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宁波绿茶产区——山轿——天童禅寺——寺庙周边的风景——和尚讲述的寺庙历史——与和尚们共进晚餐——第一次使用筷子——中国人的餐桌礼仪——进餐时的看客——我的床铺——打野猪——陷阱逃生——竹林驱兽办法——山中景色——阿育王寺——普陀山，又名礼拜岛——岛上的寺庙与神像——青铜神像——林木与藤灌植物——店铺中出售的神像——上海、宁波所见到的敬神仪式——赛神游行——新教传教士——医疗传教协会——罗马天主教教士
我把采集来的那些植物分别装在三条船上，从香港运往英国去了。这之后，在1844年三月底，我再一次动身，乘船前往北部省份。在1844年和1845年的两个夏季当中，我走访了中国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以前对欧洲人一直是紧闭的，但又有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东西。
大概在五月初，我与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以及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开始一次短途旅行，访问宁波周边的绿茶产地。我们得知，在这片绿茶产地的中心，有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寺庙，天童寺，离宁波大概有20英里的距离，旅行期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寺庙落脚歇息。我们走了十二或十四英里的水路，因为运河到山脚下就结束了，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或坐着轿子上山。上山的这种轿子非常简便，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中间悬挂一块木板，当作座位，此外还有两块横着的板子，一块靠背，一块搁脚，头顶上再撑一把大大的中国伞，用以遮阳挡雨。
中国人都是中国式的哲学家。在前往天童寺的路上，因为坐船时间太久，坐累了，好几次我们都从船上下来，沿着岸边的小路往前走。河里还有很多航船，与我们同一个方向，满载着一船船的乘客。大部分航程中，为了满足乘客对我们的好奇心，这些船与我们的船靠得都很近。中国人但凡能找到一种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就不愿意走路，所以当这些乘客看到我们很喜欢走路的样子，自然都觉得很奇怪。
“这不奇怪吗”，一位乘客说，“他们像我们一样有船坐，却宁愿走路？”这在他们中间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合情理的习惯。直到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那位先生，说出他那精辟的论断，这场讨论才算平息下来，他说，“这就是他们的本性”，显然，争论各方都接受了这个论断。
我们到达天童寺的时候，天已经昏黑了。由于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从里到外浑身都湿透了，看起来很狼狈。僧人们看到我们这副样子似乎都很吃惊，但马上就拿出最大的热情和善意来招待我们，让我们很快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给我们端来了火盆，好烘干我们的衣服，给我们准备好晚饭，又把他们最好的几间房拿出来，供我们歇息。大多数僧人从来没看到过英国人，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好奇关注的对象。我们的衣服、容貌、吃饭的样子、行为举止，对这些单纯的人们来说，无一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范围，并且相互间传递着很多有关我们的笑话。
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了，能够脱下那些仍然潮湿的衣服当然让人高兴。等到早晨起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风景比我以前在中国看到的都要美得多。天童寺坐落在群山之间，下临山谷。山谷中土地肥沃，在山中清泉的滋养下，出产品质上佳的稻米。两侧山地更为肥沃，在山坡的低地上，散布着很多深绿叶子的茶林。进出天童寺，需经由一条长长的大道，笔直的大道两侧都是松树。在快到寺庙时，大道拐了几个弯，在沿着两个人工湖的边缘画出几段优美的圆弧之后，道路在一段石阶前结束。沿着这段石阶拾步而上，便是天童寺的大门。寺后以及两侧，都是随势赋形的山峰，海拔从一千英尺至两千英尺不等。与南方那些荒山不同，在这些山上，厚厚的带有热带特征的植被一直覆盖到了山顶，包括各种草丛、藤灌植物及各种林木等。 山谷中长着一些非常漂亮的竹子，山坡上则长着高大的青松。
吃过早饭，来了一位大和尚，非常恳切地邀请我们与他共进午餐。其间，他还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寺庙，向我们讲解寺庙的历史：好几百年以前，有个非常虔诚的老人，他远离世俗，来到这座山上修行。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宗教活动中，潜心苦修，以致忽略了自己的现世需要，甚至连饮食也忘记了。但上天不会让这样一个人挨饿受苦的，一些儿童奇迹般地出现在他身旁，每天给他提供食物。渐渐地，这位圣人的名声传遍了这一地区，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拜他为师，于是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发展到今天，就成了这有着一大片建筑的“天童寺”，寺名就从上天派来的这些儿童得来，“天”指上天，“童”指儿童。等到老人逝世以后，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天童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信徒遍布全国，连最偏远的地方都有，其中还包括一位中国皇帝。信徒们来到天童寺顶礼膜拜，在祭坛上献上各种供奉。于是，在原有殿堂的前面又新建了更大的殿堂，就这样不断扩大规模，旧殿堂让位于新殿堂，直到形成今天这种主体结构。
