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当求快乐，此属人生大义，无可讥评。但何等事始是快乐，此则大值研讨。人生所有事，可分手段与目的两项。手段仅为达成目的，多属不得已，非深具快乐性。目的完成，始是真快乐，此亦无可疑。
原始人类，以渔猎为生，辛苦营求，非为可乐。待其有获，返其穴居休息，始为可乐。或在穴洞壁上偶有刻划，或月夜出穴洞门，老幼歌舞，洵属乐事。待其由渔猎进入畜牧，乃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大步。既常群居聚处，橐驼牛羊，又属可爱。有感情，可安逸，较之渔猎时代显已大异。然逐水草而迁徙，居穹庐中，斯亦可憾。转入耕稼，乃又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手段目的融为一体。且畜牧为生，日宰所爱以图饱腹，心有不忍。稼穑则收割已成熟之稻谷，非有杀生之憾。百亩之田，五口之家，既得安居，又可传之百世，生长老死，不离此土，可乐益甚。所谓安居乐业，唯耕稼始有之。
农事亦有荒歉，三年耕，常有一年之水旱。农人则诿之曰天命。然天命有正反面。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收获乃其正面，荒歉则其反面。乐天知命，外面大自然与内部人生亦融成一体。天人合一，自安自足，是为农业人生最大快乐事。
由农业转进更增有工商业，此又人生一大进步。但从此中西人生乃生起了大歧异。西方古希腊，自有城市工商业，而郊外农业，乃成为被奴役被榨取之一群，其生无乐可言。而城市工商业，则终是手段非目的。必出外贸易，争取利润，亦无自安自足之感。罗马继起，以武力向外征服，与经商为生又不同。中古封建社会兹不论。文艺复兴，都市工商业稍又复苏，乃建立欧洲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渐旺盛，亦终不能自安自足。乃向外竞求殖民地之征服奴役与榨取，而发生最近之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全部人生备受大顿挫。
美国继起，其民主自由之政体实为一手段，而工商资本之繁荣，则为其目的。其最基本之精神，则为个人主义。故民主政治服从多数。多数则是，少数即非。此正一种个人主义之十足表现。工商社会本属一种个人主义之社会。资本愈集中，则少数个人之势力乃日益膨大，于是被榨取被奴役之次级商人，乃及大群佣工，争平等争自由之心理，遂日益增强。民主政治由此建立，而今日美国社会，代表其政治力量者，乃日形分裂。拥有大量资本之犹太人，当占十分之三，黑人解放，生齿日众，其力量亦当占十分之三，来自欧洲之白种人及少数亚洲东方人，当仅占其力量之十分之四。此种形势，观于美国最近之中东政策，而内情益显。
次当论及犹太人。凭商业为生，而从不见其有一种建国能力。殆因犹太人最富个人主义。但单独一个人，何得生存，故犹太人乃必信有上帝。耶稣亦犹太人，近人考其幼年，曾游印度，或当受佛教影响。虽亦同信上帝，乃不谓上帝专爱护犹太人，并爱护及全世界人，乃有耶教之兴起。但耶稣唱教实亦一种个人主义，仍非有政治兴趣，故曰凯撒之事由凯撒管，置人世大群事于不论，而专一注意于个别灵魂与上帝之接触。灵魂信仰亦显属个人主义。唯耶稣心中之上帝，与其他犹太人心中所想望之上帝有不同。故犹太人不信耶稣教，而耶教盛行欧西，则亦非易事。
