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订《资本论》第二卷，使它一方面成为一部首尾联贯的，尽可能完备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成为一部纯为著者所作，不参杂编者一点意见的著作，决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存留的草稿非常多，其大部分都是零碎的断片这一件事，更使这种编订工作，感到困难。在原稿中，经著者彻头彻尾订正过，可照原样付印的，充其量只有一束（第四稿）。但经过后来的修改，这一束草稿，有一大部分不适用了。材料的主要部分，纵令在实质上已大体完成，然就其用语而论，则多欠洗炼。他所用的，还是他撰述纲要时使用的用语；文体上很多疏漏的地方，措辞和语法上充满着谈话式的体裁，往往是粗率而诙谐的；其中又夹杂有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有的地方，甚至全句或全面是英文。著者显然是就他脑中展开的思想原样写下的。有若干部分，著者曾予以详细的讨论，但别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却不过仅有暗示。用作事实例解的材料，不过搜集起来罢了，几乎没有加以类别，更谈不到推敲。每章的终结，因著者急于要移到次一章，以致往往说明未了，就是那样放下，仅写下少数没有联贯的文句，作为不完全的说明的界石。最后，大家都知道，著者的笔迹，在许多地方连他自己也不能辨别。
我认为满足的，是对于著者的草稿，尽可能逐字逐句加以解释；在行文上，只更改著者自己也会更改的地方；并且只在绝对必要并在意义至为明显的地方，插入中间句和连结句。至若在意义上似乎很少疑难的辞句，我宁愿照原样编入。综合我所改作的插入的，全部印刷起来，还不到十页，而且那都是限于形式方面的。
单是马克思留作第二卷用的亲笔材料，就证明他把他的经济学大发现刊行以前，曾为这些大发现的完成，具有如何无比的诚意，曾作过如何严格的自我批判。正惟其有这种自我批判，所以，他不常能使他的说明，在形式和内容上面，适合他自己的不断由新研究而扩大的眼界。那些材料，包含以次诸部分：
第一，是题为“经济学批判”，包含有四开本1472页，计分23册的草稿。这部草稿系由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间写成的。那是1859年在柏林以同一标题刊行的第一部的续稿。该稿由第1页至第220页（由第Ⅰ册至第V册），再由第1159页至第1472页（由第ⅪX册至第XXIII册），是论究《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究的各个题目，由货币资本化以至同卷终；这是论究此等问题的最初草稿。由第973页至第1158页（由第XVI册至第XVII册），系讨论资本与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与货币资本等，那是此后要在第三卷详细说明的题目。然属于第二卷的题目，及此后在第三卷中讨论的许多题目，都不曾编纂。这些题目，都不过顺便地特别在标题为“剩余价值学说史”那一篇（那是这个草稿的主要部分，由草稿第220页至第972页，即第Ⅵ册至XV册）中，讨论到。这一部分草稿，包含经济学核心即剩余价值学说之详细的批判的历史，同时并采取一种论战方式（对前驱学者的论战），去说明此后分别在第二卷第三卷草稿但在逻辑联系上论到的大多数问题。这一部分草稿，除开第二卷第三卷所包括的许多点外，其残余的批判部分，我打算保留下来，刊行《资本论》第四卷。这种草稿，虽极有价值，但非现在刊行的第二卷所能利用。
从时间的顺序说，接连着的草稿，是第三卷的草稿。这草稿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在1864年及1865年写成。马克思在完成这种草稿的重要部分之后，即着手整理1867年刊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第三卷的草稿，以便付印。
其后，即第一卷刊行以后，有留作第二卷用的对开纸草稿一组，计四件，由马克思自己附有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的记号。第一稿共150页，恐系成于1865年或1867年。就现今包括在第二卷中的诸问题而论，这算是第一个独立的论究，但多少有片断的性质。在这里，也不能利用。第三稿有一部分，是由他所做的拔萃——主要是关于第二卷第一篇——的引语和参考语编成，一部分是论究诸特殊事项，特别是批判亚当•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和利润源泉的见解；其中，还曾论述到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那是属于第三卷的范围的。但这种参考语，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见地，而属于第二卷及第三卷的论究，也因后来的修改，变为没有价值，已有一大部分，不得不弃置不用了。第四稿系讨论第二卷第一篇及第二篇第一章的问题。已完全整理好，可以付印，我也把它利用在适当的地方了。这草稿虽是写在第二稿之前，但因它在形态上较为完备，故很容易利用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只须从第二稿，加上若干文句，就行。这件最终的草稿，系成于1870年，为唯一可以在第二卷利用的相当完成了的草稿。马克思在他终校备注（那是我马上要在下面述及的）内，曾明白说：“第二次的修正，必须用此为根据。”
