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一時代之學術者，首貴乎明其思想主潮之所在，此固也。然參伍錯綜，有其新茁，有其舊遺，旁衍橫溢，潛滋暗長於時代主潮之下，而與爲推遷。逮夫時換代變，風尚翻新，則此潛滋暗長者，乃躍起而爲新時代之歸嚮。此又治學術史者所不可不知也。季漢以來，迄於魏晉，本內心批評之精神，而極於自我之發見，一惟以個人小己爲歸宿，此三百年間學術風尚之主潮也。於是而有兩漢舊傳之經籍，循此潮流而蛻化其面目焉。有印度新來之佛教，循此潮流而長養其勢力焉。至於南北朝以下，隋唐一統，淸談旣歇，而經學、佛教，遂平分學術之天下。溯其淵源，莫非流轉滋長於淸談一派主潮之下者也。今分端述其梗概如次：
一 經學注疏
經學自鄭玄注經，折衷異同，
陳澧東塾讀書記鄭學卷：「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詩箋爲然。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尙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卲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
而博士家法，遂成廢棄。
皮錫瑞經學歷史：「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爲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爲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邱、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重以鼎足分爭，經籍道息。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故經學至鄭君一變。」 今按：皮氏謂其時學者苦家法繁雜，故翕然歸鄭君，又謂鼎足分爭，經籍道息，皆是也。咎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非。博士家法，已成弩末，雖無鄭君，亦且衰絕。幸鄭兼采，猶得存什一於千百耳。
中經喪亂，至於魏代，而今文全絕，古文獨傳。
王國維觀堂集林漢魏博士考：「漢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學也。古文諸經，終漢之世，未得立於學官。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黃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爲墟，獻帝托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其所以傳授課試者，亦絕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官學今文之統，已爲古文家取而代之矣。於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氏之春秋，皆廢於此數十年之間。不待永嘉之亂，而其亡可決矣。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可異也。」
又魏石經考三：「漢學官所立，皆今文，無古文。而自後漢以來，民間古文學漸盛，至與官學抗衡。逮魏初復立太學，暨於正始，古文諸經，蓋已盡立於學官。此事史傳雖無明文，然可得而微證也。考魏略言黃初中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後漢書儒林傳及魏志杜畿傳注引。）魏志文帝紀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似魏初博士之數，與後漢略同，但增置穀梁一家。然考其實際，則魏學官所立諸經，乃與後漢絕異。齊王芳紀：『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卽博士課試五經所用。）王肅傳：『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於學官。』又高貴鄕公紀載其幸太學之問，所問之易，則鄭玄注也。所講之書，則馬融、鄭玄、王肅之注也。所講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玄、王肅注也。是魏時學官所立諸經，已爲賈、馬、鄭、王之學。其時博士可考者，亦多古文家，且或爲鄭氏弟子也。」
自是有王肅之僞證，
東塾讀書記三國卷：「王肅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僞作孔子家語，自爲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澧案：魏之典制，多因於漢。鄭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並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肅爲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敬王景侯，竟遂其奪而易之之願矣。」
經學歷史：「鄭玄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肅不好鄭氏，乃僞造孔安國尙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託於孔子。」 按：論證詳丁晏尙書餘論。
有杜預之曲說，
春秋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焦循春秋左傳補疏序論之云：「司馬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旣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仇牧，預皆鍛錬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逵、服虔諸家，由是而廢。」 按：丁晏尙書餘論有杜預左傳注阿附王肅說一篇。又晉書杜預傳記預論諒闇短喪，內外怪惑，謂其違禮合時。蓋王、杜皆晉室葭莩，以朝廷威權行其僞書曲說，則又東漢以下經學之一變也。
有王弼以老、莊注易，
陳振孫書錄解題：「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寧謂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今按：漢儒以象占言易，猶不失易爲卜筮書本意。然繫辭言陰陽，本與莊老相通。王弼以莊老言易，自迷信一變而至於哲理，正見學術思想之進步。陳氏惡其亂眞，不免於經生之見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范寧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共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言。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於桀、紂耶？」 今按：此論明通。可見自來尊經者，只循其名，不責其實也。
有何晏、皇侃以玄虛說論語，
東塾讀書記論語卷：「何注始有玄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玄談競起。（例證略。）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玄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
