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二字乃一旧观念、旧名词，为中国人向所重视。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好言潮流。潮流二字是一新观念、新名词，为中国古书中所未有。此两名词同指一种社会力量，有转移性，变动不居。唯潮流乃指外来力量，具冲击性，扫荡性，不易违逆，不易反抗，唯有追随，与之俱往。而风气则生自内部，具温和性，更具生命性，自发自主，自有其一番内在精神，不受外力转移。然则吾今日中国社会，如何能适应外来潮流，而不随以俱去，犹能善保其生命内力，与固有的独立精神，使风气与潮流得相与引生而长。实为当前最宜看重之一要点。
中国古人言风气，请举孔子为例。论语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封建社会尚未崩溃之时，其言君子，指在上层贵族言。其言小人，指在下层平民言。而其主要则在德字。德指人之德性，为人人所同具。孔子言，在上君子之德性如一阵风，在下平民之德性如一丛草。风东来，则草西偃。风西来，则草东偃。社会风气之易成易变有如此。
孔子又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转移社会风气，主要不在其上层之政治与刑法。政治、刑法虽是一种力量，但此力量可求避免，而不生愧耻心。于其心可无所转移。故政治与刑法之力实有限。唯能以在上位者之德性为领导，而具体化，成为一种上下彼我共行之礼，则受者内心自生感动。不够此标格，会自生一种愧耻心。能不别加限制而自生限制，不别加压迫而自感压迫，自能到达此标格。
故中国人言政，不重法治，重礼治。此为中国文化自古相传一特性，历两千五百年而不变。西方社会中稍具此力量而与中国略相似者，则为宗教。不尚权力，更不待刑法，进教堂唱诗膜拜，有似中国之礼乐。而耶稣之十字架精神，亦可谓尚德不尚力。其所表现之力，乃出自耶稣内心之德。耶教传布亦近二千年，遍及欧洲全社会，此亦一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信教者自有一种有耻且格之风。其力量不仗政治，不仗刑律，可勿论。所异者，西方政教分，中国则政教合。而宗教所最后归宿则仍为上帝之力，而非耶稣之德。中国则崇尚人类共同之德性，虽曰赋之自天，但所重近在人，不远在天。在中国文化中，并未产生宗教，然亦同具一种信仰。唯其信仰之主要目标，则在人之德性。即在上位者亦无以自外。故其精神有与宗教相异而实同之处。孔子虽非教主，而永尊为至圣先师，其一种德性教育之力量，实即近似一种宗教力量。
中国人言风教，言风化，社会风气乃由一种教化来。注意及此乃能来研究中国之社会史。晚清曾文正有原才篇，开首即曰：“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人才自社会善良风俗培育而成，而善良风俗则从其社会中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来。曾文正所生之社会，距孔子时，已逾两千年，社会形态已大变。而曾文正所言，亦与孔子意无大相异。试以历史事例为证。
中国政治风气之败坏，莫过于三国时代之曹操与司马懿。社会风气之败坏，则莫过于唐末与五代。宋兴，有胡安定、范文正，而风气复归于正，一时人才辈出，此风气之厚薄非由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何？蒙古入主，有文文山、谢叠山、黄东发、王伯厚。满清入主，有史可法、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政权移于上，而社会风气则坚定于下，依然一中国人之中国社会，无可摇移。此无他，亦由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旷观古今中外，此唯中国始有之。古希腊、古罗马乃及现代之西欧，宜皆不能相比拟。此乃中国文化之特可自傲处，非其他民族所能想望。
西方重多数，中国重少数。多数尚力，而少数则尚德。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乃使人心悦而诚服。不尚德，乃始转而尚力。多数压迫，乃若潮流之汹涌。少数主持领导，有同情心，有感召力，乃为大众所归往，始成一理想之风气。中国社会风气之堪贵乃在此。现代西方虽科学昌明，而宗教则依然尚在。彼中有殷忧其文化之没落者，亦唯以复兴宗教为念。可见人类社会不能专尚科学与物质文明立国，即西方人，亦自知之。
近代中国，则唯有一孙中山先生，堪当少数中之尤少数。其倡三民主义首民族，次及民权。民权当由民族来，非团集多数人，即得成为民。而民族精神其深厚基础，则保存于少数，亦唯递禅阐扬于少数。故中山先生有知难行易之论。不知不觉而行易者属多数，后知后觉已属少数，而先知先觉则更少数中之尤少数。故中山先生之革命过程亦分三阶段，一曰军政时期，次曰训政时期，最后始曰宪政时期。中山先生所理想之宪政，实必由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来，当称之曰民族宪政，既非向外袭取，亦非多数能创。故中山先生心意中之国民代表，不仅被选举者当先经考试，即操有选举权者，亦必先经考试。此等主张，今日国人皆不敢明白称引。何者，西方论政重多数，潮流所趋，既不深知，自难违抗耳。
今日国人，观其体肤毛发，则俨然仍是炎黄嫡系。论其心情好恶，则尽归现代化。其实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即属西化。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卷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行易则在中国，知难则付之外洋。故中山先生其人，则必比拟之于华盛顿。其所创之三民主义，亦必比附之于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乃始有其意义与价值。
中国人言道统治统，必曰“作之君，作之师”。并不期望之于人人。中国人言政治，必归之选贤与能。而其选举权，则下不操于民众，上不操于帝王政治领袖，而别有其客观之规章与职位。中国人言生活，亦不专为物质生活与私人享受。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其言明白具在，亦岂林肯之民享一项可相比拟。
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则曰：“必也狂狷乎。”则又曰：“过我门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今日国人，就其在中国社会言，则崇洋排己，有似于狂狷。就其在外国社会言，则舍己从人，皆为一乡愿。唯为洋乡愿，国人仍所崇重。故当前之中国社会，实已变成一洋社会。其名犹是一中国，其形象则全成一洋象，较之蒙古满清入主时，可谓已天壤相别。此诚时代潮流之所迫，又何风气可言。潮流乃外在一种力量，风气则成自内在之德性，由我为主，非在外力量之所能操纵。但德性出于共同之天赋，实属多数。而权力则必掌于少数人之手。故中国传统实为真重多数，此又难于以名言分析之。
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经者，正常大道，乃树人立国之大本所在。此非多数所能知，然多数亦必由知以行。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不可，非不欲。顾亭林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责亦在少数，非每一匹夫尽能负其责。苟欲负其责，则必学顾亭林、范文正，乃知周孔之为人。如演平剧，一跑龙套一打鼓手，同需负责，但谭鑫培、梅兰芳则仍需深厚培养。今必求每一匹夫之同负其责，则宜天下之日趋于亡而不可救。
经不正，民何由？奉公有贪污，居恒恣奢淫，此乃一种歪风秽气，为国法所不容，刑律所当先。若欲正人心，兴风气，首必及此。然正本清源则别有在，当求之于正常之大道。唯此乃我国人之旧观念，旧信仰，又为当前之时代潮流所不容。不知今日国人贤者，其终何去何从。国人今方讨论改革社会风气，漫谈及此，以供贤者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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