在1870年以后，马克思又有一个休止期间，那主要是由于他的病状。他照例是利用这种期间，作各种学问的研究；他研究农学，研究美国特别是俄国的农村情形，研究货币市场与银行制度，最后更研究地质学，生理学一类自然科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那是这时候以后许多摘录的内容。到1877年，他觉得他的健康，已经恢复了，能够重新进行原来的劳作了。在同年三月末，他由前述四件草稿，作成参考与笔录，以期作为第二卷重新制作的基础，这种工作的开端，见于第五稿（见此处）。这第五稿含有第二卷最初四章，然尚未完成，许多要点，都是在本文的注中讨论，其材料只是搜集起来，而未经编制。不过，就第一篇最重要诸部分说，这就是最终的完全的叙述了。他根据这一部分作成可以付印的原稿的初步尝试，见于第六稿，那是由1877年10月以后至1878年7月间写成的，仅仅四开纸17页，构成第一章的大部分。他的第二次的或最终的尝试，则见于“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七稿，仅有对开纸7页。
大约就在这时候，马克思似乎感到了，如果他的健康状态没有一种完全的革命，他决不能在自己满意的情形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其实，在写第五稿到第七稿的期间，他和那困人的病态相苦斗的痕迹，已经屡屡显示出来。第一篇最困难的部分，已在第五稿中重新推敲过了。第一篇残余部分及第二篇全部（第十七章除外），都未在学说上表现何等大的困难。但讨论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第三篇，则似乎很需要订正。因为马克思当初在第二稿中讨论这种再生产时，并不会注意那当作媒介的货币流通，那是以后才注意到的。因此，这里就得加以淘汰和改造，使全篇和著者的扩大的眼界相一致了。第八稿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这虽是四开纸70页的小稿，但若把它和现在正在付印的第三篇（除去由第二稿插入的部分）一加比较，就知道马克思在这少许页数中，压缩进了多少的东西。
这第八稿，也不过是对主题作初步的讨论；其主要目的，在确立并展开第二稿所不曾表示的新的见地，至若无何等新见地可言的诸点，都被搁置了。多少与第三篇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也同时在这里予以论究和扩充了。但论理上的连络，往往中断；对于主题的讨论，有时不完全；特别是，在结论的地方，全是一些片断的语句。但马克思所要说的话，都已经在那里，依某方式，说出来了。
马克思在逝世前不久，曾告知他的女儿爱灵娜（Eleanor）说，他期望我用这第二卷的材料，“做出一点东西”（etwas machen）来。我曾在最狭的限界内，接受他这种嘱托。只要可能，我总使我的工作，以选择各种增订的材料为限。我的工作，常以最后增订的材料为根据，并把这种材料，和以前的诸种材料相比较。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有技术性质以上的真正的困难；那种困难确是很大的；但我在解决它们时，总努力着要不违背著者的精神。
本文中的引语，如其是作为事实的例证，或其原本任何根本研究者都能得到（如像由亚当•斯密著作的抄引），我大抵都把它翻译过来了。但惟有第十章不能照此做去，因为其中的引句，是直接批评英文原文的。——由第一卷抄引的文句，都注明了第二版的页数，这个版本，是马克思生时付印的最终版。
可用作第三卷的材料的，除有题为“经济学批判”草稿中的未加整理的材料，和以前所述第三稿所包含的诸部分，和散在各种拔萃中的简短笔录外，还有前述1864年至1865年那个对开纸的草稿（这个草稿和使用在第二卷中的第二稿，几乎经过了同样的推敲），和1875年的一个草稿（这个草稿，题为“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用数学方式说明的”）。我目下正在编订第三卷，使它能够早日付印。在我今日所能判断的限度内，除极重要的若干篇以外，编辑第三卷的困难，大抵都是技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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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乘便驳斥一种对于马克思的攻击。这种攻击，最初不过是窃窃地偶然议论议论，但到马克思死后的今日，德意志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流，却竟当作确定的事实喧论起来，说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Rodbertus）的著作。我已经在其他场所[1]，表白我自己关于这件事的切要意见，但在这里我才提出决定的证据来。
据我所知，这种攻击，最初是见于梅耶（R. Mayer）所著《第四阶级的解放战斗》中。该书第43页有云：“马克思的批判的大部分，是窃取自此等刊物（即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以降的洛贝尔图的著作），这是能够予以论证的。”我可以这样推论：在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论证以前，这种主张的全部“论证”，毕竟不外是洛贝尔图向梅耶君陈述的。1879年，洛贝尔图，曾自己登场，就他在1842年刊行的《国家经济现状论》，向泽勒尔（J. Zeller）说：“足下将会发现：该书所展开的思想系列，已由马克思极美妙地……利用了，可是他没有揭出我的名字”（《国家学时报》杜宾根1879年第219页）。洛贝尔图的遗稿编纂者科萨克（Thomas Kozak），也机械地重述这种主张（《洛贝尔图的资本论》柏林1884年导论第15页）。最后，在1881年由梅耶发行的洛贝尔图•雅格佐博士的书简及社会政策论文集中，洛贝尔图还直说：“现在，我发现了，谢佛勒（Schäffle）马克思抄袭我，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信第134页）。并且，在其他场所，洛贝尔图的话，还采取更确定的形态。他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究从何处产生这个问题，我已在《第三社会书简》中论证了，我那种论证，在本质上与马克思所论证的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简单明了”。