有范寧之破棄顓門以解穀梁，
黃震日鈔：「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寧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 按：此亦學術思想進步之證。
皆可以見經學之移步換形，日失其本來面目也。自後南北對峙，學風互異。北人守舊，猶重樸學，理晚漢之墜緒。南人趨新，多尚淸談，有兩晉之遺風。
北史儒林傳序：「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尙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尙書、周易則鄭玄，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此據唐人之見解以爲評也。汪家禧六朝經術流派論：「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當時河洛諸儒，雖尙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尙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學盛行，遽有底止？」此則據淸人之見解以爲評也。
至於隋人一統，而北學終亡，南宗獨盛。
隋書經籍志：「易，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書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春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足徵風氣所趨，無可逆轉。經學之尊嚴，亦且受淸談之洗禮，而後得以延其年壽也。
經學歷史：「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羡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羡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顓家不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捨舊而從之。」
及唐人造五經義疏，一仍隋舊，行南廢北，至是益定。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有禮記疏）、褚仲都（周易疏）、周熊安生（疏周禮、禮記）、沈重（疏禮記、毛詩）、陳沈文阿（疏禮記、左傳）、周弘正（疏周易）、張譏（疏周易、尙書、毛詩）、隋何妥（疏周易）、劉炫（疏尙書、毛詩、左傳）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 按：唐初五經正義，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易用王（弼）注，書用孔（安國）僞傳，左氏用杜（預）注，皆係魏晉新說。詩則一崇毛鄭，（南朝咸宗毛傳而鄭玄、王肅兩家每相掊擊。）全棄三家。禮則僅主小戴，（亦宗鄭注。）未及正經；亦沿晚漢之緒，未符兩京之趣。其所採諸家義疏，均爲六朝之學，且又南盛北衰，偏畸甚顯。
自此科舉取士，相沿遵用，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迄於宋代，遞嬗勿變。而間有增益，所謂十三經注疏者也。
日知錄：「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唐時立學官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謂通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寧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言其統一之盛，雖漢武博士有弗逮。
經學歷史：「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制臨決，尙未定爲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
然趨於利祿，務在出身，名存實亡，固不足以預夫學術思想之流變焉。
經學歷史：「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爲九經，取士。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爲中經，周易、尙書、儀禮、穀梁爲小經。以經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璀上言：『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開元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絕廢。』據此二說，則唐之盛時，諸經已多束閣。蓋大經左氏文多於禮記，中小經周禮、儀禮、公、穀難於易、書、詩故也。」 今按：唐代經學內容，卽此兩疏，己可見其大要矣。
二 佛典繙譯
佛教之入中國，蓋在漢末桓、靈之後。
梁啟超佛教之初輸入：「『漢明帝時，始有佛法。』（韓愈諌迎佛骨表語）此二語，殆成爲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心目中，總以爲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後漢書西域傳論云：『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知有佛，官書地志，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賅博而最富於批評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論衡，對於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於佛教未嘗一字論列。此卽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爲斷。」
自此以迄中唐，凡七百年，其重要之工作有二：一曰「經典繙譯」，一曰「西行求法」。蓋佛教爲外來之學，其託命在繙譯，亦自然之數也。譯事不足滿其欲，乃起而親行求法，又必至之理也。論譯事託始，亦當自後漢桓、靈時。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僧徒記述譯事，每推本於攝摩騰、竺法蘭，謂今傳四十二章經，實中國最古佛典。騰等於漢明永平十年，隨漢使至洛陽，在白馬寺中譯此。然其書純是魏晉以後文體，其體裁摹仿老子，其內容思想，亦與兩晉談玄之流相接近。殆爲晉人僞託無疑。以吾推斷，我國譯經事業，實始漢桓、靈間，略與馬融、鄭玄時代相當，上距永平八十年矣。」
自此以往，譯業進化，可分三期：一爲外國人主譯期（自東漢至西晉），二爲中外人共譯期（東晉南北朝），三爲本國人主譯期（唐貞觀至貞元）。宋贊寧所謂「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後則（智）猛、（法）顯親往，（玄）奘、（不）空兩通，器請獅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者也。（高僧傳三集）其繙譯界代表人物，初期有安世高，
安息人，後漢桓帝初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
支婁迦讖諸人，