所有的殿堂里都摆满了偶像，或者说，他们所喜爱的神灵的塑像，比如三宝如来、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音、四大天王以及其它众多被神化了的古代国王和伟大人物。这些神像高达三、四十英尺，摆放在这些宽敞高大的殿堂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尚们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这些平房与其他殿堂互相分隔，又互成犄角。每位和尚在自己的住所都有一个小小的佛龛，佛龛里供奉着一些小小的神像，和尚们经常在这儿进行一些个人的修行活动。
我们参观了各个殿堂和钟楼，钟楼里面摆放着一座体积庞大的铜制洪钟。之后主人把我们引到他的住所，在那儿，餐宴已经摆上桌了。佛教僧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吃肉，所以我们的餐宴都是素食。就像平常吃的中国菜一样，这些菜都盛在小圆盘子里端上来，汤菜之外的每一盘菜都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方便人们用筷子夹着吃。和尚们设法准备了很多种不同的蔬菜，通过他们的精心烹调，吃起来非常可口。实际上，有几道菜无论从口味还是外观上看，都非常像肉食，以至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蒙蔽了，以为我们努力用筷子夹起来的那一小块食物是鸡肉或牛肉之类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至少在这一天，我们善良的东道主如终坚持素食，一整天下来，吃的都是蔬菜。餐桌上陪着我们的，还有几位和尚，很多等级较低的和尚以及仆人，则都挤在门口和窗外。看到我们当中有人用筷子的那个笨拙劲儿，围观的人群必定感到非常奇怪，尽管他们非常礼貌，我还是看到他们有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样子，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好不容易被我们夹起来的那一小块美食又滑落到盘子中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外国人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这一场景更恼人、更可笑的了，特别是当他整个上午都在山里转来转去，已经饥肠辘辘的时候？要用好筷子，首先把筷子夹在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两只筷子要平齐；然后把两只筷尖小心地一起伸出去，对准那块你已垂涎良久的美食，注意筷尖之间只需留出食物那么大小的空间；小心地把食物夹起来；啊哈，但，抬手的时候，筷尖通常会把不稳，滑来滑去，这样，那块你满心以为就要吃到嘴的东西又掉回盘子中去，甚至掉到别的盘子中去了。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直到这个新手完全失去耐心，绝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把瓷勺，他觉得还是这个更得心应手一些。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人还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尽管不是我们英国人所欣赏的那种方式，这些中国朋友，看到你的困境， 出于热情与礼貌，他们会隔着桌子，从对面伸出他自己的筷子，也许还沾着他嘴里的余沬，把你想要的食物夹起来，送到你面前的碗里来。而你呢，按照一般的礼节，还是得表达你的感谢之情，同时把食物吃下去。
在餐宴中，主人告诉我们，天童寺一共有大约1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被派到全国各地去宣教，因而常常不在寺中。当问到寺庙如何经营下去时， 主人说，附近相当一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寺庙，这儿出产的竹子很好，还有各种树木与灌木的枝桠，收集起来可以一捆一捆地当作柴火卖掉，每年出售竹子和木柴可以获得很大一笔收益。天童寺还有一部分茶田与稻田，和尚们亲自耕作，出售这些农产品也是一笔收入。此外，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到寺庙做礼拜的信徒们的捐献，以及和尚们在特定季节外出四处化缘所得。和尚之间当然也是有等级的，有一些和尚就只能充任仆役，不管是在寺院里还是在田地里。和尚们看起来又单纯又善良，但实际上他们无知、迷信得要命。去年寺庙附近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可能是由于台风，也可能是伴随台风而来的大雨造成的，这次滑坡把十到十二亩左右上好的水稻田给埋了起来，提到这些的时候，和尚们都非常虔诚地认为，这对天童寺来说是个不好的兆头，其中一个和尚则出自中国式的礼貌，说他确信我们的光临将为这个寺庙消灾袪邪。
