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底访问上海——我的借宿之处——上海人的偏见与迷信——上海概况——店铺与商业贸易——食品——进行外贸的重要码头——中国的出口商品；茶叶、丝绸都很容易运到上海——上海附近地区概况——运河——农业——逝去者的坟墓——森林、树木——花园与苗圃——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苗圃——狡猾欺诈的中国人——中国式晚宴——看戏
在五个通商口岸中， 上海位置最靠北，人口估计有27万。 上海位于舟山西北一百英里的地方，紧临一条大河，这条河在十二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汇入著名的扬子江，或者叫洋子江[1]。外国人通常把这条河叫做上海河，流经上海时它的河面宽度与泰晤士河在伦敦桥处的宽度差不多。它的主航道很深，如果熟悉水情的话，很适合船只的航行。但河里也有很多长长的泥滩，对外国船只的航行形成危险，除非这些船碰上了顺风，又正好在河口找到了一位好导航员。
1843年末，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时英国在上海刚设立领事不久，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帮我在一栋又像银行又像政府兑钱点一样的建筑里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和我同住的还有丙三位在这儿做生意的先生。由于我们谁也没有把厨具带在身边，所以不用说，我们的食物看上去就非常粗劣，即不是中餐，也不是西餐，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四不像。房间里冷得让人难受，我们常常在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全身都已被雨水打湿 ，如果下雪的话，雪花就从窗户中飘进来，落在地板上，一环一环的，像花圏一样。然而，周围的一切都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的身体、精神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很多事情，如果换在别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难以忍受，但在这儿，我们都不把它们当回事儿。每天，只要我们一出门，街上就会聚集起数百人，我们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只是为了能看到我们一眼，那种情形，就如我们想见女王的心情一样急切。每扇门、每扇窗户里都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小孩子，他们盯着我们，脸上傻乎乎地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就好像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地球人，而是天外来客。孩子们看着我们的神情更多是害怕，是畏惧，这肯定是他们的父母灌输给这些幼小心灵的，而这些父母，自己或多或少也同样有些害怕。中国人称呼我们为“鬼子”，也就是恶魔之子的意思，这个称呼加深了人们对我们的错误印象，特别是对那些年幼的孩子来说，以至于让他们产生了对我们的一种近乎迷信似的恐怖。这一时期，我们经常听到类似于“鬼子来了”或者“快来看鬼子啊”这样的话语，他们甚至常常嘲笑我们，冲着我们喊“鬼子”。有些英国人认为，在通商之始，出现这种污辱性的称呼，不管多么轻微，都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为此他们向英国领事表示过抱怨，领事先生很快就向上海道台，也就是上海的最高长官，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抗议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上海街头不太听得到这一污辱性称呼了。即使有些顽童，忘不了先前教给他们的那些言辞，无意中喊出“鬼子”，旁边马上也会有可敬的人们出来呵斥他。
当地人对我们的害怕，几乎达到了一种近乎迷信的程度，下面这一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和一位朋友应邀到停在河中的一艘船上去参加晚宴，比起我们岸上那又冷又无聊的房子来说，船上要舒服得多，所以我们一直在那儿呆到快十一点钟。一到晚上，上海城的城门就都关闭了，而且郊区各条里弄之间的交通也被一重又一重大大小小的门给切断了，这些门大概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就紧紧关闭了。这显然是一种古代习俗，用以防止来自敌人或作乱者的突然袭击，却在和平年代仍然沿用下来。所以，登岸以后，我们发现郊区所有的门都已关闭落锁，而我们必须通过其中至少一道门才能到达我们住的地方。街道悄无人息，所有的房子都关着，白天大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都进入梦乡。“我们怎么过得去呢？”我朋友问道。“摇门吧”，我说，“也许会有人来应门，这门这么旧，摇一摇或许就把它推开了。”我们抓住门，使劲地摇着，同时大声叫喊，希望有人出来给我们开门。看门人手中的灯光现在正朝我们移过来，我朋友又向他大声叫着，催他快点。 最终来了两个提着灯笼的人，脸上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那种睡意朦胧的表情，晚上很冷，所以他们头上都裹着围巾。