耶稣生前仅得信徒十三人，其中一人乃叛徒。耶稣死后，乃由罗马帝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大群受压迫民众作地下活动，乃至罗马皇帝亦不得不信从耶教，以期平安。故西方社会之有耶教，实亦如此下现代国家之有民主革命，同是下层多数人对上层少数人之一种反抗运动。一部西洋史，亦可说乃同向此一路线而前进。即如中古时期，耶教宣传能于欧西人之个人主义中，培养出一些大群的共同爱，北方蛮族能自封建社会中创建出现代国家，此即耶教教义深远影响之一种表示。故西方虽说是政教分立，但有政亦终不能无教。
耶稣又言，富人入天国，如橐驼钻针孔。此言亦犹太人所不能受。美国人自英伦三岛远赴新大陆，亦为坚守耶教教义，不为拓荒谋富。而犹太人之赴美，则专为财富，与英民移殖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最见繁荣，而美国犹太人之势力亦日见庞大。以色列之获建一国家，亦多仗美国。美国在全世界最亲善者，除英国外，亦首推以色列，财力武力不断援助。然此数十年来，以色列乃不断与阿拉伯诸邻国冲突，唯求国势向外扩张。石油问题兴起，美国人乃不得不急起谋求中东之和平，而以色列则无动于衷。既不信耶稣，而又必占有耶路撒冷。自愿有国，而巴勒斯坦人则尽可流亡。以色列之为国，乃毫无亲友睦邻之意向。希特勒尽力压迫排斥犹太人，大量驱入集中营。即如美国犹太人，亦身在美国心在以色列。不计苟无美国，何能再有以色列。图以个人利益为第一，犹太人次之，以色列以外，举世其他各国，美国在内，尽属第三。犹太人之始终不能自建一国者，其主因正在此。而以色列之终不能亲友睦邻，其主因亦在此。求其症结，则为犹太人之太过主张个人主义。
阶级斗争亦仅是一种手段，其本源则仍为一种物质人生之个人主义。物质人生与个人主义实一非二。亦唯个人主义，乃始有唯物史观之主张。两者实为一体。不主个人主义，便不可能有唯物史观。欧西人纵不采用马克思之阶级斗争，而仍多信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亦正为其同抱有个人主义故。凡所作为，其目的则同属个人相互间之斗争，唯手段有不同。只观其同务工商业即可知。
欧西工商业亦多属个人唯物，唯耶教则有一对上帝之共同爱，可为个人物质人生供一大补剂，使人心获得一安乐之向往。西方人信奉耶教，正为补己之不足，但亦信奉唯物史观。科学宗教并存，大体亦如其政教之分立。凯撒上帝相敌相争。西方民主政治，乃求减低凯撒权力。而世界人事仍感日难处理。如今日美国政治三力量，即成一难题。西方民主政治，即从个人主义起，终难对付其个人主义之存在，此为西方一难题。
西方民主政治当推英美为标准，而英国之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亦互相分裂，较之美国联邦为尤甚。其他各国多党群裂可勿论。失败之余，困难重重，而犹能稍有起色者，为西德。而亦仍有东德之分裂。故个人主义可以共危难，难以共安乐而亦终不得安乐。
原始渔猎人，其时尚无群。争取对象，唯在自然。亦可谓其生活方式即是个人主义。西方工商社会已有群，唯争取对象除自然外，更转向其四围之大群，可谓乃原始渔猎人之一种进步。科学发明，自夸为战胜自然，实则主要乃在战胜同群。原子弹核子武器，可使大群歼灭，虽其发明运用，非赖个人，必赖团体，其实亦仍是一种变相的个人主义。民主政治必分党以争，其实亦皆个人主义。人类既必赖群以生，宜当有大群主义以超乎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之上。更宜天人合一，超乎自然人文对立之上。唯有大群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抱有天人合一内外融通之哲学观，如是乃庶有快乐人生之可望。