关于这一切指摘他剽窃的攻击，马克思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战斗”，只切开了记述“国际”的一部分，其余部分，还在他死后由我切开的。杜宾根的“时报”，马克思未曾读过。寄梅耶的前述“书简集”，他也茫无所知。我对于以上所述那种种论及“抄袭”的文献，还是到1884年，经梅耶君亲自提起，才注意到的。不过，前述第48信，马克思是知道的。梅耶君曾极亲切地，把这封信的原文，给马克思的季女看。而在这以前，说马克思的批判之秘密的源泉，当求于洛贝尔图这一种不可思议的蜚语，也曾有几分达到马克思耳边。他把那封信给我看，并这样表示——说他到底发现了确实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是怎样要求的。但他以为：在洛贝尔图没有进一步要求的限度内，洛贝尔图的那种主张，他尽可以不管。他尽可让洛贝尔图去设想自己的说明较简单明了，而觉得欣慰。实际上，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早就由洛贝尔图的这封信解决了。
他尽可以这样看的，因为在1859年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根本纲领上完成了，在最重要的细目上，也完成了；而在这时以前，他对于洛贝尔图的文字活动，绝无所知，这是我确实知道的。1843年，他开始在巴黎研究英法两国的卓越学者的经济学。至于德国的学者，他仅仅知道劳（Rau）和李斯特（List），他也不想在他们二位之外，再有所研究。马克思和我，直到1848年，因为要在《新莱因新闻》上，批评洛贝尔图以柏林议员资格和大臣资格所进行的言论行为时，才知道有洛贝尔图这个人存在。在当时，我们因为完全不知道他，故询问莱因地方的议员：说这样突然变为大臣的洛贝尔图，究是如何的人物。但那些议员，也不能把洛贝尔图在经济学上的文献，告诉我们。在另一方面，马克思那时却已经不借洛贝尔图的援助，知道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从何处产生了；他并且还知道，那种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这件事，由1847年刊行的《哲学的贫困》，和他1847年在布鲁塞讲演而在1849年在《新莱因新闻》（第264号至269号）上披露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便可征知。在1859年顷，马克思因拉塞尔的提及，始知洛贝尔图为经济学者，此后他就在大英博物馆见到了洛贝尔图的“第三社会书简”。
以上系叙述事实的关系。在下面，且看那据说曾被马克思“抄袭”的洛贝尔图学说的内容如何。洛贝尔图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究从何处产生这个问题，我在《第三社会书简》中，已经论证了，我那种论证，在本质上与马克思所论证的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简单明了。”所以，这就是论点，即剩余价值学说。实际，也谈不到在洛贝尔图著作中，还有何等可供马克思“抄袭”的地方。在这里，洛贝尔图自认是剩余价值学说的真正创始者，马克思是抄袭他。
然则这“第三社会书简”究是怎样解说剩余价值的发生呢？简言之，洛贝尔图认定，包括地租和利润的所谓“租金”（“Rente”），不是起因于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Wertzuschlag），却是由于“工资的价值减除（Wertabzugs），即工资仅代表劳动生产物价值一部分的结果”。并且，劳动如其有充分的生产力，工资“就无须等于其生产物的自然的交换价值，因而使那种交换价值，可留下一部分来代置资本（!），并提供租金”。然而，生产物的“自然交换价值”，如竟不留下一部分来代置资本（那就是代置原料和工具的磨损），我们就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一种“自然交换价值”了。
幸而洛贝尔图这种划时期的发现，我们尚能确定它对于马克思曾给予如何的印象。在标题为“经济学批判”的草稿第X册（第445页以下）内，我们发现了“一种异论，洛贝尔图君，一种新地租学说”。马克思只是在这种见地下，观察“第三社会书简”。对于洛贝尔图的剩余价值学说一般，他却是这样讽刺地叙述：“洛贝尔图君首先论究的，是在一个土地所有与资本所有未经分化的国度，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并由此达出这种重要的结论，即所谓租金——指全部剩余价值——仅等于无给劳动或代表无给劳动的生产物量。”
资本主义的人类，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产出剩余价值来了。其间自有人逐渐考察到剩余价值的起源。最先的一种见解，是产生于直接的商人经验，即认定剩余价值是生产物价值抬高的结果。这种见解，在重商主义者间支配着。但斯杜亚早已看破了一方所得必为他方所失的关系。但虽如此，在斯杜亚以后许久，那见解还常为人们——特别是为“社会主义者们”——所支持。但它毕竟在亚当•斯密手里，从古典派科学中被驱逐了。