月支人，後漢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等十四部。
右兩人實譯業開山之祖，但所譯皆小品，每部罕有過三卷者。任筆受者孟福、張蓮、（俱洛陽人，爲支讖襄譯。）嚴佛調（臨淮人，爲世高襄譯。）最著。
第二期有鳩摩羅什，
其父天竺人，母龜茲王妹。什生於龜茲，九歲隨母歷遊印度，徧禮名師。年十二，已爲沙勒國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遣呂光滅龜茲，挾什歸，未至而堅已亡，光挾什滯涼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興討光，滅後涼，迎什至長安，備極敬禮。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間，譯書踰三百卷。經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維摩詰，論部之中、百、十二門、大智度皆成於其手。龍樹派之大乘教義盛行於中國，什之力也。其門下數千人，最著者僧肇、僧叡、道生、道融，時號四聖，皆參譯事。
覺賢，
梵名佛陀跋陀羅，迦維羅衛人，釋尊同族之苗裔也。釋智嚴遊印度，禮請東來，以姚秦中至長安，羅什極敬禮之。旣而爲什門諸人排擯，飄然南下。宋武帝禮供，止金陵之道場寺。初支法領得華嚴梵本於于闐，又無譯者。義熙十四年，請覺賢與法業、慧義、慧嚴等共譯之。華嚴開宗，濫於此。賢所譯經論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在譯界之價値，與羅什埒。
眞諦諸人，
梵名枸那羅陀，西天竺優禪尼國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國。陳文帝天嘉、光太間譯出攝大乘論、唯識論、俱舍論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論舊題眞諦譯，近來學界發生疑問，梁氏別有考證。）無著、世親派之大乘教義傳入中國，自諦始也。
第三期有玄奘，
俗姓陳，洛州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冒禁出遊印度，十九年歸，凡在外十七年。從彼土大師戒賢受學，邃達法相，歸而獻身從事翻譯。十九年間（西元六四五—六六三）所譯經論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經六百卷，大毗婆沙二百卷，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順正理論八十卷，俱舍論三十卷。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其比也。
義淨諸人，
俗姓張，范陽人。以唐咸亨二年出遊印度，歷三十七年乃歸。歸後專事翻譯，所譯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書，至淨乃備。密宗教義，自淨始傳。
總計前後所譯篇數，在五千卷內外。
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歷代譯人及所譯經卷之數如下：
朝代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永平十年至唐開元十八年 一七六 九六八 四五〇七
唐開元十八年至貞元五年 八 一二七 二四二
唐貞元五年至宋景祐四年 六 二二〇 五三二
宋景祐四年至元至元二十二年 四 二〇 一一五
右表乃總括前後大小譯業，略舉其槪。其實譯業之中堅時代，僅自晚漢迄盛唐六百年間事。
此眞當時吾國民一大事業也。（此上均根據梁啟超潘譯文學與佛典篇）至於求法運動，亦起三國末年，迄於唐之中葉，前後殆五百年。其有姓名事跡可考者踰百人。
區年代（西元）以校人數，其統計略如下：
第三世紀（後半） 二人
第四世紀 五人
第五世紀 六一人
第六世紀 十四人
第七世紀 五六人
第八世紀（前半） 三一人
右三、四兩紀西遊者，皆僅至西域而止，實今新疆境內耳。其最盛者，爲第五、第七兩世紀，而第六世紀較爲衰頹。此種現象之原因，可從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紀爲無著、世親出現時代，七世紀爲陳那、護法、淸辯、戒賢出現時代，佛教昌明，達於極點，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國人之觀光願學。六世紀介在其間，成爲閏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紀苻、姚二秦與涼州以西諸國，交涉極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爲郡縣，故華、印間來往利便。六世紀則突厥驟強，交通路隔，諸求法者欲往末由，觀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護於葉護，可窺此中消息。七世紀則唐旣定天下，威棱遠播，如履戶庭也。其三：中國方面，四世紀以前，佛教殆爲無條理無意識的輸入，殊不能滿學者之欲望，故五世紀約百年間，相率爲直接自動的輸入運動。至六世紀時，所輸入者已甚豐富，當圖消化之以自建設，故其時爲國內諸宗創立時代，而國外活動力反稍減焉。及七世紀，則建設進行之結果，又感資料不足，於是向百尺竿頭再進，爲第二期之國外運動。此實三百年間留學事業消長之主要原因也。第八世紀後半，印度婆羅門教中興，佛教漸陵夷衰微矣，而中國內部亦藩鎮瘈噬，海宇鼎沸，國人無復餘裕以力於學，故義淨、悟空以後，求法之業，無復聞焉。
莫不冒萬險，歷百艱，而無所屈撓。
當時中印交通，多由西域。第一難關，厥爲流沙。法顯佛國記云：「沙河中多熱風，遇則無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爲標幟。」慧立慈恩傳云：「莫賀延磧長八百里，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捲沙，散如時雨。心無所懼，但苦水盡。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燥，幾將殞絕。」第二難關，則度嶺也。法顯傳云：「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第三難關，則帕米爾東界之小雪山也。佛國記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積雪，由山北陰中過，大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口吐白沫。語法顯云：『我不復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終。法顯悲號力前，得過嶺。」曇無竭傳云：「小雪山瘴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復過一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料檢同侶，失十二人。」海路艱阻，差減於陸。然以當時舟船之小，駕駛之拙，則其險艱，亦正相頡頏。故法顯東歸，漂流數島，易船三度，歷時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間船客遇風，謂載沙門不利，議投諸海（見佛國記）。求那跋陀羅絕淡水五日（見梁高僧傳本傳），不空遭黑風兼旬（見唐高僧傳本傳），道普舶破傷足，負痛而亡（見梁高僧傳曇無識傳）。常慜遇難不爭，隨波而沒（見求法高僧傳本傳）。故義淨之行，約侶數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見梁高僧傳本傳）。此猶就途中言之。旣到彼國，風土不習，居停無所，其爲困苦，抑又可思。義淨總論之曰：「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或亡餐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存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託無所。」（求法高僧傳原序）固寫實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語也。