他们看不太清楚门外站着什么人，又因为我们嘴里蹦出的一两个中文词，他们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门外是几个夜归的中国人。 取下门栓，打开门，看到面前站着两个可怕的“红毛怪”，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开门看到我们时那错愕吃惊的样子。 是否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或者，我们背后就跟着一队士兵要再一次来攻占这个城市？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转身就逃，快如闪电，把我们留在身后，听凭我们把门关上，或者把军队放进来。 我们静静地走回家，除了这两个勇敢的守夜人，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
上海城四周建有高高的城墙和城楼，这些防卫设施与其它中国城市没什么两样。城墙周长大概有三英里半，城内绝大部分地方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城外郊区，尤其是沿河一线，则非常开阔。尽管天一黑城门就要关闭，但人们还是可以在天黑以后进出，条件是付几个买路钱。当城门为某一个人打开的时候，其它人也就趁机跟着蜂拥出入，付钱的只有打头的那个人。规矩就是这样，所以穷人如果想进出城的话，他只好等着，直到有钱人过来，付钱以后，大家一起进出。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寺庙，甚至城楼上的某些地方，也建有寺庙，立着很多佛像。当地人进到这些寺庙烧香，下跪，对着异教偶像行礼如仪。算命占卜的、行骗的也大行其道，从他们那些容易轻信的国人手中赚了个瓢满钵满。在上海的各条街道上，在所有的公共场所，你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最奇怪的是，唱戏，或者说演戏，这种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娱乐，竟然也经常在寺庙里进行，这与我们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礼节观念可是差得太远了，不知怎么地，我们天朝上国的朋友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恰恰相反。
上海的街道都很窄，一到白天就挤满了做买卖的人。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让他动心的当然是街道两侧的各式商品：丝绸、刺绣，就像我在宁波看到的一样，棉花以及棉制品，瓷器，各种镶着皮毛的华丽的衣服，商店中摆得煞是好看的长达六英尺的竹烟管，书画作品，铜器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古玩店，店里售卖着竹雕饰品、古瓷器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人看重的东西。卖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各种吃的，商店门前的货摊上摆放着大量的鱼、猪肉、水果以及蔬菜等等，有时候把街道都挤占得难以通行。常见的蔬菜品种外，本地人常吃的还有荠菜，一种三叶草或者红花草。这些蔬菜，特别是后者，烹调得当的话，味道还真不赖。餐馆、茶馆、糕点铺随处可见，从最简陋的饮食挑子，那种将厨具与炉子都挑在肩头，边敲竹梆边吆喝的流动摊点，整个挑子加起来其资产也超不过一块钱，到那种挤满了数百人的大酒楼、大茶馆。 只要花上几个铜钱（1000或1200个铜钱相当于一块钱），中国人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包括米饭、鱼、蔬菜、茶等的大餐，我完全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有着更多的不幸和贫穷。这儿的乞丐们看起来也很快乐，而且中国人对这些乞丐也都非常友善。
上海现在是中国海岸线上最重要的外贸港口，自然也就吸引了公众更多的注意。我到过的那些城镇中，没有哪个具有上海这样的优势：它是中华帝国的门户，进出中国的主要关口。沿着黄浦江进入上海，扑入眼帘的是一片林立的船桅，马上就能让人意识到这儿的贸易规模有多大。来自沿海各地的船只云集于此，不仅有华南的，还有来自华北山东、北直隶的，每年还有相当多的船只来自新加坡和马来群岛。上海便利的内陆中转优势也举世无匹，它位于扬子江冲积平原上，平原上众多美丽的河流纵横交错，其间又有很多运河往来钩连，大多数运河近乎天然形成，另外一些则是人类的伟大作品。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平，潮水在起起落落之间，能够深入到内陆很远的地方，有利于地方上的人们将其出口货物运送到上海，也方便他们把进口来的货物分送到很远的内陆去。上海港内聚集了很多大大小小航行于内河上的船只，在内陆的各个地方，人们都可以见到这些航船四处往来的身影。自从上海开埠以来，这些航船给上海运来大量的茶叶、丝绸，将其供应给我们那些已在这儿开设商号的英国商人们，再把交换来的欧洲、美国的工业品运回到内陆去。我们的白棉布很受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将白棉布染上特定的颜色，然后裁剪成自己喜欢的服装样式。从我们了解到的中国地理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所有绿茶以及绝大部分红茶，从出产地运到上海，其费用比运到广州要低，也比任何一个南方城镇都要低一些，只有宁波也许是个例外。而茶商带着卖茶所得的钱从上海回去时，所冒风险也要小得多，因为这一带的中国人更规矩一些，对于茶商来说，这也是吸引他们到上海来卖茶的一大原因。