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第Ⅰ篇第Ⅵ章中说：“资财一经蓄积于特殊人掌中，他们因见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在原料价值上附加的东西，可以提供一种利润，他们就为这种利润，投下资本，供勤劳阶级以材料和生活资料，而使他们劳作了。……在这场合，劳动者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是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支给劳动者的工资，一部分是支给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略在这后面，他又说：“一国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也和他人一样，爱在别人播种的土地上，取得生产物；甚且对于自然的生产物，要求地租。……劳动者……不能不把他所生产所采集的生产物的一部分，贡献于土地所有者，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是土地的地租。”
关于斯密的这种见解，马克思在题名“经济学批判”的上述草稿第253页中，附有以次的按语：“因此，亚当•斯密把剩余价值，把剩余劳动，换言之，把超过有给劳动（即在工资形态上得了等价的劳动）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部分，视为是一般的范畴；利润与地租，不过视为是这种劳动的派分物。”
斯密更还在第Ⅰ篇第8章中说：“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就会在劳动者利用土地所生产所采集的生产物中，要求一个分额。因之，曾利用土地的劳动生产物，不得不第一次扣下一部分来，作为地租。一般农耕者，大抵没有维持生活至收获完了的资料。他们的生活费，通例是由雇主（即役使他们的租地农业家）垫支。这般雇主，如果对于劳动者的生产物，不能享受一定的分额，换言之，如投下的资本，不能带着相当的利润收回来，他们当然会不愿投资，不愿雇用劳动者。因之，被利用在土地上面的劳动生产物，又不得不第二次扣下一部分来，作为利润。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农业生产物为然，一切其他生产物，几乎都是这样的。不拘在什么工艺或制造业上，都有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需要雇主为他们垫支原料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对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换言之，对于劳动附加在材料上的追加价值部分，就享有一份，构成他的利润。”
马克思对于这段话的评语是（见前述草稿第256页）：“在这里，亚当•斯密以露骨的文句，表示地租与资本利润，不外就是劳动者生产物或其生产物价值（那等于劳动者加在原料内的劳动）的扣除。不过，照亚当•斯密自己以前表示过的，这个扣除额，只能由劳动者加在原料中的劳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指支付工资或提供工资等价所必需的劳动量以上的部分）构成。换言之，只能由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的无给部分构成。”
由此看来，“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来源”，更进，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亚当•斯密早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早在1861年就已经承认了这点，但洛贝尔图和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夏季温雨中簇生起来的他的崇拜者们，却似乎全把这点忘记了。
马克思还继续说：“可是，亚当•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看作本来的范畴，使它和地租与利润所采取的特殊形态分离。因此，他的研究留下了许多谬误和缺陷。在里嘉图，还更是这样。”——这种叙述，可逐字应用到洛贝尔图身上来。他所谓“租金”，不过是地租加利润之和。他对于地租，树立了一种完全谬误的学说；对于利润，则一仍旧贯地，接受先辈学者的见解。反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手段所有者不给付等价而占有的价值总额的一般形态。这种价值总额，系依照马克思第一次发现的极严密的法则，分裂为利润和地租的转化形态。那种法则，将在第三卷中说明。我们在第三卷，会知道，要由剩余价值一般的理解，达到剩余价值利润化及地租化的理解，换言之，达到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分配的法则之理解，其间尚需有多少中间的联系。