其於學問力求眞是之欲望，與其於宗教悲憫眾生、犧牲一己之信心，其熱忱毅志，爲何如耶！（以上據梁啟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篇）今將六朝、隋唐間有力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系統如次：
以上十三宗，惟俱舍、成實係小乘，餘均大乘。言其中印傳受，則如下表：
一、俱舍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二、成實宗 印度創之而未行 中國極盛
三、律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四、法相宗 印度極盛 中國亦極盛
五、三論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六、華嚴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七、天台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然參伍錯綜，有其新茁，有其舊遺，旁衍橫溢，潛滋暗長於時代主潮之下，而與爲推遷。
八、眞言宗 印度極盛 中國甚微
九、淨土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十、禪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其間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四宗皆大乘上法，於佛學界最有勢力，餘則支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三皆創自中國。故大乘佛學，雖發軔於印度，而實大成於隋唐也。（以上據梁啟超中國古代思潮）蓋佛教初來，正値季漢禍亂，三國分裂，人心厭世，趨慕虛無；小乘教義，旣投時好，又與莊老淸談，時有相合，播蒔聯絡，融和益利。逮夫譯事漸盛，其幽深邃密之論，潛移思想之進程，莊老淸談一派淺薄空虛之個人主義，日就衰退，而大法之尋求，妙義之探檢，其熱烈嚮往之心，遂旋轉一時之風氣。隋唐之世，大乘教義，遂握中國思想界之權威。王侯眾庶，莫不醉心。而盛極之後，衰象亦見。循至佛寺爲逃賦之地，僧眾爲避役之業，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値價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絹，卽給牒令回。李德裕爲時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
今按：唐會要「大歷十三年，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下尙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郞彭偃獻議曰：『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故韓愈闢佛，有「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之論。蓋佛寺僧侶之盛，其影響於社會生計者甚大，卽此一端，已足爲佛家疵病也。
則在上之士大夫，以明經掇靑紫，在下之小民，以佞佛避徭課。面目猶是，精神已非。前所謂經學、佛教平分學術之天下者，終亦同不免於空虛萎縮之勢也。故自玄宗時，於佛教屢有裁抑，
唐會要：「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主公及外戚，皆奏請度人，亦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勅，則因爲姦濫，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汚損精藍。』上乃令有司精加詮擇，天下僧尼僞濫還俗者三萬餘人。」
又：「開元二年二月，勅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十二年六月，勅有司試天下僧尼，落者還俗。十九年六月，勅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二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
至武宗有廢佛令，而佛教遂不振。
唐會要：「會昌五年，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勅大秦穆護妖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千萬，廢丹雘無用之屋，何啻億千？宣布中外，咸使知聞。』」
蓋五百年來之大乘教義，其發揮完全，組織圓密，逐步進展，以至於盛極而轉衰者，其情勢恰如人之壽而老，瓜之熟而落。而天台、華嚴諸宗，其所占社會勢力，迄於唐之末葉，均遽就消滅。甚深微妙之理，闃焉無聞。惟淨土之念佛修行，猶流傳於愚夫愚婦間。而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者，獨光昌盛大。隱遁之士，多好問津。衍及宋明，益滔滔披靡天下。理學諸儒，援以說經，而孕儒學之新生焉。
日本上野淸原佛教哲學（張紱譯本）：「禪者，解脫之方式。所謂禪宗者，由小乘禪定所蛻化。小乘之禪定，根據於其教義而成。彼以爲人造業起惑，欲伐斷之，有入於靜坐無想境界之必要。此風尙由印度之厭世觀念，及沉思冥想之習慣，自然養成。蓋禪那之法，印度自古已存在也。至於大乘之禪，則在悟得積極的眞理，使精神與實在一致。所謂悟道覺道，乃指精神脫卻外界之覊束，而至於實在一致之自覺的境界者也。故禪宗之外，所云觀心、觀行、止觀、事相、瑜伽，實皆禪也。」如是則禪非禪宗所專有。
梁啟超中國古代思潮：「禪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缽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家。直至達摩禪師是爲印度二十八祖，東度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缽之人，卽是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爲上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賃舂人，受衣缽焉。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缽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爲雲門、法眼、曹洞、潙仰、臨濟五宗。」
故佛學之興，其先由於漢儒說經，支離繁委，乃返而爲內心之探求。接步莊老，體尙虛無。而機局轉動，不能自已，繙經求法，不懈益進。馴至經典粲備，教義紛敷，向外之伸展旣盡，乃更轉而爲心源之直指。於是以禪宗之過渡，而宋明學者乃借以重新儒理。其循環往復轉接起落之致，誠研治學術思想者一至可玩味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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