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他的理论的最后部分。我终于能够把这一部分公刊于世，那是我的荣幸，当我1885年公刊第二卷时，我以为，第三卷除了最重要的数篇，也许我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技术上的。实际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预料到，全卷中最重要的几篇，会给我这么多的困难；也没有预料到，还会有其他诸种障碍，使本书的完成这样延迟。
第一种最妨碍我工作的障碍，是视觉衰弱。这个障碍，使我在数年间，不得不把着笔时间，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即在目下，我所有的写作，仍须在人工光线下进行，此外，我还有别种不能拒却的工作，例如马克思及我本人前期著作的编辑和翻译，以及订正，序跋，增补，那往往须有新的研究。当中最主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刊行；对于这个译本的文字，我负了终审之责，那曾费去我许多时间。一个人，只要他究问一下近十年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大发展，尤其是马克思和我的前期著作的译本种数的增加，他一定会和我一样，认为这个事实——我只能在极少数种文字上对于翻译者有益；因此，我对于若干请我订正译文的人，不得不辞谢——是我自己的一种幸运。但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劳动运动也相应发展的一个征象罢了。这种运动，曾以一种新的责任加于我。自我们公开活动的第一日起，各国社会主义者运动和劳动运动，就有大部分的媒介工作，是落在马克思和我身上。当这个运动全部益益臻于健全时，这种工作是依比例增加起来了。在马克思未死之前，这种工作的主要部分，是落在马克思身上。但自他死后，这种益益增加的工作，不得不由我一人担任。在这时，各国工党相互间的直接的交际，已成常则；且这个倾向，现今是日加无已。为我的学说工作计，同人们要求我帮助的地方，确实是超过我的愿望之上，但像我这样，既以五十余年的精力在这个运动中奋斗，自应把由此发生的种种工作，视为是应尽的义务，决不能畏避，必须立即实践的。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是和十六世纪一样；对于公共问题，我们决不能单作一个理论家。这种单纯的理论家，只能在反动派方面发现，但也就因此，所以这辈先生不是现实的理论家，却只是反动的辩护者。
因为我滞留在伦敦，所以我与党的交际，在冬季，是以通信为多。在夏季，却大部是面谈。加之，发生这种运动的国家是益益增多，机关报纸的数目也迅速增加。我必须跟着它走。因有这种种缘故，所以我迫不得已，是只能在冬季，尤其是在一年最初的三个月间，做那些不能随时中断的工作。一个七十余岁的人，脑髓的联想纤维，不免迟缓得叫人讨厌。我已经不能像先前一样，容易地，迅速地，在艰难的理论工作上，把工作中断所引起的困难克服了。所以，一冬的工作，如不能在这一冬完毕，便只好留待次冬再开始，这种情形，在最难的第五篇，尤其被我经验到。
照以下所述，读者当可知，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本质上，是与第二卷的编辑工作不同的。第三卷除一个草案外就没有别的可以利用；并且，这个草案，也是极不完全的。照例，各篇的开端，都曾细心撰修，即在文体上也有推敲。但越下去，研究工作，就越是概括，越是有遗漏，越是牵涉那在研究进行中其位置尚未经最后决定的支点，越是把句子弄得冗长复杂，以致其内孕育的思想，不能一目了然。许多地方，书法与说明方法，明白表示在工作过程中著者的疾病的开始与加重。这种疾病，使著者的独立工作，益益觉得困难；最后，还使著者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完全停止。这并不是不可思议。在1863年至1867年，马克思不仅已将《资本论》后二卷的初稿完成，将第一卷整理好预备付印，且曾努力于国际劳动者协会的设立和扩张，这是一种可惊的工作。结果，他的健康的破坏，在1864年、1865年，就已露出最初的征候，以致不能亲手将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好。
我的工作，是先把草稿全部抄写一遍，使它成为一种易读的抄本。这种草稿就连我也往往是不能辨认的。单是这件事，就很花时间。然后真正的编辑工作，方才开始：我曾把这种工作，限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在意义已经很明了的地方，我曾竭力保存初稿的性质。从不同的观点观察同一的对象，从而，把同一的思想复述几遍，殆已成为马克思的习惯。对于这种复述，我概加以保留。甚至以不同文字表示同一思想的地方，我也不加削除。但有些地方，我所加的订正或增补，已不以编辑为限；有些地方，我是利用马克思所供给的事实材料，尽可能根据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推得结论。在这些地方，我都把全段话，用角形弧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简笔字了。我所加的注，有时不便用括弧，但凡是有我的简名的地方，其全注都须由我逐字负责的。
这是自明的，一个原稿初次草成时，总会提示许多点，表示待以后说明，并不是每一点后来都加说明的，因为我要宣示著者整理的计划，所以关于这些点，我都照原样，没有改动。
再分别来叙述。