在参观了茶园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之后，罗伯聃先生、马礼逊先生（死去的马礼逊博士之子）[1]以及辛卡莱先生就回宁波去了，我则留了下来，就这一地区的自然物产做些研究。我通常一整天都不在庙里，直到晚上，才带着我采集来的植物，如果运气好的话，旅途中还能捕到一些鸟，回到庙中。和尚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我这个洋人，他们最感兴趣的看起来是我的进食，就如同人们在观赏一头野生动物时一样。我的晚餐摆在房子中间的一张圆桌上，一半是中餐一半是西餐，尽管这种混搭看上去有些稀奇古怪，但考察锻炼以及山间的新鲜空气还是让我胃口大开。筷子对我来说很快就不是什么障碍了，我现在几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熟练地使用筷子。中国人一般要在大厅两侧摆上一些椅子，现在这些椅子都被和尚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坐满了，每个人嘴里都含着一管烟杆，旁边摆着一杯茶。我非常尊重我的东道主以及他们的朋友，但也只好请求他们不要吸烟，因为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旁吸烟我感觉很不舒服。在其它方面，我想我表现得还是非常有礼貌的。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朋友们离开以后，那一晚我体会到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孤独。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或者回家，或者上床睡觉，最后主人自己也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哈欠，提醒我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我的卧室在楼上，中间要路过一个小神龛，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神龛里供奉着“天后”，也就是观音，同时也供奉着其它一些神像。神像前的祭坛里正焚着香，一盏孤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照在室内，整个房间似乎都笼罩在一层沉寂肃穆的气氛之中。僧人们正在做晚课，楼下以及邻屋的房间都传来他们那特有的唱经的声音，耳中听到的锣声，以及钟楼里那口洪钟不时撞击出的庄严单调的钟声，这些都表明僧人们正忙着做各种法事。置身于这样一种场景当中，又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自己的家乡与朋友，很容易让人在头脑中生出一些终生难忘的感受。在这个夜晚，我与和尚们一起呆在天童寺里，那些在我脑中生出的莫名情愫，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后来经常去天童寺，多次路过那个小神龛，睡在同样的床上，在寂静的夜里听着同样肃穆的声音，但只有这第一晚的感受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脑中。
这些和尚，无论是处于最高职位还是最底层，都对我表示出了最大的关心和善意。只要我不反对，很多和尚就兴高采烈地陪着我在寺院附近四处转悠， 一个拿着我的标本书，另一个拿着采来的植物标本，第三个则拿着我捉来的的鸟儿，不一而足。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与他们自己笨拙的火绳枪相比，两者太不一样了。他们把枪上的撞针看作是最神奇的小玩意，可是他们又特别胆小，每次我射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离我远远的。
有天夜里，一位高僧带着一群人来到我这儿，告诉我晚上有只野猪从山上下来，将竹林里刚刚破土而出的幼笋都糟蹋掉了，这时候的竹笋可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那么”，我说，“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呢？”
“帮个忙，把枪借给我们用一下”
“好啊，枪就在墙角那儿。”
“嗯， 可是你还得帮我们把枪弹装上。”
“没问题，我来装。”我马上就装好了枪弹。“拿着，当心别射着自己人。”他们迟疑了好长一会儿，没人敢上前接过这把枪。他们又讨论了好半天，最终，一位发言人站了出来，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告诉我说，他们不敢开枪，如果我愿意跟着一起去，射中的野猪就归我一个人吃。对这些佛教徒来说，这当然没什么损失，他们本来就不吃肉，或者说，不应当吃肉。我们这一群人就这样出发打野猪了。夜很黑，竹林里什么也看不清，也许野猪听到三十来个和尚以及仆人们的声音，早就退回到山上的丛林中去了。我们既没见到什么野猪，也没听到什么野猪的动静，尽管如此，我得承认，我还是相当高兴，比碰到了野猪还要高兴。要知道，这种情况下开枪，我误中和尚的机率可能比射中野猪的机率还要高一些。