近代英国哲人罗素，谓美、苏、中可成世界三大强国。因此三国，皆可成一大农国。帝国主义崩溃，唯有大农国乃可不向外争取，自安自足。但美国则偏重工商个人主义，前有门罗主义，但不愿再向此途发展。中国向以大农立国，深具一种大同太平之大群主义，乃及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天人合一、内外融通之哲学观。而今则景慕西方，争学美苏，自相分裂。举世乃无一可求自安自足之大农国出现。人人怀抱一个人主义，向自然争，向大群争，彼我各相争。如此人生，又何得安乐。
现世界人生，既陷入一不快乐境界中，其寻求快乐，仍必采用一争字为手段，但不知人生以安乐为目的。从此手段，绝不能达到此目的。如欲为一拳王，日夜苦练，此又何乐。一旦登台获胜，荣膺拳王宝座，名利双收，初若可乐。但以前是我立意要打倒人，此后则是别人立意要打倒我，仍得日夜苦练，再次登台，若被打倒，一切落空，乐又何在。若获连胜，仍是一该打倒的目标，仍该日夜苦练。但精力有限，年过三十，即须勇退，否则终被打倒。人生如一场梦，醒来最多四十岁，此下又究将以何为生？
抑且争胜负实如无胜负。如赛跑，抢先不到一秒钟，争前不过半肩头。裁判既定，第二名以下，尽只为此第一名捧场。又如赛篮球，相差半球或一球，而胜负定。分数相等，加赛五分钟再判。胜负定于法规，相争类似儿戏，究于人生有何价值意义可言。
更多者是观众，一场比赛，或数万人，鼓掌如雷，欢声四起，散场归去，各如无事。今日全世界各种比赛，无可计数，种种差不多，场场全如此。人生快乐，几尽此矣。其他如歌台舞厅，电影电视广播，凡属消遣娱乐诸项，实皆商业化，或供政治宣传，绝少人生意义。甚至如绘画雕刻文艺创作，亦尽成商品，以畅销广售为第一义。人生商业化，尽人尽事皆商品。只属手段，目的何在，无人知，亦无人问。今日之人生岂不如此？唯其如此，故不安不乐，求变求新，而又美其名曰进步。实则最多仅是商品进步，财富进步。而又以钞票代黄金，通货膨胀，商业不景气，又成今日人生一大忧虑。要之，非灵魂上天堂，则无以结束此不安不乐之人生。虽凯撒亦无奈之何。耶稣教义如此，西方人群所崇奉，即所谓十字架精神，岂不然乎。
近人或言经济当从稳定中求发展，但个人经济终不稳定，大群经济始有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乃于发展中失去其稳定。阶级斗争则唯于发展上求破坏。中国向来经济，纵谓其不符近代发展之水准，而稳定基础，则已深厚建立。近代国人，一慕西化，或美或苏，国家分裂，旧有基础扫地无存，又何发展可言。罗素仅著眼外面物质条件，未注意到人文全体，则所言亦如梦呓，渺无可证。而世界人生前途，乃亦难想。抑并世其他各民族，如阿拉伯印度已莫不采用西欧之科学经济物质建设，而犹求保存其自己之传统。果使中国人亦能以西方之科学与经济为手段，而善保其传统，以人群之大同与太平为目的，岂不可使大群人生共享其快乐。愿吾国人其深思之。
今人又言，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不知此两语亦全属个人主义物质人生所有。倘为大群主义，则乐天知命，安分守己，非牺牲，亦非享受。即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在大群中完成其一己，非牺牲，非享受。徒于语言文字上求变求新，而不求其内实深处，则终难免歧途之亡羊。
人生所有事，可分手段与目的两项。
治中国近代史，西力东渐，乃最大一问题。但鸦片战争，割香港，辟上海为商埠。不过一百四十年，上海租界已收回，香港殖民地亦即将收回。此已一大变。而远在英国势力东来前，荷兰人已先来台湾，葡萄牙人又先来澳门，其影响乃远异于后来之英法。尤如利玛窦来中国，读中国书，学习中国文化。徐光启诸人之从学于利玛窦，皆有遗书可证。岂不亦远异于后起之所谓西力东渐。