关于第一篇，主要的草稿，必须大加限制，始能应用。关于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全部数字的计算（第三章），是在草稿开头的地方提示的，第一章所说明的主题，却到后来才附带讨论。在这场合。两个改编的草稿，各有二开本的八页，可供应用。但这两个草稿，也未曾一贯编好。第一章，就是由这两个草稿编成的。第二章，是从主要草稿采出。第三章包有一列不完全的数字的计算；但此外还有一束差不多完全的草稿，是在七十年代写成的，那在方程式的形态上，叙述了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我的朋友摩亚，第一卷英译本大部分的翻译者，曾为我整理这个草稿；他是剑桥的研究数学的老学生，他担任这个工作，要比我适宜。我就依照他的摘要，间或也利用主要草稿，而把第三章编成。——第四章，除仅有一表题外，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利用。但因这一章所讨究的题目‘周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非常重要，所以我不得不补撰起来。就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全章都用括弧括着。但在编辑进行中，我才发觉，第三章的利润率公式，必须加以改正，方才能普遍应用。第五章起至第一篇末，我是以主要草稿为唯一根据，不过仍有许多颠倒和增补的地方。
续三篇，除更正文体外，我是完全照主要草稿编辑的。有少数几段，主要是论述周转的影响的，必须加以整理，俾能与我补作的第四章相合。这些地方，也用括弧括着，并记上我的简名。
主要的困难，是在第五篇，而全卷讨论的最复杂的对象，也是在第五篇。马克思就在这点，遭遇过一次重病的袭击。所以在这点，我没有完全的草稿可用，甚至连一个可以补充完全的纲要也没有，却只有一个工作的草案，但数经努力，仍不过以一些杂乱堆积的注释批评和拔萃资料而终。像对付第一篇一样，对于这一篇，我开始是把各空隙补起来，把仅有提示的各段完成，至少使著者所欲讲的各点，差不多完全补足起来。我至少曾三度如此尝试，但都失败了；由此丧失的时间，便是这一卷所以延迟至此的主要理由之一。最后，我才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其实应当涉猎这方面的浩瀚的文献，但由这样完成的东西，会不像是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我只有把这个问题缩短，使我的工作，仅是就已有的材料加以整理，并加以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我就在1893年春，把这一篇的主要工作完成了。
再就各章说，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的各点，都早已完成。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的参考资料，仍须加以筛选，并把其他地方发现的材料补充进去。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章几乎完全可以照草稿编辑，但第二十八章却有些地方必须重新配置。真正的困难，是从第三十章开始。从这章以下，我不单要整理参考资料，并且要整理思想的线索；因为，在思想的进行中，时时有插句歧语为之中断，且常常把一种思想，附带在别的处所再论。因此，第三十章经过许多颠倒，许多删削，方才编成。第三十一章的原稿，是比较更贯串的。但其后，却有一篇冗长的草稿，题名“混乱”的，不过是国会关于1848年及1857年恐慌的报告的拔萃。在这种拔萃中，总集有二十三个企业家及经济学著作家的陈述，（这种陈述，是特别关于货币与资本，关于金输出，关于投机过度等等的），并间或加以诙谑的短评。当时人关于货币与资本的关系所抱的见解，都在这个拔萃中，由问或答的方式，包括着。马克思原要从批评的讽刺的观点，考察在金融市场上，货币的观念和资本的观念是怎样“混乱”。我在多次尝试之后，相信这一章是不能编成的。但在有关联的地方，我曾利用这些材料，尤其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材料。
由我收容在第三十二章内的材料，是已经相当整理好的。但其后又有一束国会报告的拔萃，那牵涉各种与这篇有关的问题，中间杂有著者的长短不一的批评。这种拔萃与批评在快要结束时，主要是以货币金属及汇兑市场的变动为目的，最后则以杂评为殿。反之，“资本主义前期的状态”一章（第三十六章）却已经完全加工好了。
我是利用“混乱”中那未在别处使用的各种材料，编成第三十三章至三十五章。这是当然的，为要保持贯串起见，我不能不加一些穿插进去。在这种穿插不仅有形式的性质时，我都曾标示出来，表示那是我插进去的。这样，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各种叙述，全都在本文中收容了。所遗下的，不过是拔萃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或仅复述已在别处叙述过的事情，或其所论之点，未曾为原稿所细密论究。
讨究地租的那一篇，曾十分加工好，不过没有适当的整理好。这可取证于下述的事实；即，马克思曾经觉得，第四十三章（在原稿里面，那是地租篇的最后一段），有摘要重述一篇全部的计划的必要。这种摘要，深为编辑者所欢迎，因为原稿是以第三十七章开始，继以第四十五章至四十七章，然后才是第三十八章至四十四章。最大的工作，是编制对差地租Ⅱ的诸表，并发现这种地租的第三种情形。这是第四十三章的题目，但未曾在原稿内研究的。