对付这些糟蹋财产的野兽， 和尚们有两个办法。其中一个是在山坡上挖陷阱。这一地区遍布泉水，陷阱还没挖好，就已经蓄了一半水进去。阱口然后用树枝、碎屑和青草盖好，以吸引野猪前来，等到野猪真用猪嘴来拱食这些东西，阱口一下子就塌了下去，野猪也就头朝下地掉到陷阱里去了。这时候，野猪绝不可能逃出生天，它要么是淹死，要么就乖乖地成为中国人的猎物。对不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来说，这些陷阱非常危险。好几次我都差点陷了进去。有一次最危险，那天我刚从密林中钻出来，无意中踩在了某个陷阱那充满危险的阱盖上，感觉到脚下的泥土在往下陷，我双手外挥，设法抓住了附近的一条小树杈，全靠它支撑着我才能爬到结实的地面上来。事后我去看这个陷阱，发现阱盖上那些松松的掩饰物已经掉到陷阱里去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深深的陷阱，里面蓄了一大半的水，陷阱口很窄，底部则宽大一些，就像一个大大的中国花瓶，这样一种构造是为了防止掉进去的野猪再爬出来。一旦掉进去了，如果没有外援，只凭我自己，几乎不可能从里面脱困。而这些陷阱一般都挖在最偏僻最原始的山里，得到外援的机率就低得可怜。
另一个保护幼笋免遭野猪破坏的办法则显得很聪明。找一段大约八到十英尺长，比成人手臂还粗一些的竹子，将其从中剖开，剖到只剩四分之一处，然后将这段竹子系在竹林中某棵树上，两者相交成四十五度角，剖开的那一部分自然松开，然后用一根竹绳， 一头牵住这段竹子，另一头则牵到竹林外有人守候的地方。当夜深人静，野猪从山上下来拱食幼笋的时候，守护人便一前一后拉动竹绳，带动那段竹子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这种声音又响又闷，在寂静的夜晚传出去很远，受到惊吓的野猪便跑回它山上的巢穴中去了。我第一次在晚上听到这种竹片的敲击声时，它传遍了四面八方，我还以为那是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呢，因为这种闷响的声音很像中国寺庙里做法事时一种乐器[2]发出来的声音。
这一地区散布着很多寺庙。其中一座叫阿育王的寺庙，我曾经去参观过。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一样，规模都很大，看起来财力也很雄厚。它们不仅拥有寺庙周围的大片田产，而且控制了周边很多规模较小的寺庙。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都选址在山中那些风景最为优美、浪漫的地方，附近通常都保留有或新栽种了大片树林。这些特点让人想起英国乡村绅士们的居家之地，在中国这儿，则成为寺庙特有的一些标记。整个中国的寺庙都是如此。当一位疲惫的旅行者，在东方的烈日下暴晒了几个小时之后，看到远处山坡上、树从中露出的华堂精舍，几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在那儿，他可以得到僧人们礼貌而又友好的招待。
普陀，外国人一般把它叫做“礼拜岛”，是舟山群岛中东边的一个岛屿。普陀岛是中国在这一带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 整个岛方圆不过五六英里，属于丘陵地形，山坡上以及小山谷中树林密布，特别是邻近寺庙的那些地方，更是如此。由于普陀离舟山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战争期间，很多英军军官都先后来这个小岛游玩，他们交口称赞岛上的优美风光，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有人还告诉我，岛上的和尚喜欢搜罗各种植物，特别是兰花。和尚们收藏的植物品种非常丰富，因为寺里有四处云游的游方僧人，他们到过中国最偏远的省份，还有来到岛上的信徒，每年的特定季节里，很多信徒来到岛上朝拜礼佛，他们供献给寺庙的赠品里就包括很多植物品种。我于是决定到岛上走一趟，亲眼去看一看。我的普陀之旅于1844年的七月成行，陪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我的朋友，马德拉斯步兵团的马克维医生。
我们晚上离开舟山，顺潮而行，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普陀。登岸以后，我们沿着道路越过一个山岗，在山岗的另一边，我们下到一条美丽浪漫的溪谷。就在这溪谷里面，建了一大群寺庙。当我们从山岗上往下走，第一眼看到这些寺庙建筑时，还以为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城镇呢。等到深入其中，所见所闻令我们趣味盎然。寺庙前面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种满了睡莲，宽宽大大的绿叶上面，开着红白两色莲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每个来到普陀的游客都要在这儿欣赏一番这些美丽的睡莲。池塘上有座雕饰繁富的小桥，通往寺庙，与附近的古塔正好在一条直线上，两者互相映衬，景色非常优美。
佛堂、宝殿都很宽大，里面立了很多神像，情形与上文描述过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差相仿佛。神像大都是三十到四十英尺高，通常为木雕或泥塑，再厚厚地镀上一层金。这儿有一座小庙，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我们却在里面看到了一些精美的青铜雕像，如果拿到英国肯定很值钱。这些青铜雕像，当然比其他神像要小得多，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它们是我在中国旅行期间迄今看到的最好的雕像作品。