利玛窦前尚有马可·波罗，随回教势力而东来。所谓西力东渐，实阿拉伯回教在前，西欧耶教在后。而回教东来，则一变其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剑之旧习，而转融为中国传统之和平化。印度佛教东来，尚远在阿拉伯回教东来之前，但涅槃境界一转而为即心是佛，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中国禅宗化。在一部西力东渐史上，其先后变化有如此。
而在西力东渐之前，乃为东力西渐。蒙古在俄罗斯建汗国为最后。先之有突厥在欧土建土耳其国，更先有匈奴在欧土建匈牙利国，而土匈两国迄今依然存在。何以故？则因匈奴突厥蒙古，尚在游牧社会中，大群主义已渐萌芽，故其势力每能衰而复盛。西方工商社会个人主义，其力量每一衰不复盛。此如人之老病而死，其生命又焉得复盛。中国人则又异于匈奴突厥与蒙古，乃一以其和平姿态而渐展渐拓。如明初郑和十三太宝下西洋，迄今马来亚新加坡中国社会依然屹立。清代中国人至美国，迄今亦仍有中国社会之存留。此亦一种东力西渐，其情况亦与西力之东渐大异，岂不就史迹而可知。而东西文化相异，亦从此可证。
中国封建时代有井田制，耕稼乃公职，非私业。唯九一而征，什一而税，轻徭薄赋，以公私皆足为主。故中国古代农业非私人资产，亦非劳工共产，乃国与民之公产。工商业亦皆分官授职，营公不为私。全社会成一政治结合，各个人在同一大群中，各有其本分，相安而不争。其理想境界则曰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修即修其安分不争之德，齐治平则在经济上职位上，人生各方面，相融相和如一体，以达于大同而太平，此即人生目的所在，亦快乐所在，非更有他求，而亦何争之有。故可谓中国自有史以来即非一种个人主义，而为一种大群主义。故曰敬业乐群。其业乃为群，故当敬亦可乐，亦即是安分守己。若在今世，群集一资本家大工厂中作劳工，被榨取被奴役，业何可敬，群何可乐。中国古人不重在分古今，乃重在分夷夏。从未尝谓仅一言而可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疑。故须不断有修齐治平之功。
手段仅为达成目的，多属不得已，非深具快乐性。中国古人，亦非不知有平等自由。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此非平等而何？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非自由而何？自修其身，即自修其性。故孟子曰：“是不为，非不能。”若在近世工商社会，修身即修在外部事物上，不修在内部心性上。所为乃为人，非为己。不为即失业，无以自活。中国大群社会，重为己，不为乃自暴自弃，故贵能知耻。所指各异，自不当相提并论。
中国秦汉以下，乃成一民族大国，亦即一文化大国，道一而风同。农工商各业，虽与三代封建时不同，然一贯相承，非有大异。政治大方针，仍以重农为主。汉代田租，仅收三十分之一。唐代尤只收四十分之一。其对工业，凡民间普遍日用，如丝织，如陶瓷，一皆以官设局，既禁私人营利，而治其业者，世袭家传，精益求精，皆得保有其一种绝高艺术，而不断向前，故中国人并称工艺，工业皆成艺术，不言工商，非为牟利。而商业得擅大利者，亦均由官统制，如汉武帝时代之盐铁政策，开近代西方国营经济之先河，尚在耶稣纪元第一世纪，而迄为后世所沿用。如茶政，如运输漕政，莫不皆然。近代国人，乃谓吾国乃是一农业社会，不知农业社会自有进步。一切工商业亦自可包括在农业社会之内。中国古人已早知防止商业资本主义之为害农业于未然。故中国商业实早盛于西方，唯重农轻商，则为中国所独有。