马克思曾在七十年代，以全新的精深的方法，考究地租篇，俄国自1861年的“改良”以后，关于地租，时有统计报告及其他各种刊物出版。他对于这些报告及刊物，曾就原版加以研究。他的俄国友人，把这种原版尽量供给于他，他曾就此撰成拔萃，以便将来整理这篇时，有所参考。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及农业生产者榨取方法，是有各式各样的形态的，所以，在第一卷，我们研究产业工资劳动时，以英格兰为典型，在地租篇，则应以俄罗斯为典型。但不幸，他不能把这个计划实现。
最后第七篇是完全写好了的，不过只是一个初稿，在能付印之前，必须把错综复杂的文句，切成分句。最后一章，只有一个冒头。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大的阶级。在这章，与三个大所得形态（地租，利润，工资）相应的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存在所必致引起的阶级斗争，是被视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的成果。依照马克思的习惯，这种结论的概括，是要留到付印的时候，再加以最后的编辑的。必须如此，他才能由最新的历史上的事情，照常样，取得他最希望的现实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理论的展开。
这一卷，像第二卷一样，没有第一卷那样多的引语和拔萃。凡引自第一卷的话，都经注明第二版或第三版的页数。草稿中，凡是参照前辈经济学家的理论叙述的地方大都只记下名姓，其本文原拟待最后校订时补入的。当然，我必须保留它的原来面目。被引用的国会报告仅有四，但每个报告都被利用得很多。此四者为：
（一）下院委员的报告第八册， “商业不景气”第二册第一篇，（1847年——1848年）证述细录。在引语中，题作“商业不景气（1847至1848年）。”
（二）上院秘密委员关于1847年商业不景气的报告。1848年印。证述系1857年印。（因1848年被认为太早）。在引语中，题作“商业不景气，1848至1857年。”
（三）与（四）1857年银行法的报告。1858年银行法的报告。——下院委员关于1844年1845年银行法的影响的报告，及证述。在引语中，题作“银行法（有时题作银行委员）1857年或1858年”。
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在情形允许我着手时，我就会着手编辑的。
* * *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我曾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个机会指示洛贝尔图经济学能成就什么；因为他们曾经喧嚣的说：“洛贝尔图这个人，是马克思的秘密的源泉和优秀的先驱者。”我还请他们论证，“相等的平均利润率的成立，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与价值法则相违背，却宁说是以价值法则为基础”。但这些从客观的理由或从主观的理由，但不从科学的理由，称善良的洛贝尔图为经济学第一流大明星的大人先生们，并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复我提出的问题。但有别一些人，觉得应当在这个问题的考究上，用功夫。
柳居士教授（Prof. W. Lexis）在批评本书第二卷时，（《康拉德年鉴》1885年第452页——462页），曾提起这个问题来，但不曾要给予任何直接的解决。他说：“这个矛盾（即里嘉图，马克思的价值法则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同种的商品是分别地被考察，价值被认为等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又被认为与价格相等或相比例。”照他的意思，这种矛盾的解决，只有依下法方才可能：那就是“把个个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说法放弃，并且把商品生产的全体，把商品在资本家全阶级和劳动者全阶级间的分配，放在眼里。……劳动者阶级仅从总生产物取得一部分。……落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部分，便是马克思所谓剩余生产物，……所谓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中的人，把剩余价值分配在他们自己中间，但其分配，不比例于他们所使用的劳动者数，只比例于各人投下的资本量；当然，土地也算在资本价值之内的。”依体化在商品内的劳动单位而定的观念价值，即马克思的观念价值，不与价格相符，但“能当作一个运动——推移到现实价格的运动——的出发点。现实价格的成立，乃以同量资本要求同量利润这个事实为前提。”因此，会有若干资本家，其商品出售的价格，高于其观念价值，别一些资本家，其商品出售的价格，则低于其观念价值。“但因剩余价值的增损，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互相抵消，故剩余价值的总量，无异于一切价格比例于商品观念价值的时候。”
