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第三章讲到，管仲相桓公,训练了一支不同于奴隶兵的新型军队。他告诉桓公说："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管子，小匡》）这一段话说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主观方面的雄心壮志，也说出了这个阶级在客观方面的历史使命。
新兴地主阶级要提高生产力，巩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是当时诸侯割据的局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的趋势要求打破这种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局面，用武力统一中国。当时战争频繁，其历史的任务就在于此。当时因推行新制度而强大的国家，都出些大军事家，为当时的地主阶级政权服务，为当时的历史任务服务。这些军事家在训练、组织军队的方法上，在战略和战术的理论上，都贯穿有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春秋时期军事上的"礼"与"非礼"
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各霸主之间争霸的战争，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仗是怎样打的，参加战争的军队是怎样组织、训练的，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两种思想的斗争。
在齐桓公以后，宋国和楚国争霸。宋国的国君襄公亲自率兵和楚国的兵战于泓水之上。在开战的时候，宋襄公按"礼"而行，失了一些战机。因此宋军大败，襄公也身受伤。宋国的人都责备他。他辩解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i就是说，照古来的"礼"，在战争中间，巳经受了伤的敌人，就不能再伤他。敌人中头发斑白的人，不能俘虏。敌人处在不利的地形之下，不能攻他。敌人阵势还没有摆好的时候,也不能攻他。当时宋国一个大臣批评襄公说:我们的君简直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东西。凡是对方军队中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打仗就是要杀敌人。如果说，已经受伤的敌人就不能再伤他,那还不如当初就不伤他。如果说，头发斑白的敌人就不能俘虏，那还不如投降算了。
宋襄公的这样地打仗，说起来好像是笑话。但是照《公羊传》所讲的,孔丘的《舂秋》是赞扬宋襄公的这种打法的。它解释《春秋》的意思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它所说的"君子"，指的就是孔丘。它认为宋襄公之所以受到《春秋》的赞扬，因为他打仗是照着"礼"的原则打的。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臣不能执行他的路线。
鲁囯的叔孙得臣，用弓箭射中了一个敌人的眼睛，就把那个人拿着杀了。《谷梁传》说："何为不言其获？古者不重伤，不禽二毛，故不言获,为内讳也。"(《谷梁传》文公十一年）就是说，《春秋》认为，叔孙得臣的这个行动不合乎礼，这是一个错误。《春秋》隐讳自己国内的不合礼的事情，所以在书法上就没有用"获"字。
从这些记载看起来，当时的旧的军事思想，也是以"礼"为基础的。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新的军事思想的基础，是从战争的经验中，在战争的本身寻找战争的规律。依照这些规律指导战争，走向胜利，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其哲学的根据是唯物主义的，是辩证法的。春秋末期的孙武等人就是具有新的军事思想的军事家。
《史记》的孙武传和司马穰苴传，都突出地记载了他们练兵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建军的思想的要点，是纪律严明，信赏必罚。在执行赏罚的时候,虽国君也不能干预，虽国君的命令也不接受。他们的信条是"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关于他们这样建军的故事，当时都认为是新鲜事物，以致成为故事，广泛流传。当时的大军事家都用这种思想，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建军路线和军事路线。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第二节孙武和《吴孙子》
《汉书，艺文志》把先秦的军事著作分为四种。第一种'"兵权谋"，这是有关战略的;第二种"兵形势"，这是有关战术的;第三种"阴阳"，这是有关古代军事中的迷信禁忌的；第四种"兵技巧"，这是有关兵器制造和使用的。在这四种中，"兵权谋"讲到战争的规律，其中反映出先秦军事家对于辩证法的认识。
《艺文志》兵权谋首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齐孙子》八十九篇。吴孙子是春秋时代的孙武；齐孙子是战国时代的孙膑。他们都是古代著名的大军事家。现在的《孙子》十三篇是孙武的著作，即《艺文志》所说的《吴孙子》。《齐孙子》久已失传，现在又在山东为考古学家所发现。孙武是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是中国军事理论的奠基人，生于春秋末期，原是齐国的人。后人吴，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遂仕于吴，为吴将。当时吴王阖闾，所以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称雄于诸侯，这是跟孙武能够正确用兵，有一套先进的军事思想作指导分不开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春秋是兼并战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孙武总结了这个时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探讨了如何在战争中战胜敌人的各种战略、战术以及战争的规律。当时许多国家都讲富国强兵的政策，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孙武一派的兵家正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主张兼并战争。兼并战争在当时说，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孙武一派的兵家学说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第三节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孙武军事思想中的表现
首先，《吴孙子》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战争的规律是客观的事物。战争的胜负可以预知。这是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孙武认识到战争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跟社会中其他事物有密切的联系的。他指出，战争取得胜利需要五个先决的条件（"五事"），通过对这五事的比较、考察，就能预知敌我双方的胜负。在五个条件中，首先是统治者必须使老百姓与他的意志一致，"令民与上同意"（"道"）。其次是有利的天时（"天"）。其次是有利的地理（"地"）。其次是有好的指挥官（"将"）。其次是有好的组织纪律（"法"）（《孙子兵法，计篇》）。这五个条件包括很广，涉及到许多自然现象和许多社会现象，这些都是与战争的胜利有关系的，其中政治条件、人心的向背占首要地位。
上文第三章讲到，管仲相桓公,训练了一支不同于奴隶兵的新型军队。