我知道，有人认为，相比于宁波和上海，福州府更靠近红茶产地。但请记住，现在出口到英国的红茶只有很少一部分产自武夷山，因为武夷山的红茶和产自其它地区的红茶相比，更粗糙，品质也低得多，而这些地区更靠近北边，在某个高山山系的北部边缘。 中国北方的产丝大区也在上海附近，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生丝都将销往上海。 考虑到以下这些因素：与杭州、苏州以及古都南京这几个大城市毗邻；区内贸易规模巨大，众多河流与运河带来的便利的内河航运条件；茶叶、生丝运往上海比运往广州更容易；最后，众所周知，上海已经成为我们英国棉纺制品的一大市场，我敢断定，几年以后，上海不仅会成为广州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城市。此外，这儿的气候也更宜人；人们更守规矩；外国人受到尊重，可以随处走动、骑马，只要能在当天赶回来就行。应当承认，就居住而言，比起南方各地，上海也有很多优势。
我前面提到过，这一带河网密布。只要一离开大清帝国的驿路，这些河流就会给行人的旅行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这样的麻烦 还不只是一次两次。我总是不得不强迫船主们，不顾他们的反对，把我渡到小河的对岸去，特别是我刚到这儿，对当地一点也不熟悉的时候。这些船主看起来很害怕我，如果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小船，他们担心我会抢走他们的小船，那时候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外国人的。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我到上海西边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回来的时候，出于这个那个的原因，我没有沿着老路，而是按照我认定的方向往前走。走着走着，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把我挡住了，我站在那，看到大约两英里外有一座桥。我尽可能地加快脚步，往桥边走去，因为天就快要黑了。不幸的是，就在我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在离桥一箭路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条小运河，这条运河与前面那条大河垂直，正好把我挡住，这下子我真的无路可走了。但是几分钟后，我看到一条小船过来了，我们站立的这边河岸上还有一个人正用纤绳拉着它往前走。船一靠近，我们就向船上的人大喊，让他们把船划过来，把我们渡到河对岸去。船上的人似乎都很害怕，他们让岸上拉纤的那位回到船上，把船刺到运河中间，然后全力划桨，准备离开。很快，这只船就要走掉了，我们对它也将鞭长莫及，留下我们自己在黑夜中摸索前路，或者跳入运河那深深的泥水中。 被逼无奈，我只好命令我的仆人，“向他们喊话”，“如果他们不马上停船，我就要向他们开枪，把他们都杀掉。”同时，我向小船前面一点的地方开了一枪。这些威胁奏效了，他们马上把船划了过来，飞快地把我们送到河对岸。我给他们付了船钱，希望他们，下次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时，能够给那些赶路的人行个方便。他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直到看不见他们了，我们都还能久久地听到他们的大笑声，以及有关这次冒险经历互相打趣的声音。
作为一个农业地区，上海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花园，有着迄今为止我在中国看到的最肥沃的土地，其面积之大，世界上可能也罕有其匹。上海离最近的一座山大概有三十英里，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这座不过二、三百英尺高的山显得很是有些突兀。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我站在这座山的山顶，四处了望，只在远远的南边的地平线处，看到有那么几座小山，与周边地形截然不同。那些山，我后来搞清楚了，就位于乍浦八旗兵营附近。其余便是一望无际的单调的平原，没有高山，甚至连小山丘都没有。 这儿的土地属于肥沃的壤土，土层很厚，出产丰富，包括小麦、大麦、水稻、棉花等，此外还出产大量绿色蔬菜，如卷心菜、萝卜、山药、胡萝卜、茄子、黄瓜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这些蔬菜主要种植在城市附近。土地虽然平整，但总体而言，地势还是要比山谷和宁波附近的平原高得多，所以非常适合种植棉花，棉花也就成了这儿的主要农产品。实际上，这儿是南京棉的一大产区，大量的棉花就从这儿装船运往华北、华南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所产棉花既有白棉花，也有黄棉花，南京布[2]即由黄棉花纺织而成。
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农业发达，相比于我到过的中国其它地方，这儿看起来更像英国一些。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像英国那样用来堆放杂物的农家场院，同样的建筑样式，同样的茅草屋顶。田里面一道垄，一条沟，布置方式也和英国一样。 如果没有那些竹子、当地人头上的长辫子，以及他们平常所穿衣服的提醒，说不定你还误以为自己是在泰晤士河畔呢。