很明白，在这里，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已经依一种弛松的浅薄的方式，大体正确的，把问题提出了。论者既颇以庸俗经济学者的资格自夸，他能这样说，实已超出我们所应有的期待。不仅此也。还有一些庸俗经济学者的著作，是我们要在此后讨论的。和这些著作相比较，我们看到这种叙述，是还不免要觉得惊奇。这个论者的庸俗经济学，是颇为特出的。他说，资本利得的发生方法，确实可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来推论，但没有必须采纳马克思的见解的理由。庸俗经济学有一种在表面上很可赞美的说明方法。“此等资本家贩卖者例如原料生产者，制造业者，批发者，零售业者，都会在交易上谋利润，都会以买价以上的价格售卖，都会把商品的成本价格依照一定的百分比率提高。只有劳动者不能从事同样的价值增加，他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必须依照自己的费用，那就是依照必要生活资料额，把劳动售卖给资本家。……这种价格增加，对于以购买者资格出现的工资劳动者，有充分的意义；结果是总生产物的价值一部分移转给资本家阶级。”
不必多费思索，就知道，这位庸俗经济学家说明资本利润的方法，会在实际上，得到和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相同的结果；就知道，依照柳居士的说明方法，劳动者所处的“不利地位”，是和马克思所说明的正好相同。一切不劳动者既可在价格以上售卖，惟独劳动者不能，那很明白，他是在被诈欺的状态中，和马克思所说明的，正好相同。最后，又很明白，在英吉利，人们尚且会在耶方斯·门格尔（Jevons-Mengerschen）的使用价值学说与边际效用学说（Grenznutzentheorie）上，建立美观的庸俗的社会主义，他们当然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同样美观的庸俗的社会主义。我是这样推测，如果萧伯讷先生（Herrn G. B. Shaw）熟习这种利润学说，他也许会用双手把这个理论抓住，却把耶方斯和嘉尔·门格尔踢开，就在这个岩石上面，建立起未来的费边社教堂（Fabianisehe Kirche）。
在事实上，这个理论不过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换书。这种价格增加的全部，是由何处支办呢？由劳动者阶级的总生产物呀！这是因为“劳动”这种商品，或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必须在其价格以下出售呀。因为，如果一切商品有一种共通的特性，必须在生产成本以上出售，独劳动为例外，必须常常依照生产成本来出售，它就其实是在价格以下出售了，价格才是这个庸俗经济学世界的通则。这样，归于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的额外利润，结局，便是由这个事实发生的了：即，劳动者，在再生产其劳动价格的代价之后，尚须无酬的，生产一种追加的生产物，那就是剩余生产物，无给劳动的生产物，剩余价值。柳居士在用语的选择上是极慎重的。他不曾明白说，这个见解是他自己的见解。如果这就是他的见解，那很明白，他决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的庸俗经济学者，他自己曾说，这种庸俗经济学者，在马克思眼里，不过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白痴”。他这个人，宁说是假装为庸俗经济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假装究是有意还是无意披起的，是一个无需在这里关心的心理学上的问题。能够明白这个问题的人，也许也能明白，怎样在某时候，像柳居士那样明眼的人，竟会拥护复本位制那样一个无聊的主张。
首先对这个问题实际寻求答案的人，是斯密德博士（Dr. Conrad Schmidt），他曾于1889年公刊一个小册子，题名作《以马克思价值法则为基础的平均利润率》（出版于斯杜加特，底兹）。他尝要使市场价格的形成，与价值法则及平均利润率相一致。产业资本家在他的生产物中，首先取得他的垫支资本的代置，其次是取得一种不支付任何代价的剩余生产物。但要获取这种剩余生产物，他必须使用一定量对象化的劳动，方才能把剩余生产物占取的。从资本家的立场说，此量对象化的劳动，便是创造此种剩余生产物的社会必要条件；他的垫支资本，就是代表此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切其他的产业资本家，都是这样。现在，因为生产物依照价值法则，系比例于生产的社会必要的劳动而互相交换；因为从资本家方面说，其剩余生产物成立所赖的必要劳动，即系在其资本内堆积的过去劳动，所以，剩余生产物的相互交换，乃比例于它们生产上所必要的资本，而非比例于实际在它们里面包含的劳动。所以，归于每个资本单位的部分，是等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的总额，被除于在其上使用的资本的总额。所以，相等的资本，在相等的期间内，会提供相等的利润。这是可以实行的；因为，剩余生产物的这所谓成本价格，即平均利润，会被加到有给的生产物的成本价格中，并使有给的生产物和无给的生产物，同样依照这个已经提高的价格出售。所以，照斯密德看来虽说个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依价值法则决定，但平均利润率依然可以成立。
这种构想是极其巧妙的，全然是依照黑格尔的模范做成的。但这种构想，是和多数黑格尔式的构想一样不正确。剩余生产物和有给生产物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价值法则直接适用于平均价格，则二者，都须比例于生产上所必要所消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售卖。价值法则，自始即与资本家说明方法所引起的见解相反对。依照这种见解，蓄积着的过去的劳动，——资本即由此成立——不单是一定额已完成的价值；并且，因为它是生产和利润形成的因素，所以还是价值形成的因素，是创造追加价值的源泉。但价值法则，却认定只有活动的劳动，有这个特性。资本家希望比例于资本量而取得相等的利润，并把他们的资本垫支视为是他们的利润的成本价格，那是大家知道的。但若斯密德竟利用这个见解，来调和那依照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价格和价值法则，他就把价值法则抛弃了：因为，他这样做，是把一种完全和价值法则矛盾的见解，当作是共同决定的因素，和这个法则合在一起。