西方古希腊，则即已重商轻农，故其人生亦常为一种个人主义。近代集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一变相。乃手段，非目的。中国则自古即为一种大群主义，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此言其共成一体，非谓是帝王专制。农业普济人，而己生益广。商业榨取人，而己生亦益狭。中国封建时代，已早有一统一王朝在上。西方封建时代，欲求一神圣罗马帝国而不可得。西方封建，乃经济性。中国封建，则属政治性。西方社会，以经济相结合。中国社会，则结合于政治。秦代统一，其时人则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经济政治文化人生，同归一统。何以能然？则因其人生之抱大群主义，非个人主义故。今日国人，一尊西化，不肯言秦汉以下乃政治一统，而必曰帝皇专制。不知西方先求武力一统，故有罗马帝国。次求财力一统，故有资本主义之帝国出现。单凭帝皇专制，则仍是一种个人主义，乌得望大群之一统。中国大群主义为西方所无，乃亦为近代国人所不知。则中国四五千年来之大一统，舍帝皇专制四字外，又何以说之。
但何等事始是快乐，此则大值研讨。故中国乃为一种道义政治，非权力政治。道义之具体化则为礼乐。自秦以下，古代相传之礼乐乃渐趋于社会化，实进步非退步。故中国常以礼俗两字连称。礼已成为俗，而俗必源于礼。于是中国全社会人生乃成为一种礼乐人生。姑举岁时节令一项言之。如旧历岁除元旦，新春过年，是中国社会一大礼，亦即中国人生一大快乐。家家户户，不论贫富贵贱，同此礼，即同此乐。此乃大群一共同风气。又如清明扫墓祭祖，亦是一大礼，亦民间一大乐。又如端午节纪念大诗人屈原，赛龙舟，饮雄黄酒，吃粽子，举国一乐事，亦即举国一大礼。又如中秋赏月，重九登高，皆是人生适应大自然共同一礼，亦即人生共同一乐。推此言之，中国民间种种乐事，莫不存有一礼，上通天神，下及万物，广大人生，有甚深之涵义。岂如今日种种运动竞赛，专为私人或团体争荣，为大众寻乐作方便。此与中国之礼乐传统，自见有别。
余幼年居乡村，每年有迎神赛会。所迎或关公，或城隍神。神位前行伍，连绵亘数里。有乐队，有古器物珍玩之展览。有狮象龙虎飞禽走兽之模型制造。有猴有犬，既驯又乖，投以食物，接啮逗欢。有楼船车骑之队，有旗帜锣鼓夹队进行，有各种杂技表演。尤引人注目者，如高跷，足缚丈余双木，人行如在空中。又作各色打扮，如八仙过海，铁拐李何仙姑，神态逼真，演技生动，非经长期练习不易臻此。然非为比赛，亦无报酬，胥出自愿贡献，同为乡里造欢造福。群村踊跃观赏，并有远地亲戚前来，共娱盛会。要之，则象征一和，不涵蓄一争。此与近代盛行之运动会可谓迥不相侔。
又如神庙演戏，如关帝庙城隍庙等，必建有戏台，骑楼环拱，观者盈座。台前旷地，骈立皆满，亦有择空野临时筑台。要之为敬神，而兼存娱众之意。凡此等事，既非官办，亦非商营，乃由地方士绅筹款运用，系地方一礼俗，也即大群主义礼乐人生之一种表现。
余家居荡口镇，镇居鹅肫荡之口，亦称鹅湖。宽五华里，长十华里，平常禁渔捕。岁寒择日开放，大小渔船毕集，或用大网，或用长钩，或一船鹭鸶数十，满湖皆是。镇上士绅亦驾舟游观，余家某岁亦参加，旁近渔船获大鱼，竞奉献，即烹作午餐。此日所得鱼，除诸绅家得少量分送外，供全镇人度岁购买，各渔船仅得额酬，非可私占。其实此一礼俗，乃远从西周封建时代沿袭而来。