看过这些寺庙，我们继续东行，大约两英里之后，来到位于海边的另一个寺庙集中地。穿过一个类似于凯旋门一样的建筑，我们进入到寺庙的院子当中，从院子里面可以俯瞰大海。这儿的寺庙， 在构造上和其它地方的都一样。因为已经计划将此地作为我们在岛上停留期间的根据地，我们选定了一间看起来最干净的寺庙，在得到大和尚的准许之后，没有过多的耽搁，我们就把床和行李都搬到庙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对岛上各个地方进行了一番考察。 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寺庙之外，岛上还有大约六十至七十家小寺庙， 它们都建在山坡上，每个寺里有三、四个和尚，这些和尚都听命于自己的上级，也就是附近某个大寺的方丈住持。即使是最高的山顶上，海拔大约1500至1800英尺的地方，也有一座规模很大，修繕完好的寺庙。 顺着蜿蜒的石级蹬道，可以从海边一直上攀到这个寺庙，半山腰还修了一个简易的休憩场所，疲惫的香客们可以在这儿歇歇脚，也可以在一旁飞流下来的山涧中喝喝水，以便提神醒脑。左近还有一座立满神像的小庙，香客们可以在这儿祈求神灵赐以力量，保佑他们到达最终的目的地。看到山顶上这座佛寺保存如此完好，我们都很吃惊。现如今，几乎所有的寺庙都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但也有一些例外，少数几所保存完好的寺庙，就被认为是有神灵护祐，从而在人们群众中得到一个好名声。不过，绝大多数寺庙的情况还是很不乐观。
从普陀山顶的这个寺庙往外看，景色非常壮观。高高低低的群山在白云下连绵起伏，海面上点缀着数百座小岛，有的富饶，有的则是光秃秃的石头山。 往西边诸岛看去，海水浑黄一片，有如泥浆，往东边看去，蔚蓝的大海就恢复了它本来的颜色，两者相交之处，界线分明，有如泾渭。
就如所有其它佛寺的周边一样，岛上的树木也都保存得很好。 我们看到的主要有枞树、杉树、紫杉、青柏、樟树、乌桕树、橡树以及竹子等。 在树林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自然生长的山茶，从二十到三十英尺高不等， 茎杆粗细则与其高度相称。可是，这些山茶只有最常见的红色这一种。除此以外，普陀山的植被便与舟山岛上没什么两样了。
每个和尚都栽种了一些自己喜爱的植物，他们住在山上的小寺庙里，这方面的条件比其他人要优越得多。看到这些穷苦的人满怀兴趣地照顾着花草，我们都很高兴，可是这些花草的数量和种类又让我们非常失望。根据我们听到的一些说法，我们原本以为会有很多花草，很多种类。
普陀山作为佛门清净之地，岛上住的全是和尚，少数几个俗世之人，不是仆人，就是与和尚们有着某种关系。岛上不允许女人居住，因为按照佛教教义，和尚们是不能结婚的。据估计，岛上一共有20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经常要离开普陀，出去化缘，以支持他们的佛教事业。这儿的寺庙，也像天童寺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土地所得用来维持寺庙的运转，不足部分则依靠信徒们的捐献。每年，在不同的时段，都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在这些日子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主要是女性信徒， 来到这些寺庙。她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鞠躬跪拜， 行礼如仪，展现其对神灵的虔敬之心。每到这时候，寺庙中或进门处便摆出很多货摊，出售香火、蜡烛、银元宝以及其它可以祭献给神灵的供品。香客们购买这些东西，有些就在庙里面用掉，有些则带回去作为镇宅之符，护佑全家老幼。出售这些东西的利润自然也都用于维持寺庙的运转。看着这些可怜的愚信之人，他们当中有人跋涉几百英里来到普陀这儿或者其它地方的名刹，一展其虔敬之心，你不得不钦佩他们这种精神。我在天童寺期间，适逢寺里举办一个三天的法会，香客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他们穿着得体的中式袍服，挤在通往寺庙的马路上，那种情形，让我不禁想起圣经时代，在那些日子里，耶路撒冷正处在全盛时期， 犹太人，这上帝挑中的子民，从遥远的地方前来朝拜圣地。
尽管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以一种怜悯的情怀来看待佛教僧人、信徒们的宗教信念，但对于这种信仰行为，基督徒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尊重，从哪方面讲都应该相信，这些人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在这方面，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基督徒做得还不够好。郭士立先生[3]，在他的普陀岛游记中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说，“我们参加了僧人们的晚祷，他们唱着巴利经文，就如天主教堂里唱拉丁经文一样，手中握着挂在前胸上面的念珠。 其中一位僧人手拿一个小钟，通过钟声可以调整晚祷的节奏。间或还敲一、两下鼓与大钟，以唤起神佛对这些祷文的注意。祷文是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参与其事的没有哪一位对这套仪式表现出任何兴趣。一些人在默念经文时，另一些人则一边四处张望，一边 互相说话开着玩笑。还有几个在场的人，他们没有进行晚祷，而是一直盯着我们看，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哪怕一丝庄严的气氛。”郭士立先生所描述的当然都是真的，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他们的寺庙中住了几个月后，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上述描绘远不具有普遍性。 在某些场合，我也看到过类似场景，但这种轻浮的、漫不经心的举止通常都发生在那些仆人或旁观者身上，他们并没有参加到仪式中去。在那些可敬的僧人身上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恰恰相反，他们做法事时表现出的那种庄严常常让我感动不已。