如果是蓄积着的劳动，和活的劳动，同为价值形成的要素，价值法则就是不能适用的。
如果蓄积着的劳动，不是价值形成的要素，即斯密德的见解，便与价值法则不能并存。
斯密德曾临近这个问题，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发现一个最合于数学原理的公式，来论证每个商品的平均价格与价值法则之一致。但他就在这时候，踏上了迷路了。不过他虽在目标已近的地方走入迷路，他那本小书的其余各部分，却表示他曾极悟解地，由《资本论》的首二卷，引出了其他的各种结论。他曾以独力发现马克思在第三卷第三篇所推出的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利润率为什么有下降的趋势，关于这点，是前人所未曾说明的。他还曾正确说明商业利润如何由产业剩余价值发生，并曾提出一列的叙述，来说明利息与地租。他预告了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四篇第五篇所说明的诸种事情。
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新时代》1892年至1893年第4号第5号），斯密德曾由别一个方法尝试得到解决。其大意说，竞争会使资本由利润低下的生产部门，移到利润超过的生产部门，并由此成立平均的利润率。竞争为利润平均化的大原因，并不是新的主张。但斯密德又要证明，利润的平均化过程，和生产过多的商品的售卖价格还原到社会依价值法则所能支付的价值标准的过程，是一致的。但这不能把问题解决，其故，已由马克思在本书充分说明了。
在斯密德之后，肥尔曼（P. Fireman）曾试要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三辑1892年第三卷第793页）。他对于马克思的分析的其他诸方面，也有所评述，但我们对于这种评述，且不置论。他是立足在这种误解之上的；那就是，他错误地，认马克思不过要加说明的地方，为马克思要加定义的地方，好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应寻求固定的完成的普遍适用的定义一样。实则，当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被视为固定的，但视为变动的时，它们的心像，概念，也同样须受变化与转形的。它们不能被封入硬结的定义中，却宁可在历史或论理的形成过程中被展开。由此，我们当可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端，会从他的历史的前提（单纯的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那就是，从单纯商品出发，而不从在概念上历史上的第二义的形态（已在资本主义下发生变更的商品）出发。这一点，是肥尔曼绝不认识的。我也宁愿把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可以在各种反对论上发生的附随事项，抛而不论，却立即进而讨论问题的核心。在理论方面，论者所传习的，是：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剩余价值是比例于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但在经验方面，论者所知道的，却是：在平均利润率不变时，利润是比例于所使用的总资本的数量。关于这一层，肥尔曼是这样说明的；他说，利润仅仅是因袭的（他的意思是说，它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和它共生共灭的）现象，它的存在，不能与资本相脱离。当利润有十分把握可以获得时，则因有竞争之故，一切的资本必定有相等的利润率。那就是说，没有相等的利润率，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以这种生产形态为前提，每个资本家在利润率不变时所能得的利润额，视其所有的资本量而定。但利润是由剩余价值，由无给劳动构成的。其量由劳动榨取程度而定的剩余价值，如何始克转化为由所用资本量而定的利润呢？“不过是由这个方法：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间……的比例最大的各生产部门，将在其价值以上售卖商品；同时，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间的比例最小的各生产部门将在价值以下售卖商品，只有c:v的比例恰好代表中位的各生产部门，是依照真正的价值售卖商品。……个个价格与价值是如此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会把价值原理否定么？不会的。当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时，别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会依同比例跌到价值以下，所以价格的总额会与价值的总额相等。……这种不一致，会在结局上消灭的。”这种不一致，是一种“搅乱”；“在严正的科学上，我们不能把一个可以计算的搅乱，视为是一个法则的否定。”