中国各地风俗大同小异，果能网罗备载，比类以观，又能追溯其渊源所自，阐详其意义所在，则所谓大群主义之礼乐人生，自可朗然在目。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贫亦可乐，富当好礼，实则同是一乐。尤要者在大群之同乐而无争。孔子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古代射也是一礼，所争亦当合于礼。现代人好言中国国术，亦称中国功夫。播为电影，举世爱睹。其实中国功夫之更要精义在于无所争。良贾深藏若虚，中国功夫之传习更受重视者，多在山林僧寺道院中。如武当山少林寺，绝技精工，超越一世，历代相传。不仅不与人争，并亦不轻表演。方其济危扶弱，乃是一种侠义精神。既非出风头，更不求名利。若如近代电影所播，亦成一种比赛竞争，精神既失，面目亦必走样。即如传授太极拳，亦成商业化之一种谋生职业，亦非往日精神。然则今日国人高呼复兴文化运动，必求中国传统之一一现代化，乃一如清代武当少林诸高手。一一应聘来港台拍电影，一切绝技尽演出在银幕上，一经商业宣传化，则除为赚钱外，前途复何望。
余在对日抗战时，曾一度返苏州，时印光和尚在灵岩山。寺僧尽散，一伙头工人随侍。除夕，印光赏以数百文。晚餐后，伙头告，当回家。印光言，汝今夜仍当返。伙头言，既回家，当俟明晨来。遂辞去。半山树林中一强人，劫其钱去。伙头念钱既被劫，不如仍返山寺。归告印光。印光言，钱仍当送回。劫者因已晚，不下山，来叩山门求宿。伙头开门见是林中劫者，云，你果送钱来了。劫者初不知应门者即是被劫人，至是遂直认，并请谒和尚，跪求留寺落发。印光劝其归，好自为人。此事传出，来者如市。印光静坐一室中，壁上一洞，装一小木板。来者叩此板，得缘，板即开。印光或有言，或无言，言亦数语而止，板即复闭。余返苏距此事已半年，幼年曾读印光书，遂欲约友往访。但闻日军纷往，乃中止。中国人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进，尚静不尚动。犹可谓中国人生有偏，但不得谓中国人生全走错了路。尤其在乱世，尚让尚退尚静苟存犹可乐。印光故事，前世屡有，见于记载。但亦终非儒家礼乐中正之道。故在乱世，释老方外乃获一般向往。武当少林乃及抗战时期之灵岩，凡所透露，实皆中国传统大群主义文化之一鳞片爪。今国人犹知仰慕，实属手段，非目的。今国人真所慕者乃如李小龙，若居之少林武当及灵岩，则瞬息间当失其踪影。此又不可不辨。
余闻印光事，乃知在中国历史上，逢乱世释老盛行，亦大有故。即在欧土中古黑暗时期，各地教会之贡献，其功亦不可没。正为其同能不争，能退能静，故能有此。唯今日则斗争进取，技术纷繁，日演日进，日扩日大，此诚为大可怕之事，岂不当憬然深思。
工商社会与礼乐社会相交换，工作与娱乐亦显然有分。工作乃手段，娱乐为目的。斗争比赛虽亦一手段，乃今日又成为人生一目的。流祸所及，所赖以防堵者，则为法律。自由与法律如胸如背合成一体。自由则如洚水横溃，法律乃如鲧之堤防。国际间两次世界大战后，洪水溃堤，依然随时随地可见。而个人自由之呼声，依然甚嚣尘上。蒿目世艰，尚复何言。
（二）
维持生命，乃其手段。生命之伸展，始是目的。树根在地下伸展，干枝向地上伸展，乃此树之生命本身。土壤雨露阳光，虽为树生命所不可缺，但非树生命本身，究与树生命有别。人生亦然。农业商业同为维持生命之手段，但农业是直接的，商业是间接的。农业较单纯，商业则复杂，多曲折变化。在维持生命的手段上，多耗精神气力，或可转有损于生命本身之伸展。或则误认手段即其目的，则其损害将更大。
论及伸展，须有环境。如一树生在高山深谷中，易成长，易伸展，易得为千百年一老树。若生在庭院中街市上，易受外面干扰，伸展难，更少百年以上的寿命。农人生活环境较安较宽。百亩之地，五口之家，子孙相传，邻里皆亲族，外面干扰少，本身伸展则易。商人群集都市中，出外经营，仍多在都市中，环境拥挤变动，不宽不安，其生命伸展亦就与农村人有异。