我经常在僧人们举行祷告的时候走进寺庙，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而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会觉得很抱歉，可是他们都以最庄严的神态继续着自己的祷告，就当没有我这个外国人一样。直到一场法事结束，他们才很有礼貌地走上前来，带着极大的好奇，认真检视我的衣服以及我身上的一切东西。不只是僧人如此，那些居士，特别是女性居士，他们在公众场合做法事时，看起来同样也很虔诚，至于他们是否确实表里如一，或者说，他们这种虔敬之心能维持多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在匆匆忙忙就给这些中国人下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基督教的教堂里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国的小脚女人，或者一位中国官员，他帽子上镶着金顶子和孔雀翎毛，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这时候我们教堂里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对这些佛教僧人，我还远远谈不上什么欣赏，一般而言，他们都很愚昧，对佛教简单教义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但他们身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在中国，佛教之外还有两个教派，一个是孔夫子的信徒，或者叫儒家；另一个是道教门徒。虽然这三个教派的信徒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每个省份都有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中国政府不仅默许这些教徒的存在，而且就像其它三个教派的信徒一样，他们也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犹太教在某些地区也有分布，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河南开封府。
中国人不断举行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这至少说明他们非常迷信。 在南方各个城镇，每个家庭在室内室外都设有祭坛或神龛，室内的神龛一般设在客厅或商店的尽里头，视情况而定，有些神龛设在离地几英尺高的地方，上面摆放一些象征着祖宗神灵的东西，周围放上一些带有金箔的华丽彩纸。在中国元月和其它节日， 神龛前的香案上还要烧香，点上蜡烛。室外的神龛则像一个小炉子，所有那些祭祀活动都在这儿进行。 在小村庄附近，有时候甚至是很偏僻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小庙、祭坛，装饰着俗丽的彩画或彩纸，周围插着一些烧剩的蜡烛和线香棍儿。在中国，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一些出售神像的店铺，各种神像各种尺寸都有，价钱则从几文钱到一大笔钱不等。摆出来售卖的这些神像都很有些年头了，其间显然经过好几次的转手。 我自己倾向于认为，中国人转让这些神像，是因为它们无法取悦于自己，之后再买进更高级别的神像，希望后者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或者给自己的家庭、村庄带来财富。
给神灵必须定期上供，供品之丰富，一定会让初次见识它的外国人感到大开眼界。1844年11月，在上海期间，在租住的房子里面，我就目睹了这样一场最奇妙的盛筵。这家人在这天举行了敬神祭祖的活动。一大早，人们就把屋子的大厅布置好了，大厅的中间摆上了一张桌子，很快，桌子上就摆满了小碟子，里面盛着各式各样中国人日常吃的那些食物，一切都非常精美，难以形容。又过了一会儿，桌子上点起了很多蜡烛，开始焚香，青烟和馨香从香炷上袅袅上升。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好友都穿着盛装，依次来到桌前和神龛前反复磕头、鞠躬。此情此景，虽然有偶像崇拜的意味，但在我看来，还是很有些动人之处，一方面我为房东及其朋友受到蒙蔽而惋惜，另一方面我又被他们的虔诚所打动。这套仪式结束后不久，人们开始往供桌前的地板上堆放很多彩纸叠成的银元宝，就是中国市场上通用的那种银锭的形状，然后从供桌上取下一根燃着的香炷，插进彩纸银元宝中，将这些银元宝焚烧殆尽。不久，等到人们认为神灵已经馨享了这顿美食之后，所有的食物就从桌子上撤下来，切成一块一块的，给家庭的全体成员分享。
还有一次，在宁波，我到离城有些距离的乡下去，等我回到宁波城东门的时候，天已经变黑了。我就住在东门附近一位商人的家里，但城门已经关上了。在大力地敲了两、三下门后，守门人马上把我放了进去。我现在走在宁波城最宽最好的大街上，街上看起来亮亮堂堂的，而且与中国城市通常入夜后的情况不同，这儿显得还很热闹。各种音乐声传到我耳中，包括锣声、鼓声以及悲凉而又悦耳的笛声。我想看看怎么回事，于是快步走上前去，我看到那儿正在举行一个敬神的活动，但是规模比我以前看到的类似活动要大得多，给人的印象也深刻得多。桌子摆到了大街上，每种东西都要更大一号，也更贵一些。这一次，摆在桌子上的不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食物，而是整头整头的牺牲，桌子上面，一边摆着一整只猪，另一边则摆着一整只羊。猪像通常一样，将猪毛褪得干干净净，羊则把皮剥去了。两者的内脏都被掏空，身上分别放着一些花、一个洋葱以及一把刀。桌上其余地方还摆着一些有钱的中国人通常享用的美食，诸如鸡、鸭、众多复杂的菜式、水果、蔬菜和米饭等等。桌子一端放着一把椅子，以便神灵坐着用餐。筷子像平常一样摆放在碗碟旁边。灯光照亮了整个这一片地方，青烟从香炷上袅袅上升，散入空中。 乐队时而奏响那些优伤的民族曲调。整个场景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奇特，真是前所未见。