我们试以第九章的相当的文句，和这种叙述相比较，我们便会发觉，肥尔曼在这里，已经实际触到了决定的点。但这篇重要的文章，竟如此不当地，遭受冷淡的待遇，那可证明，肥尔曼虽在已经有这种发现之后，仍需有许多中间的连节，方才能对于这个问题，提示完全明白的解决。并且，虽有许多人关心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怕手指被烧着。这不仅因为肥尔曼的发现尚在不完全的形态中，并且因为对于马克思的说明，他的理解，以及以这种见解为基础的批判，尚有不可否认的缺陷。
舒里齐的沃尔夫教授（Julius Wolf）每逢到在难题目上出丑的机会，就决不肯放弃。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问题全部，是由相对剩余价值解决的。（《康拉德年鉴》第三辑第三卷第352页以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由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较而言——的增加。“不变资本的增加，是以劳动的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但因为生产力的增加，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因生活资料将更便宜）。故剩余价值的增加与总资本中不变资本部分的增加之间，将表现一种直接的关系。不变资本的增加，指示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所以，在可变资本不变，不变资本增加时，剩余价值必定也会增加。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和马克思一致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解决的。”
但马克思在第一卷许多地方所说的话，正好是相反的。又，他说，照马克思的意思，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会比例于不变资本的增加而减少。这个断语的可惊，殊足使一切议会的言辞相形而见绌。并且，沃尔夫的每一行，都证明，绝对的说或相对的说，他全不了解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他曾说：“最初一看，好像我们都在支离破碎的巢中；”实在说，他全文中只有这一句话是真确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沃尔夫先生既这样以他的天才的发现来眩示，所以，他不禁要以悼辞赞扬马克思，并且把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胡言，视为是“一种新的证据，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怎样锐利和透彻。”
还有更厉害的。沃尔夫先生说：“里嘉图也主张，相等的资本支出，会生出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来，相等的劳动支出，也会生出相等（就量而言）的剩余价值来。问题是：其一如何与其他相一致？但马克思不承认问题是在这个形态上。他曾毫无疑虑的（在第三卷内）论证，第二个命题不必是价值法则之无条件的结论。这个命题，甚至正好与他的价值法则相矛盾，从而，……必须迳与放弃。”他又要探究，在我和马克思二人中，究竟是谁把这个错误弄出来的，当然，他不自觉，堕在错误中的，是他自己。
如果我把这篇文章的绝妙好辞，丢掉一个字也会成为对于读者的侮辱，并且会把当中的滑稽光景一概抹煞。但我只要在这里加说这一点。他既大胆的，预料马克思“曾毫无疑虑的，在第三卷内论证”一些什么；又同样大胆的，利用这个机会，报告一种在教授间流行的福音，说斯密德上述的著作，是“直接受恩格斯怂恿写成的。”沃尔夫君啊！也许足下所居住所活动的世界，常惯有人当众提出一个问题来，但把该问题的解决方法私下通知朋友。我也不难相信，足下能够这样做。但在我所来往的世界内，我们是不必要用这种卑鄙的方法的。我这一篇序文，已经可以把这一层证明。
马克思死后不久，洛里亚先生（Achille Loria）即在《纽安多洛居亚》杂志（1883年4月号），登载一篇关于马克思的论文。他首先叙述马克思的生平，但其内充满错误的报道，然后对于马克思的公共的政治的及著作的活动，加以批评。他在那里伪造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用一种断言，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加以曲解。这种断言，暗示了当中含有大的目的。这个目的，后来是达到了。1886年，这位洛里亚先生刊行一题名作“社会之经济基础”的著作；在书中，他竟把马克思的历史观，——他曾在1883年如此误解如此歪曲的历史观，——当作是他自己的发现，而公告于惊呆的世人。确实的，马克思的学说，已在这本书内，被堕入到卑俗的水准了；其中所引述的历史的证据和实例，充满着中学生也能辨识的误谬。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以为，政治状态与事件，无论在何时在何处，均应由相应的经济状态说明这一个发现，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的发现，却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的发现。至少，他曾使他的同国人这样相信；因为这本书已有法文翻译，还曾使若干法国人这样相信。他现今已能以划时代的新历史学说的创始者的资格，出现在意大利了。但终有一日，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会把洛里亚先生偷来的孔雀的羽毛，拔下来的。
