知中成为权力的食物。真正的文化革新,应当始于对权力话语的祛魅。
现代社会的思想答案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文化存在问题,西方的文化也处在不断衰落的过程中。空白应当如何填补,有待新的哲学家给出答案。
来源:澄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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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存档于:202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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