与亚当•斯密比较，里嘉图是前进许多了。里嘉图的剩余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这种新价值学说——这种价值学说，虽在亚当•斯密那里也萌芽地存在着，但一临到应用，他就把它全忘记了——成了他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他认定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商品内实现的劳动量；他从这个见地出发，推论到：劳动附加在原料上的价值量，乃配分于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换言之，即分裂而为工资与利润（意即剩余价值）。他并证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不论如何变动，商品的价值仍不变。这种法则，他认为只有极少的例外存在。他的叙述，虽然是过于概括的，但支配工资和剩余价值（意即利润）的相互关系的若干根本法则，毕竟由他确立了。（参照马克思著《资本论》第Ⅰ卷第15章Ⅰ）。此外，他更论证地租是利润以上的超过量，那是要在一定情形下才能实现的。——不论从上面哪一点看来，洛贝尔图都没有比里嘉图更进步的地方。里嘉图学派的崩溃，是由里嘉图学说的内部矛盾引起的。但关于这点，洛贝尔图全未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那种矛盾，也不曾使他去解决经济学上的问题，却不过把他误导入乌托邦的要求内（《国家经济现状论》第130页）。
但里嘉图的价值学说及剩余价值学说，不待洛贝尔图的《国家经济现状论》出现，就已经被利用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上了。资本论第Ⅰ卷第22章第1节，曾由“国难的原因及其救治，——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中，抄引“剩余生产物或资本的所有者”的文句。那部著作虽然只是一个包含40页的小册子，但其重要，就“剩余生产物或资本”这个用语，就不难认识了，然若没有马克思提到，它也许老早被人忘记了。其中有云：“无论资本家占有多少，他〔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总只能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因为劳动者是不能不生活的”。不过，劳动者过怎样的生活，从而，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究怎样大，那是极其相对的问题。“假若资本不比例于其量的增大而减少其价值，资本家也许会在每小时劳动的生产物中，由劳动者手里，强夺去他们最低生活所必要的部分以上的部分。”资本家结局能这样向劳动者说：“不要吃面包啊，我们人能借甜菜和马铃薯来生活呢，我们正要这样过呢”。“假若能使劳动者以马铃薯代替面包而生活，那显然能由他的劳动中，多获得一些。换言之，在以面包生活的场合，他为自己及一家的生计，要保有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若在以马铃薯生活的场合，他就只要为自己保有星期一劳动的一半。而星期一的其他一半劳动及星期二的全部劳动，都可以为国家或资本家的利益，游离出来了”。“在地租，货币利息，或商业利润形态上支给资本家的利息，谁都不否认，是由他人的劳动中支出的”。我们在这里，也见到了洛贝尔图的“租金”。所不同的，只是以“利息”一语，代替“租金”罢了。
马克思就此书所加的评语是（题为“《经济学批判》”的草稿第852页）：“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册子，系在‘不可信赖的修鞋匠，麦克洛克开始为人称誉的当时刊行的，其中含有一个超过里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该书，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把里嘉图所谓利润（有时称为剩余生产物），或把该书著者所称的利息，称为剩余劳动，为劳动者无代价供给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他代置劳动力，或生产工资等价所必要的劳动量以上的劳动。把价值还原为劳动是重要的，把剩余生产物所代表的剩余价值，还原为剩余劳动，同样是重要的。这事实其实早已由亚当•斯密叙述过，并且是里嘉图分析中一个主要的要素。不过，他们不论在何等场合，都不曾把它明白确示在绝对形态上。”在同上草稿第859页中，他更说：“这位著者，不免为他所发现的经济学上的既成范畴所限制。里嘉图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同了，致陷入不愉快的矛盾中，本书著者则因把剩余价值称为资本利息，以致陷入同样的矛盾中。固然，他首先把一切剩余价值，还原为剩余劳动，这是他优于里嘉图的一点。并且，他虽称剩余价值为资本利息，但同时他却极力主张：他所谓资本利息，是指剩余劳动的一般的形态，与剩余劳动的特殊的形态即地租，货币利息，商业利润等等有别。不过，这些特殊形态之一的‘利息，一语，又被他采用为一般形态的名称。因此，他又落到经济学的妄言（das ökonomische Kauderwelsch）中了”。这里“Kauderwelsch”，草稿中系用slang一辞。
这最后一句，用在洛贝尔图身上，是再恰当没有的。他也为他所发现的既成的经济范畴所限制。并且他对于剩余价值，也是应用它所转化的副形态之一的名称，——租金——使它成为极不确定的。惟其有这两种错误，他也不免落到经济学的妄言中了；他对于里嘉图纵有进步之处，但却不曾以批判的研究，求其更进一步；他宁是以自己未完成的学说，使它在未脱卵壳以前，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基础，而这乌托邦在一切方面都嫌出生得过迟了。上面所说的小册子，系刊行于1821年。1842年洛贝尔图的“租金说”，已经完全被它提示出来了。