因此，孙武在考察战争时，没有陷人单纯军事观点。他初步地认识到，军事决不能脱离政治，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用兵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不是为战争而战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先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形》篇）因此，他说，最好的战略，是粉碎敌人向我发动战争的意图（"上兵伐谋"）。其次的战略是利用国际矛盾，孤立敌人，使敌人不敢发动战争（"其次伐交"）。再次的战略，才是用兵作战（"其次伐兵"）。最下是攻城（"其下攻城"）（见《谋攻》篇）。
孙武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首先需要对于矛盾的双方，即对于敌我两方，都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因此他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不穷。"（《地形》篇）
孙武的"知彼知己"的原则，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科学的真理。它是完全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的。
《孙子》说："以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就是说，既不可靠鬼神，也不可靠事物的表面现象，也不可靠主观的臆测。在这里，孙武既不相信天命，又不相信鬼神。在他看来，天不过是"阴阳、寒暑、时制"(《计》篇）。与地一样，都是物质性的自然物。它只是决定胜负的客观条件之一。这一唯物主义的真理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明确的提出来，确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节辩证法思想在孙武军事思想中的表现
他告诉桓公说："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孙武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就是说，自己可以使自己具有不可被战胜（"不可胜"）的条件，还不能使敌人有可以被战胜（"可胜"）的条件。从这一方面看，"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胜利可以预先知道，但还不可必定得到。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使可能变为现实。
善用兵的人,不能停止于此。他要的是胜的现实。孙武注重考察、研究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一面说"胜不可为",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虚实》篇）这不是他自我矛盾。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军事思想的可贵，在于他的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联系起来，而是同生动的辩证法观点联系在一起。
孙武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他指出：在自然界，"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切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武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
为了创造条件赢得战争的胜利，孙武着重研究了集中与分散，实与虚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如何利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的关系，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善用兵的人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争取主动，以众击寡，取得胜利。他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战者约矣。"（同上）又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引诱敌人，使之分兵）。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意思就是说，要尽量地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使自己化虚为实。同时要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敌人化实为虚，然后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打击分散薄弱的敌人。如果自己的兵力不能取得优势，那就宁可逃避也不可决战。孙武认为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就要以种种方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就常能保持"以众击寡"，使量变成为质变，"每战必胜"。
孙武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争取胜利。这就叫"胜可为"。其办法是用各种办法调动敌人。
他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就是说，使自己成为敌人的司令官、参谋长。
这样，就克服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思想，把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孙武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战争中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所以进攻是第一位的，防御是第二位的。进攻可以保持主动，即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这是军队的命脉。孙武也接触到这个原则。他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说，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战争要以进攻为主。孙武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就是说，防御只能使自己不可被战胜，战胜则需要进攻。防御不足以达到胜利的目的；进攻则可以取得胜利而有余。进攻、防御，都能保持主动，那就可以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武提出了这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则，但原则并不是死的公式。他强调，原则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又研究了用兵正、奇两个方面的互相转化问题。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正兵是从正面打击敌人的，奇兵是从側面打击敌人的。可是，随着敌形变化，正兵也可以成为奇，奇兵也可以成为正。孙武指出，"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一方面要认识原则，一方面又要灵活运用原则，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孙武明确地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里所说的"之"、"其"都是指敌人而言。这是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计》篇）。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自己的残忍。宋襄公的"仁义"，就是以自己的国家的存亡为儿戏。孙武的军事思想和路线，同宋襄公的军事思想和路线是直接对立的。