（一） 人生当求快乐，此属人生大义，无可讥评。人类生命伸展，最要是男女结为夫妇，生男育女由家成族，由一小生命而推扩绵延成为一广大悠久之大生命，此是人文生命。较之其他生物之仍在自然生命中者大不同。农村居民稀少，村与村相隔亦远，男女之间少往来，而又非亲即族，择配不易。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获轻易成婚。商业都市，居人密集，男女往来易，于是比较挑选，而成婚机会反较难，常先有一段恋爱时期。但恋爱只是手段，结婚才是目的，而易于使人误认手段为目的。一旦恋爱成功，结成婚配，回忆往前一段恋爱生活，不可再来，反若有失。于是乃有婚姻为恋爱之坟墓之想法。过分看重了其手段之经过，反而轻忽了其目的之完成。上文所谓在手段上过分花费精神气力，会转损其目的之完成，此最是一好例。中国人重婚姻，西方人重恋爱，亦见其文化之相异。
实则真生命之伸展，应在婚姻以后，乃见人生真乐趣。而西方人乃多误认人生乐趣在恋爱过程中。正如此身饱暖乃有人生真趣，而人多误认谋衣谋食各种手段，转成了人生之乐趣。如商人经商发财，亦觉乐趣无穷。待其衣食无忧，却茫不得真人生之所在。还是经商发财去。但经商发财总是人生一手段，非生命之本身与目的。因而发财纵可乐，非真乐，于是在此外来再求乐。饮食服装，亦作种种讲究。山珍海味，锦绣绫罗，亦得不到人生本身之真乐。商业人生迷不知返，乃酿成了人生种种之苦痛。农业人生其手段直接单纯，又因其日常与生命相亲接，易从自然生活中透悟出人文生活之真生命与乐趣，而又易于伸展。故农业文化乃与商业文化大不同。
即如文学。诗三百，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此是雎鸠生命本身之真乐。由此兴起了人生夫妇之真乐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琴瑟钟鼓亦尽是外面手段，而终不忘失夫妇结合之一段真乐。但此段真乐，则终不在琴瑟钟鼓上。西方文学则尽力写恋爱，不知恋爱尚非人生本身真乐所在。而又从文学演进出音乐，成为一项专门艺术，认为人生乐趣乃亦可于音乐中得之。今试问夫妇在闺房中深夜弹琴，与在音乐大会上以一音乐专家之美名出席弹琴，其人生乐趣，孰真孰假，孰深孰浅，试就人生本身内心深处自寻味，自体会，究是如何。
所不幸者，既成一音乐专家，自会喜欢出席千万人之音乐大会，得人欢呼鼓掌，认为此乃人生一大乐事。其配偶亦可出席大会中，随众高呼鼓掌，亦人生大乐。乃不知此乐非人人可得，亦非随时随地可得。得成为一名音乐家已不易，得在一音乐大会上表演又不易。人人尽从此等处来求人生乐趣，则花样百出，曲折艰难，获得一机会，而又转瞬即逝。事后回忆，则如梦如烟，已渺不存在。须另求机会，另作表演，乃可再得此瞬间之一乐。今日人生乐处，则多走在此途上。而人生本身则转成一苦痛。
放翁诗“夕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在八百年前，中国一小农庄上之小集会，其规模简陋，何堪与近代大都市之大集会相比。然论参加集会人之内心乐处，则宜可谓无大差别。甚至可说此八百年前小农庄一集会，其乐乃更真诚，更亲切。人既误于以手段当目的，遂以会场大小，布置华朴，人数多寡，来作衡量。不仅认不到真乐，而其损害于人生本身之伸展则更大。
即如一丘一壑，一小区处，甚至一矮檐下，一小窗前，亦随处有人生真乐可得，何必是名胜地，大建筑。陈抟之居华山，林逋隐西湖，同得人生乐处。古人云：“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江山之异。”有和风，有轻阳，此即风景，到处可乐。以江山为风景，乃在江边山上辟为观光区，凭商业意味，广作宣传，游者麇集，肩相摩，踵相接，人看人，衣饰华丽，呼笑嚣张，一团尘俗，谓之观光。则手段已失其为手段，人生风雅有如此？