但这只是洛里亚先生行事的一个小样本。他还告诉我们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一种意识的诡辩（un consaputo sofisma）上。马克思是明知故犯的，应用似是而非的理论等等。他还以全系列的类此的下流假话，欺瞒读者，使马克思在读者看来也像是洛里亚一流的野心家，是和勃笃亚这位教授一样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但在其后，他却把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泄露在读者面前。在这里，我们且回到利润问题上来。
洛里亚先生说，照马克思的见解，一个资本家的产业经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认它即是利润）之量，定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不变资本是不提供任何利润的。但这与事实相反。因为在事实上，利润不是以可变资本为准据，而是以总资本为准据的。马克思自己也曾承认这一点（第十一章），并承认这个事实表面像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但他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指示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以前，洛里亚曾对他的读者说，他相信马克思并未有片时想到这一卷的著作。现在，他是夸大的说：“马克思常以第二卷恐吓他的论敌，但始终未曾把它刊布。现在，它被刊布了。但我仍有理由相信，这第二卷不过是一种狡猾的逃避方法。在缺少科学的论据时，他总是使用这个方法的。”并且，经洛里亚这样说明之后，若仍有人不信马克思和有名的洛里亚一样是学问上的骗子，他就是没有救药了。
总之，洛里亚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绝对与一般均等利润率的存在相矛盾。但《资本论》的第二卷终于出版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公开的问题。假如洛里亚先生也是一个怕羞的德意志人，他一定有几分觉得进退两难了。但他是一个大胆的南方人，他生长在热带，像一般人所说那样，天生就有几分是厚脸的。利润率的问题是公开提出了。洛里亚先生曾公然宣告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要公然解决这个问题，来挽救他自己的面子。
这个奇迹，是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二十卷二七二页以下）一篇评述斯密德论文（以上讲过的那篇论文）的文章内，出现的。当他从斯密德论文知道商业利润是怎样计算之后，他就把一切突然明白了。他说：“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方法，会使那些以资本大部分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受到利益，所以，不生产的（即商业的）资本，得由这种受到特别利益的资本家，取去较高的利息（那是指利润），并由此，在个个产业资本家之间，引起均等。……比方说，如果产业资本家A, B, C，各使用100劳动日，但A在生产上不使用不变资本，B在生产上使用不变资本100, C在生产上使用不变资本200；并且100劳动日的工资等于50劳动日，则A的利润率为100%, B的科润率为33.3%, C的利润率为20%。但若有第四个资本家D，他蓄积一个不生产的资本300。凭此向A抽取40劳动日的价值，向B抽取20劳动日的价值作利息（利润）；这样，资本家A和B的利润率都会降至20%，和C的利润率一样了。D有资本300，得利润60，他的利润率也是20%，和其余几个资本家一样。”
有名的洛里亚，就用这种惊人的技巧，很轻便的，把他十年前曾经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幸，他并没有把当中的秘密告诉我们；即，这种“不生产的资本”，怎样有权力不仅向这些产业家，抽取平均利润率以上的额外利润，并把它放进钱袋里，像土地所有者把农民的剩余利润，当作地租，予以收取一样。按照这种见解，商人就可向产业家，抽取一种与地租相类的贡赋，并由此使平均的利润率成立了。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成立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重要的要素；那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只有在根柢上绝不注意经济学的文学上的演奇家，敢断言：商业资本有一种魔力，虽无土地所有权，也会在一般利润率的成立之前，把一般利润率以上的剩余价值全吸收掉，并把它化作自己的地租。并且，说商业资本能发觉某一些产业家的剩余价值恰好与平均利润率相一致，并使那一些在马克思价值法则下不幸受牺牲的人，得不出任何手续费，而出售他们的生产物，因而在命运上得到救济，也未免是同样可惊。只有奇术师，会猜想马克思必须有这样可怜的诡术！