在19世纪20年代中，有许多文献在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利用里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以攻击资本主义生产，即利用资产阶级自身的武器，与资产阶级相搏斗。在那全部文献中，上述那本小册子，不过是最突出的前哨罢了。欧文的共产主义，当作一种经济学上的论争，也是以里嘉图为基础。当时，除欧文外，尚有其他许多著作者。其中，有一些，已由马克思，在1847年反对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第49页）中引用过，例如爱德蒙兹（Edmonds），汤姆孙，荷治斯金等等，以及其他许多等等。我且从这些著作者的文献中，顺便选取汤姆孙的一部著作来说。他那部著作题名为《最有益于人类幸福之财富分配原理》（新版伦敦1850年）。该书系作于1822年，刊行于1824年。他曾用有力的语句说：不生产阶级所占的财富，通是由劳动者的生产物中扣除下来。他并表示：“我们所谓社会所成就的不断的努力，是用诈欺或说服的方法，用威吓或强制的方法，使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仅能在他自己的生产物中，取得尽可能最小的部分。”。他问：“劳动者为什么不许获有他的全部生产物？”“资本家在地租或利润名义下，由生产劳动者强夺去的，是借口他们使用了他的土地或其他物品，而向他们要求的赔偿。……因为从事生产的无产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外，一无所有。他这种生产能力所由以实现的一切物材，通是属于他人的。后者的利害关系，与他的利害关系相对立。取得对立者的同意，乃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预备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劳动者究应由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中，取得如何的部分，作为他劳动的赔偿，那要取决于并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好意。……那种扣除，是与被扣留的生产物——不论是名为赋税，为利润，抑为贼赃——的大小为比例”。
我承认：我写这些话，不免觉得有点面红。19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英国的反资本主义文献，尽管马克思已在《哲学的贫困》中直接提到了，并且其中如上述1821年的小册子，如莱文斯登（Ravenstone），荷治斯金的著作，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屡屡引用过了，但关于这些文献，德意志却还是完全不知道。这种事实，我们纵然用不着怎样重视，但却可以证明，在今日，官式的经济学已经堕落到怎样的深，因为拼命牵着洛贝尔图上衣的下摆，而“实则毫无所学的”庸俗经济学者不必说，甚至那般“自炫博学”的正式大学教授，也竟把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个地步，以至把那些甚至可在亚当•斯密、里嘉图著述中见到的见解，硬说是马克思由洛贝尔图剽窃得来的。
然则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究有何等新的发挥呢？为什么，马克思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前辈（洛贝尔图也包含在内）的学说，都没有留下何等影响，而同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则如晴天闪电一样地，震烁于一切文明国家呢？
我们可依据化学的历史，来予以例解。
迟至18世纪之末，燃素学说还支配着化学界。根据那种学说，在燃烧过程中，有某种假设的绝对的可燃物质，从燃烧体分离，那物质即所谓燃素（Phlogiston）。这种学说，诚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已够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了。可是，在1774年，普利斯提勒（Priestley）发现一种气体；那气体“这样纯粹，这样不含燃素，普通空气和它比较起来，都显得不纯的”。他称此气体为无燃素气体（Dephlogistisierte Luft）。此后不久，瑞典的希勒（Scheele）也发现这种气体，并论证它存在于大气中。此外，他更发现这种气体，当物在它内部或在普通空气中燃烧时，就消灭的。由是，他称此气体为火气体（Feuerluft）。“他由这种事实，达出以次的结论，即燃素与空气成分之一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生的化合现象，不外是通过玻璃遁去的火或热”[2]。
普利斯提勒和希勒已经分出氧气了，但不知道他们所发现的是什么。他们“局限在他们眼前的燃素范畴中”。本来可以颠覆全部燃素观念，并使化学革命化的元素，没有在他们手中，结下何等果实，便消亡了。不过，普利斯提勒不久就把他的发现，传给巴黎的拉瓦节（Lavoisier）；拉瓦节更依据这新的事实，考究整个燃素化学，而达出以次的发现，即前述的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那神秘的燃素，从燃烧体分离，却宁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体化合。由是，在燃素形态下倒立着的整个化学，才渐渐正立起来了。照拉瓦节后来主张，他与其他两位学者，是同时地，并独立地，发现氧气。这虽非事实，但与其他两位学者比较起来，他究不失为氧气的真正发现者，因为其他两位始终不知道自己所发现的是什么，不过分出了氧气罢了。
在剩余价值学说上，马克思对其先驱学者们的关系，正和拉瓦节对普利斯提勒及希勒的关系一样。我们今日呼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生产物价值的存在，早在马克思以前，就确定了的。这个价值部分，由占有者不支付任何等价的劳动生产物构成这事实，也同样已经有了多少明确的叙述。但到这里，经济学者们就止步了。其中有些如像古典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至多不过研究了劳动生产物在劳动者与生产手段所有者间分配的分量比例。同时，其他学者即社会主义者流，则认定这种分配不公平，并求诉于乌托邦的手段，冀图把这种不公平废除。他们都局限在他们当前的经济范畴中。