孙武的《吴孙子》比较科学地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战争的一般规律，富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它是春秋时期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产物。它在当时起了很进步的作用。孙武兵法是我国古代留下来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五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现
在春秋末期，越国也是当时的一霸。在与吴国争霸的过程中，越国先打败了吴国。吴国又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被俘，后来返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了吴国。
在二十年中，越国对吴国的外交策略，体现了朴素辩证法和自发唯物主义的思想。这种策略，是由范蠡主持的。
当勾践被释放回国的时候，他问范蠡，应该怎么办。范蠡告诉他，应该忍耐以待时机。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国语*越语下》）这里提出了人和客观世界斗争的一条规律。就是说，在人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无论完成一件什么事情，都要尊重时机和条件，按照客观条件办事。如果时机和条件不成熟，就不可勉强去做。因此，范蠡认为，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掌握这些条件。他认为只有掌握客观世界（"天地"）经常不变的法则（"恒制"），才可有世界（"天下"）上人所造成的利益（"成利"）。这是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思想。
自然界的主要规律是什么呢？范蠡认为，就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所谓"时"，就是指某一个时候的客观条件，主要的指"天时"，即自然界所给与的各种条件，如年成的好坏，有无自然灾害等。范蠡认为，这对于人的行动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他说："圣人随时以行，是为守时。"就是说，聪明的人应该随着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叫做"守时"。他又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古代用兵，攻者称为客，守者称为主。"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就是说，在客观形势不利于我的时候，应该只取守势，不要进攻。在客观形势于我有利的情况下，就要利用这种情况，抓紧时机，立即行动。范蠡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得到了时机就应该及时利用而不懈怠，时机一旦失掉了，就不会再来。如果客观的形势已经具备，而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没有及时地去夺取成熟的果实，就会反而遭受损害。他认为形势是会转化的，原来是多的（"赢"）可以变为少（"缩"），原来是少的也可以变为多。所以要乘有利于我的情况和机会，立即行动，不要等它变得不利于我。范蠡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
范蠡认为上帝是靠不住的，惟一可靠的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他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这就是说，如果违背了客观形势，无论怎样信上帝也没有用处。违背客观形势的人，必然要倒霉。反过来说，只要得到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就应诙当机立断,夺取胜利，否则就会遭殃。.
所谓"事将有间"，"间"就是一定的空隙和路数。从前人说："读书得间"，就是说能看出书中思想的空隙，发现其中的问题。意思是说，顺着这些路数，乘着这些空隙去办事，就可以事半功倍。这就是说，在范蠡看来，不仅要抓住时机，而且要详细分析客观形势所提供的"间"，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主观的作用（以上引文，均见《国语?越语下》）。
《越绝书》说:"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谓衰贱，未尝世禄。故自菲薄，饮食则甘天下之无味，居则安天下之贱位。后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卷七，又见卷十五）可见范蠡原来的出身是微贱的。后来他帮助越王勾践，发愤图强，终于战胜了吴国。成功之后，弃官不作，从越"浮海出齐"，"耕于海畔"，又经营商业，成为当时有名的大商人（《史记-越勾践世家》）。这是他利用他所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经营商业取得的成果。
第六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计然的经济政策中的表现
《史记?货殖列传》说："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越绝书》作计倪，《吴越春秋》作计硯，裴絪《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名研。"然、硯、倪、研，并是一音之转。裴驷又引《范子》说，计然的先人是"晋国亡公子"。据此，计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照《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所说的，计然也是越王勾践争霸的一个大功臣，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可是战国以前的书都没有提到这个人。因此有人认为《史记》所说的范蠡、计然,并不是两个人名，计然是范蠡所作的书名。
《越绝书》中的《计倪内经》记载计然与越王勾践的对话(《越绝书》的资料不一定可靠，不过《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的话，与《计倪内经》大致相同）。越王勾践准备伐吴争霸，计然告诉他，要想强国必先富国。他跟勾践所讲的就是富国的方法。这个方法主要的是由国家经营商业，从中取利，同时也给农民方便。他跟勾践说："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知断则备；知此二者，形于体万物之情，短长顺逆，可观而已。"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统治者，不需要自己耕田，夫人自己织布，那不过是增加两个劳动力而已。在这段话里，主要的两句话就是"时断则循，知断则备"（《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作："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斗"字疑系"断"字之误）。这里所谓时,是指天时。计然认为农业的生产是受天时支配的。天时的变化有一种规律。照他看起来，农业收成的好坏，跟岁星（木星）的运行有关系。平均计算起来，有六年是好年成，有六年是坏年成，每十二年要有一个大荒年。这种循环，计然叫做"天地之反"。他说："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怎么样预备呢？