城市附近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都被用作墓地[3]，圆锥形的小土坟随处可见，坟上长满了长长的杂草，有些坟上还长出了一些灌木、花朵。就像在宁波与舟山一样，在这儿的田野上，也能不时地看到摆放在地面上的棺材，棺材上面用稻草或草席仔细地遮盖着，保护它们免受天气的破坏。通常说来，亲属们对这些棺材照看得都很仔细，但也有一些亲属不太上心，所以有时候，虽然不多见，也能见到一些破败的甚至因年深日久而垮塌的棺材，死者的遗骸都暴露在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装殓小孩子的棺材，这些棺材被悬空放在地面上的一些木桩子上，顶上用稻草仔细地遮盖着，保护它们受到天气的破坏，这些儿童的父母用这种方式，让路人感知他们心中那种柔和却又深刻的悲情，以及他们所遭受的那种失去爱子的痛苦，这个爱子，本来可以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如今却躺在这棺材里，反倒要他们照看。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一般在离城稍远一点的地方有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墓园，墓园中种着青柏和松树，还有存放祖宗神像的家庙和祭坛，家庙里可以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看坟人全家就住在这儿，保护墓园，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进烛上香。再有一些人，则埋在公共墓地里，也许可以这么称呼吧， 我在上海附近就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墓地，这些墓地都建有大大的房子，房子里有好些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靠墙摆放着一溜棺材。
就如上文所描述的，这是一块平坦而又经过高度开垦的土地，不可能还保留着丰富的地产物种。但这一带的村庄、农舍，掩映在一丛丛美丽的竹林中，看起来也别有一番热带风情，只是，这一地区具有热带特点的也就这些竹子了，至少从林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前文我曾提到过，有钱人家的墓园里种有青柏和松树，这些树遍布这一地区，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这当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柳杉，一种美丽的松树，类似于诺福克岛[4]与巴西所产的南洋杉树。枝繁叶茂的柳杉非常具有观赏性，它的主干就像落叶松一样直直地竖立在地面上，两旁生出很多侧枝，这些侧枝几乎与主干垂直，末梢则像烟柳一样优雅地垂向地面。柳杉的木质带有一种绞状纹理，结实耐用，深得中国人喜爱。它修长笔直的树干，常被中国官员以及和尚们用来作为房屋或寺庙门前的立柱。这种柳杉在日本同样很有名，日本人对它的评价也很高。1843年秋天，我从上海寄了第一批柳杉种子和植株回去，幸运的是，当它们寄到奇西克的皇家园艺协会时，状态都很好。 希望柳杉能够抵挡住寒冷的侵袭，这样它们就将成长为英国树林中最靓丽的树木。
银杏树是我在上海见到的唯一一种树型高大的树种，因为叶子与一种叫女贞的蕨类植物的叶子外形相似，所以人们通常又把银杏叫做女贞。银杏树也是中国人喜欢矮化的树种之一，所以，园林中也常常能看到那种矮矮的银杏树。在中国城镇的每一个市场中，都有银杏果实出售，叫做白果，有些像干杏仁，但更白、更圆、更饱满一些。当地人似乎很喜欢白果，尽管我们欧洲人很少吃它。江边、运河边或者在中国人的园林中，常常种上一些垂柳，和我们英国的垂柳属于同一品种。 此外还有一种榆树，一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自然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
真正属于上海地产的植物种类虽然不多，但上海却汇集了从中国各地运来的植物品种，摆在苗圃中等待售出。只是这儿没有宁波那样的属于官员个人的私家花园。上海本质上是个商业城市，生活在这儿的人们自然也都投身于商业活动中。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与宁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尽管上海的私家收藏不多，但作为弥补，我找到了很多苗圃，在这些苗圃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植物品种可供出售，这其中，有不少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欧洲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些植物存在，有些还是观赏性很强，很有价值的品种。起初，在寻找这些苗圃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也许是嫉妒，也许是害怕，有关这些郊外的苗圃，哪怕是一丁点信息，中国人也不愿意透露给我。他们告诉我城里有很多花卉商店，但却否认知道郊外的苗圃或花园。
“如果你想得到这些花”，他们说，“就到花店去，你为什么不在那儿买呢？上海人都在那儿买，你也应该这样。”
“但是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我说。
“把你想要的东西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找。”
“可是我怎么知道那些名字？我又不懂中文。这么说来，我只要把名字告诉你，你就可以从苗圃买到它？”
“是的。”