在这里，马克思出现了。他所采的立场，和所有的先驱者直接相反。他们认为已经解决的地方，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问题。他知道：在这场合所要讨论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不是火气体，而是氧气。他知道，在这场合成为问题的，不仅是确立一种经济上的事实，也不是指出这种事实与“永远的正义和真正的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是解释一种事实，这事实，对于全部经济学，具有革命的使命，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个理解的键，给那些知道怎样使用那种键的人去使用。他根据这种事实，来分析他所遇见的一切经济范畴。这和拉瓦节以氧气为基础，来分析他所遇见的燃素化学上的诸种范畴，正好一样。要理解什么是剩余价值，他须知道什么是价值。因此，马克思首先就不得不对里嘉图的价值学说，加以批判。他更分析劳动，研究其构成价值的性质，他最先确定怎样的劳动构成价值，为什么构成价值，并怎样构成价值。他表明：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凝结的劳动。这一点，洛贝尔图是到最后还不曾理解的。马克思在这样分析价值之后，更进而探究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并论证，商品及商品交换，是怎样并且为什么会由它的内在的价值性质，必至于产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他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货币学说，乃是对这个问题阐析无遗的最初的货币学说。到今日，这个学说已经不知不觉地，为一般所采用了。他分析货币的资本化，且论证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在这场合，他以具有价值创造性的劳动力代替劳动，由是把那招致里嘉图学派崩溃的难关之一，一下就解决了，那个难关是：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交换，和劳动决定价值的里嘉图法则无法调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也是由马克思确定的，正因为他确立了这两者间的区别，他才能把现实上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详加分析和阐明。他这种业绩，他的任何先驱者都没有做到。那就是说：他在资本本身的内部，找到了一种区别；这个区别，在洛贝尔图或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都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但这个区别，对于极复杂的经济学上诸问题，却可提供一个解决的要键，这事实，由这里刊行的第二卷固可证明，但由第三卷，尤可证明。此外，他更进而分析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个形态，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他指示这两种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上，演了相异的，然而都是决定的作用。他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展开了第一个合理的工资学说，他又是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蓄积史和资本主义蓄积的历史倾向，提出一个概述。
洛贝尔图却怎样呢？他读到以上一切论点之后，发现——像倾向经济学者（Tendenz ökonom）一样发现——那是“对于社会的侵害”关于剩余价值由何产生的问题，他主张，他自己已有比较简单明了的叙述。他最后并表示：马克思的理论，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态”，换言之，适用于历史上存在的资本，但不能适用于“资本概念”，换言之，不能适用于洛贝尔图君的乌托邦的资本观念。他和一直坚持燃素，而对于氧气不要有所知的老普利斯提勒，如出一辙。不过，其间究有一不同之点，普利斯提勒实际是氧气的最初发现者，但洛贝尔图的剩余价值或他的“租金”，却不过是一件平常事的再度发现而已。马克思却与拉瓦节两样，他并未主张剩余价值存在这个事实是由他最初发现的。
洛贝尔图在经济学别的方面的成就，也可作如是观。他把剩余价值造成一种乌托邦，这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地批评到了。而关于这一点更可说及的其他事项，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序言中论到了。洛贝尔图由劳动者阶级消费不足来说明商业恐慌的学说，在他以前，已由西斯蒙第在其所著《新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四章）中述及了[3]。不过，西斯蒙第关于这个问题，常注意于世界市场，而洛贝尔图的眼界，则未越出普鲁士的范围。工资是出于资本抑是出于所得呢，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纯属于烦琐哲学的领域，那将由这里刊行的第二卷的第三篇，予以终局的解决。由此看来，只有租金说，是他的专有财产。这种学说，在马克思批评它的草稿刊行以前，还可以安眠一下。最后，他还有一个提案，主张旧普鲁士的土地所有权，应由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可惜这提案，又彻头彻尾是乌托邦的。因为关于这方面应当解决的唯一现实问题不过是：旧普鲁士的土地贵族，以每年20,000马克的收入，作30,000马克的开支，怎样能不负债？但对于这个问题，他是回避着的。