在北部城市，我还经常看到另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活动——赛神游行大会。 我曾在上海看到过一次这样的活动，游行队伍至少有一英里长。 各种神像、佛像都用最好的绸布装裹一新，坐在华美的四抬大轿上，轿前轿后则簇拥着众多的信徒。这些信徒为了今天这个场合都穿上了盛装，并且佩戴上象征自己地位的各种徽章。游行队伍中有一列高级官员，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官服，有些官员帽子后边拖着宽宽的花翎，这些花翎都用孔雀翎毛制成，另外一些官员则穿着华丽得有些夸张的袍服，低低的帽子上插着两枝长长的黑色鹖羽，垂到肩膀上就像长了两支角一样。凶神恶煞的差役们头上带着高高的圆锥形黑色帽子，手中拿着鞭子，随时驱赶那些冒犯官驾的人。几支乐队，分别位于游行队伍的不同位置，边走边吹奏一些乐曲。我很想知道游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一直跟在队伍后面，直到他们在郊外的一座寺庙前停了下来。人们从四抬大轿上把神像请下来，毕恭毕敬地把它重新放回到寺庙里去，早上这些神像就是从这儿被请出来的。无数的信徒就在这些神像前鞠躬、焚香，在供桌上呈上自己的供品。寺庙周围还有一群群衣饰精良的妇女、儿童，他们跪在地上，看起来都非常虔诚。草地上堆放着大量用纸叠成的银元宝，等到这天仪式结束的时候，这些由各位信徒带来的银元宝，都将作为神灵的供品被烧化，献给神灵馨享。整个场面非常有趣，但任何一位基督徒看到这种场面，都会因此而产生一种深深的怜悯之情。
在漫游中国期间，我常常碰到一些传教士，既有基督教新教的，也有罗马天主教的，这些教士在中国人中间已经辛苦传教了很多年。但直到最近，基督教新教的传教范围都主要限定在澳门与广州，战争结束以后，传教士们才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去传教。有些传教士现在就定居在刚对外国人开放的通商新口岸以及我们的香港岛上，并且把香港作为他们的传教总部。
医学传教士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在治疗肆虐中国的多种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了病人心中。来自伦敦会的雒魏林[4]医生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每天他的诊所里都挤满了病人，许多病人来自偏远的农村， 这些病人在他那儿得到了很专业很周到的照顾，他们不用花钱就得到了这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服务。神父麦都思先生[5]，在东方工作了很多年，热心于传教事业，他目前也住在上海。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语学者，能用汉语给中国人布道传教。此外，他还有一台中文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刷并传播上帝的福音。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又有几位先生和他们的家人来到这儿，努力地学习这边的语言。宁波、厦门也住了一些传教士，英国、美国来的都有。我估计，闽江旁边的福州府在此之前也应该有一些传教士了。
从我自己接触中国人的经验， 以及我所了解的医学传教协会的工作来看，我相信，医学传教协会在协助传教士转变中国人的信仰方面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但我又不得不指出，迄今为止，局面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部分中国人，应该说大部分，对任何宗教都漠不关心，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则既顽固又自负，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一种宗教比他们自己的更好更纯粹，这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在传教时，与新教的做法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把自己圏定在中国这几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中，而是深入内陆，散布到全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一位主教，来自意大利的一位绅士[6]，住在离上海若干英里以外的江苏省，我经常在上海碰到他。 这位主教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居住的地方，他常常被那些皈依的教民包围着，事实上，那儿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小村落，他住在里面非常安全，我估计，很少会有甚至完全没有政府官员来找他的麻烦。当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便有他们的教中兄弟或皈依者到离居住地最近的港口来迎接他们，然后把他们秘密送进内陆。