当我们以洛里亚先生比于他的北方的竞争者沃尔夫先生——他在这方面也不示弱的——时，这位有名的洛里亚先生，方才发出他的完全的光辉。与这位意大利人比较，沃尔夫先生即在其巨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一书中，也似乎是一头小狗。和他相比较，沃尔夫先生是极笨拙的，甚至可以说是极谦虚的。因为洛里亚先生是趾高气扬的，说马克思是不比别人更多，也不比别人更少，却恰好和他自己一样，是意识的诡辩家，是似而非论者，妄言家，骗子，并且说马克思虽明知不能写也不会写出一个续卷，但不得已时，仍以在续卷完成理论的预约，示于众。无限的大胆，但一遇穷境，就像鳗鱼一样滑；非常英武的，蔑视他人踢来的脚；惯作卖假膏药的广告；专一串通朋党来买名誉——在这一切点上，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啊！
意大利是古典的国。自近代世界的曙光在意大利升起以来，那里曾产生许多大人物，堪称为无比的古典的完人，自但第以至加利波底（Garibaldi）。但它受外人支配而衰落的时代，也曾留给它以若干古典人物的假面具。当中两个曾经特别雕凿的标本，是斯加纳勒尔（Sgarnarelli）型和杜尔加马拉（Dulcamara）型。我们的有名的洛里亚，却把此二人的古典的合一，实现了。
最后，我必须请读者看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斯帝伯林（George C. Stiebeling），也曾对这问题提出一个解决，一个极其简单的解决。因为是这样简单，所以大西洋两岸的人，都不十分重视他。这个待遇，曾引起他的愤怒，他曾在大洋两岸的无数小册子和新闻纸上，大露不平。虽曾有人在《新时代》中指出他的解决，完全以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但这不能使他摇动；马克思也曾有计算上的错误，但在许多点上，他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且把斯帝伯林的解决法，拿来看一看。
“假设有两个工厂，它们以等额的资本，在相等的时间内运用，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不相等。假设总资本（c+v）=y，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差额，等于x。在第一个工厂y=c+v，在第二个工厂y=（c-x）+（v+x）。第一个工厂的剩余价值率=m/v，第二个工厂的剩余价值率=m/v+x。再假设总剩余价值（m）——总资本y或c+v，会在一定时间内，依照这个数额增加的——为利润（p），换言之，p=m。这样，第一个工厂的利润率=p/y或m/c+v；第二个工厂的利润率=p/y或m/(c-x)+(v+x)也是m/c+v。个……问题，就这样自行解决了；即，在价值法则的基础上，同量资本在同时间运用不等量活劳动的结果，会由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引起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斯帝伯林著《价值法则与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
以上的计算，虽甚精美明晰，但我们仍必须问斯帝伯林先生说：他怎样知道，第一个工厂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恰好与第二个工厂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呢？他曾明白表示，c, v, y, x，这几个计算上的因素，在这两个工厂是恰好相等，但未有一字说到m。不能说因为二者的剩余价值量，都以代数记号m代表，故其量也必相等的。加之，因为斯帝伯林先生轻视利润（P）与剩余价值（m）相一致，所以，我们所须证明的，宁可说就是这两个m的相等。在这里，只有两个可能性。其一是，这两个m相等，各个工厂生产等额的剩余价值；既然总资本相等，所以利润也相等。若是这样，斯帝伯林先生，就在出发时，已经假定他所要证明的事情了。其他是一个工厂比别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若是这样，他的全部计算就都不能支持了。
斯帝伯林不惜以任何劳苦和费用，在这种误算之上，堆积他的层层的计算，而以之供众阅览。我敢说，几乎一切他的计算，都全是错误的，即有例外，它们所能证明的事情，也和他所要证明的事情，完全不同。比方说，他曾比较1870年和1880年的美国国势调查，证明利润率已经在事实上跌落，但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说明，完全错误了；他以为马克思的学说，曾假定一个永久不变化的固定的利润率，故不得不加以纠正。但本书本卷的第三篇，却说明“固定的利润率”一词，并不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要素，却纯然是斯帝伯林的一个幻想。利润率下落倾向的原因，正好与斯帝伯林所假设的相反。当然，斯帝伯林先生的意见是出于善意，但讨论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是把他所利用的著作先读通，不要解错著者的本意，尤其不要把他著作中原不包含的东西包括进去。
这全部研究的结果，是：就连在这个问题上面，也只有马克思学派能够有点成就。
肥尔曼和斯密德读到这第三卷，一定会对于他们各自的工作，感到十分满足的。
恩格斯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