在1830年顷，里嘉图学派为剩余价值的难关所挫折了。这个学派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后继者即庸俗经济学当更不能解决。使里嘉图学派受到挫折的，有以次两点：
（一）劳动为价值的尺度。但在活的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时，这活的劳动，和对象化的劳动（它就是和这种劳动交换的），比较起来，是价值较小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即工资，和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或代表同一量活劳动的生产物价值相比较，常常是更小的。这个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当然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曾妥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解决了。他以为，具有价值的，不是劳动。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它本身没有特殊的价值，正和重没有特殊的重量，热没有特殊的温度，电没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一成为商品，其价值，也取决于这种当作一种社会生产物的商品里面体化着的劳动，其价值，也等于这种商品生产和再生产上必要的社会的劳动。因此，劳动力依据这种价值买卖，并不与经济上的价值法则相矛盾。
（二）根据里嘉图的价值法则，如有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劳动，且对那等量的劳动，给付等额的代价，则在其他情形不变的限度内，它们就会在同一时间，产生相同的价值生产物，产生等额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若使用不等量的活的劳动，则不能由此等资本，产生等额的剩余价值，或（如里嘉图派所说）等额的利润。然按诸实际，则适得其反。即等额的各资本，不论其所使用的活的劳动多少，事实上总会在同一时间内，产生等额的平均利润。在这里，又和价值法则相矛盾了。里嘉图自己已经认识这种矛盾。但他的学派，没有解决这种矛盾的力量。洛贝尔图也不能不承认这种矛盾的，但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起点（见《国家经济现状论》第131页）。马克思在他标题为经济学批判的草稿中，已经把这种矛盾解决了。根据《资本论》的计划，这解决，将发表于第三卷。第三卷的付印，还要几个月工夫，认洛贝尔图为马克思的秘密源泉，为马克思的较优秀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论证洛贝尔图的经济学，能在此等问题上面，成就一些什么了。如果他们能够说明，均等的平均的利润率怎样能从并且必须从价值法则确立，而不与其抵触，我是很愿意同他们作进一步的讨论的。但盼望他们赶快一点。这第二卷的光辉的论究，以及这种论究在几乎没有先人踏过的领域内所得到的全新的结论，不过是第三卷的内容的预告罢了。在第三卷，马克思对于那立脚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展开了最终的结论了。到第三卷刊行的时候，所谓洛贝尔图经济学者云云，是不必提起了。
马克思屡次告诉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是要献给他的夫人的。
恩格斯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这里刊行的第二版，大体是第一版的复制。那不过把第一版误排的地方订正了，若干文体上疏忽的地方修改了，若干重复的短句删除了。
第三卷虽有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困难，但此刻已大体把原稿整理好了。假若我的身体继续保持康健状态，今年秋是一定可以付印的。
恩格斯1893年7月15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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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对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反驳》（柏伦斯泰因考茨基合译德文本斯杜加特1885年序言。）
[2]洛斯科•希尔勒马（Roscoe-Schorlemmer）著：《详细化学教科书》布洛希韦格1877年第1卷第13页第18页。
[3]“由是，财富累积在少数占有者手中的结果，国内市场愈益狭隘，产业愈不得不要求开拓国外市场，但那里是有更大的革命（即随后描述的1817年的恐慌）等待着”（《新经济学原理》1819年版第Ⅰ卷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