乐处在人生之本身。本身无可指说，人人反己即得。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子则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此皆维持生命之手段，生命本身不在此。孔颜所乐，亦不在此。生命有高低，孔颜所乐则在其生命之高处。平常人亦有生命，在其生命之平常处亦有可乐。而今人则在非生命处来求乐，并为求乐而损害及其生命之本身，而又误谓为人生之进步，则诚可惋惜矣。
犬生亦有乐，今人不能从犬身兴起己身之乐，乃以养犬为乐。人生如此，乐处愈多，反而无乐可得。乃唯攘夺斗争是务。如有名犬，身价千金，拥有财富，乃可购养。人生商业化，生命追随财富，乃终无乐可言。
今人又言美化教育。人生美化，亦是一乐。一群青年学生争头发长短，争学校制服之式样颜色，与教师争，与学校争，教育主要精神则搁置一旁。实则人生之美，即在人生本身之乐处。可乐即是美，非美始可乐。窈窕淑女，窈窕可乐，斯即美。窈窕乃指此淑女之生命本身言，非指三围体段言。唯中国人能在生命本身来审美，故曰“情人眼里出西施”。人情即人生之本身。眼里所出，即由看者生命本身出，此乃中国人一种唯心哲学，乃主观，非客观。西方人则另有一种美学，一切美乃外于人生而求。乃标举其美，以供人生之猎取，此乃中国人所谓之自讨苦吃。
凡今日人生种种进步，实亦皆是自讨苦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仅四十年，苦头愈吃愈多，抑且愈吃愈苦。其病只在误认手段为目的，不知向人生本身求，只向人生外面求。今当有一悔悟之机。如纽约富商，多不喜住纽约，多去郊外觅新居，有远去纽约数十里之外者。此即可生一悔悟。郊外居家，岂不乐。论其财富，即可不再往纽约作商业经营，衣食温饱，终生维持，不忧不虑。何必晨出晚归，只把郊外新宅作为夜间一休息所。精力恢复，仍赴城市挣扎。此非误手段作目的一明证乎。一人退休，人人效法，不数年而风气骤变。深言之，文化亦随而变。不仅纽约一市变，可以推至美国全国变，而举世亦随之变。中国人论人生，其吃紧处只在此。
或疑美国商业衰退，他国乘机跃进，又如何。不知人生本身并不专在商业上，亦不尽在商业上。他国商业跃进，乃与其他跃进者争，不与美国争。美国正可置身事外，在人生本身求伸展。如日本侵略中国，起而与日本争者当为美国。日本预防此争，乃先发动珍珠港事变。于是由中日战争而引起了美日战争。中国人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所讨论以求明通，所谓本末源流，人生大全体，已和合成一，而复何内外得失之分。故中国文化乃为人生本身求目的，而一切手段则尽在目的上，不易走失。而人生之乐亦随以生。
孔子深得此乐，颜渊追而慕之，亦同得此乐。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人，亦多追而慕之。孔颜难复生，而商业之在中国，则终有一节度限制，不得形成为资本主义，此即文化之大验。
明初中国人经商南洋诸埠，远在西方人东来之前，历六七百年之久，但终亦未形成资本主义，亦未有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之出现，凡其移民，与其土著相和相乐，相安以处。此亦有若西方商业文化之向外追求，但终能保留中国传统不远离其生命本身，遂能得此成效。此为人类世界史上不远一明证。即美国旧金山华侨亦可同列此证。既与英人之移殖来者不同，亦与犹太人黑人乃至日本人等之在美国者亦不同。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仅属一枝节，既有明显之示例，亦有潜深之涵义，幸吾国人其勿以轻心忽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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