计然说："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这就是说：一石谷值二十个钱的时候，农民就要吃亏，值九十个钱的时候，商人就要吃亏。必须把粮价保持每石八十到三十个钱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到利益。怎样维持这样价格呢？就是由国家掌握一定的货物，设官市。在粮贱的时候，官市就收买粮食、卖牲畜及其他货物；粮价贵的时候，官市就卖粮食，收买田宅牛马，积敛货物。这样就可以保持粮价的稳定，国家也可以得到五倍到十倍的利息。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计然的话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据说勾践用了计然的计策，行了十年，越国国富兵强，战胜了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计然的这种经济思想，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不讲"有意志的天"，只讲"天时"。他所注意的是天时变化的规律，不是什么上帝的喜怒。他所说的"天时"，虽然其中有占星术的成分，但是，他是企图用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现象。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虽然时常变动，但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必须遵循这些规律做事，才可以成功。他说："时断则循"，就是说，对于天时变动的规律能有所判断，就可以遵循这些规律。计然认为，"阴阳万物，各有纪纲"。"顺之有德，逆之有殃"。因此，"圣人"应该顺从"阴阳万物"的"纪纲"，而避免做违背它的事情。"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以上所引都见《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这里，计然不说"天"而说"天地"，这是很可注意的。"天"可能有许多意义，"天地"则一定是指自然界。"天地之常"就是自然界的规律。"阴阳万物"、"日月星辰"、"五行"都有规律。人能遵循这些规律，做事就可成功；反背这些规律，就必定要失败。遵循规律叫做"有道"；违反规律叫做"无道"。他说，有些人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做事"无道"，所以"贫而命不长"。计然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强调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谈有意志的"天"，这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是，运用到社会上来，他又把人们的"贫"和"命不长"的原因归结为他们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这就是唯心主义的了。在旧社会，真正"贫而命不长"的，是广大劳动人民，他们的"贫"和"命不长"是由于剥削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计然的这种讲法是对历史的颠倒，这正是他的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计然对于辩证法也有所认识。他说"天地之反"，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他认为，货物的贵贱是由于有余和不足。某一种货如果不足，就会供不应求。买的人多，而商品却很少，这样它的价格就要上涨。上涨的物价剌激生产，生产多了，原来不足的货物就变成有余的了，原来是贵的物价，就变成贱的了。货物有余，就是供过于求。供过于求，物价就下低了，生产受其影响，原来有余的货物就变成不足的了，原来是贱的物价就变成贵的了。计然意识到价格的规律，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贱是互相转化的。
根据贵贱互相转化的规律，他规定出他经营商业的方法。在某一种物价贵的时候，他却是看它如粪土，赶紧把它抛出去。在某种物价贱的时候，他偏偏看它如珠玉，赶紧把它收进来。他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天旱的时候,他就知道旱就要转化为涝，所以他赶紧预备船。在天涝的时候，他就知道捞要转化为旱,所以他就赶紧预备车。这就是他所说的"知断则备"，就是说，知道遵循这些规律而对事情有所判断，就可以预先作准备。他对于事物发展的一些辩证规律有所认识，所以他做事都是争取主动，迎头赶上。
计然对自然现象的规律和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向对立面转化的法则的了解，多半出于猜测，还缺乏科学的基础。有些说法，如星辰的运行与年成好坏有关，显然是错误的。但他通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看到事物变化的一些辩证的因素，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越绝书》说，计然也是经营商业，"处于吴楚越之间，以渔三邦之利"(《越绝书·计倪内经》）。他可能也同范蠡一样，先为越国富国的谋臣，后来又利用他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自己经营商业，发家致富。
第七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商人思想中的表现
范蠡和计然是在晚年利用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经营商业，发家致富的。当时的商人:^有利用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成为大富豪。白圭就是一个例证。
当时商人的思想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的思想，说："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李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从司马迁的这段话看起来，在当时商人白圭和李悝是齐名的。白圭经营商业所用的方法，同当时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用的方法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在大转变时期，地主阶级中有些人也是商人转化过来的。商人是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前身。但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商人阶级是没有她位的。它不体现当时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也不能成为创造新制度的代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新兴地主阶级的肩上。
但在大转变的初期，地主阶级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提倡商业也是富国政策的一部分。司马迁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管仲以士、农、工、商同为"国之石民"。但在大转变的后期，商业的兴盛，成为农业发展的阻碍。商人的强大，成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威胁。于是地主阶级采取了"崇本抑末"，打击商人的政策。商业从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具转化为被打击的对象。这也是历史演进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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