他们脱下西式衣服，换上中式服装，头剃得光光的，就这样被带到今后将要开展传教工作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开始学习当地语言，如果之前没学过的话，大约两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向当地人传教。这些可怜的教士，他们为了自己支持的事业，需要面对很多困难与危险。尽管我并不赞同他们所传播的教义，但对他们这种忠于信念的热诚和牺牲精神，我还是要表示崇高的敬意。自从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就彻底放弃了欧洲的风俗、习惯以及富足的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再也听不到来自父母、朋友、家庭的消息；在他们面前是一块异教徒的土地，陌生的人们既冷漠，又对传教士们为之牺牲一切的宗教漠不关心；他们知道自己的坟墓将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远离自己早年的家。他们似乎有着第一批传教士那样的精神和热情，就像圣主分派第一批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时说的那样，要“把福音告诉每一个人”，要“听从上帝的召唤”。
有了这些传教士的上述努力，皈依者的数量也就相当可观了。但是我担心他们，这一担心也同样适合新教的传教士们，会被一种虚假的表相或誓词误导。许多中国人一点原则性也没有，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他们可以欺骗性十足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或者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如果给他们一点诱惑的话，他们又可以变成一个佛教徒。但即使如此，全体中国人，要转变成为一个名义上信仰基督的民族，这一天的到来必定仍然非常遥远。当代那些预测千禧年太平盛世就要到来的人，如果看到这个广袤国家的辽阔幅员，以及这个国家的三亿个灵魂，他们在发表那些荒唐而又愚蠢的预言之前，必定也会有所迟疑，进行一些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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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马礼逊有六个子女，此处不知是马礼逊的第几个儿子，但肯定不是马礼逊的大儿子马儒翰，因为马儒翰已于1843年病逝于香港。
[2] 译者按：作者指的乐器应该是木鱼
[3] 译者按：即KARL GUTZLAFF，中文名郭士立、郭实猎、郭实腊等，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1803年生，1826年至东南亚传教，1831年前往中国，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刺探情报。著有《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哥登，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栽茶和制茶的专家，购买茶籽和茶苗。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参与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香港开埠后任抚华道。1851年卒。
[4] 译者按：William Lockhart，中文名雒魏林，是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1811年10月出生于英国利物浦，1838年被伦敦会派往中国广东，1838年7月31日他与另外一名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一道前往中国，后辗转于南洋巴达维亚、马六甲，和中国广州、澳门、香港、宁波舟山、定海、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医疗传教工作。1843年12月，他到上海传教，并行医治病，擅长眼科。1844年在上海老城东门外开设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著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
[5] 译者按：Walter Henry Medhurst，中文名麦都思。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16年被派往马六甲，1843年至上海传教，参与创建墨海书馆，与王韬合作，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著有《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所见》等书。
[6] 译者按：福琼笔下的这位主教，应该是罗伯济，又名罗类思（Bishop Lodovico Maria Besi, 1805-1871）。罗伯济1841年被任命为南京教区主教，当时南京教区的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江苏松江府农村，罗伯济的主教府便设在浦东的金家巷，后又在松江张朴桥创办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