“哦，那么郊区确实有一些苗圃？”
“有，但都在很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对中国人已经很了解了，知道不能轻信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除非你有充足的理由，但在这件事上我就找不到相信他们的理由。那些植物的样子，我只需瞥一眼，就能判断出它们来自郊区，而且，从其状态来看，离这儿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它们的根上还附着一些地里挖出来时的泥土。然而，在好几天时间里，我四处碰壁，找不到这些苗圃。直到有一次，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我才打破了中国朋友对我的消息封锁。这一天，在查找苗圃无果之后，我和我的仆人从城外返回，走到北城门附近。那时候我正试着收集一些中国鸟类的标本，我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鸟儿，就用枪把它打了下来。于是，附近的孩子们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他们对我的枪很感兴趣，因为这与中国人那种笨重的火绳枪完全不同。“喂”，我对身边的这些孩子们说，“有谁知道，到最近的一个苗圃去，怎么走？我想去那儿买些花。”“跟我来，跟我来”，六、七个孩子马上叫了起来，让我感到又高兴又意外的是，我发现，我原来离某个苗圃的大门已经很近了。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苗圃，它的主人在城里开了一个花店，上文记录的那段对话就发生在我和他之间。天已经很黑了，植物也看不怎么清了，我只好把地点记了下来，第二天再来。但第二天我还是没能进得去。在我快要走近的时候，一个放哨的小男孩，拔腿就跑回到园丁家里去了，把我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他们。我离大门还隔着老远，他们就把大门关闭，上了门栓，任何劝告和请求都消除不了他们心中的恐惧，以利诱之也无法奏效。第三天、第四天同样如此，哪怕我改变不同的路线，可是小哨兵总是恪尽职守，让我的希望落空。为了成功，我只好求助别的途径。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从一开始就很关心我的事情，无论我碰到什么麻烦，他总是很热心地给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于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他，请他派领事馆里的一个中国官员陪着我一同前往这个苗圃，向他们解释，我只是想买些植物，无意抢夺他们的任何东西。以我们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我们都知道，只要解释清楚了，这些以种植并出售花卉为生的穷苦花农，会很欢迎我到他们的苗圃中去买东西。接下来的一天，在领事馆派来的官员陪同下，我又一次出发了。我们靠近苗圃的时候，小哨兵已经像往常一样坚守在他的岗位上，并且立即跑去报信，大门也马上像前几次一样被关上并且上了门栓。我们静静地走上前去，敲门，但没人回答，苗圃好像一下子被废弃了一样。 那个官员非常清楚，园丁一家就躲在门后，他开始向他们喊话，嘲笑他们胆子小。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花木丛中有动静，然后里面的人鼓起勇气，大着胆子走到门前来窥视我们，最终，在确认没有什么危险之后，门栓被取了下来，我们才得以走进这个苗圃“圣地”，在那儿，我很快就发现了几棵特别有价值的植物。坚冰既已打破，在中国官员的帮助下，我又知道了另外几个苗圃的名字与位置，不久我就一一造访了它们。尽管这时候正是冬天，植物都处在休整期，几周之内，我还是收集了很多植物，后来它们都开花了，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而且观赏性都很强。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又客气又胆小的花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他们不仅与我相处愉快，而且，还请我把朋友和熟人也邀来看他们的花。我也确实经常这样做，由于我们对他们很友好，很照顾他们的生意，所以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好，我相信，这一印象将一直留在他们心里。在我前一次离开上海回英国的时候，我到其中的一个苗圃去，搬运我寄养在那儿的植物。在我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苗圃老板对我说，“下次你来上海的时候，我就不在这个苗圃了。我在旁边一个地方买了一家苗圃，我会搬到那儿去，希望能在那儿见到你，你要什么样的植物我都可以提供给你。”
“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说，“但是我在中国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DA ENG CO[5]——去了， 它在很远很远的西方，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再见。”
他然后友好地祝福我一路顺风顺水，祝福我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们快乐团聚。
我提到这一场景，只是想表明，在两年的时间内，这些穷苦人家，在他们的情感上发生了怎样一种变化，与他们那些傲慢无礼的南方同胞截然不同，这些中国北方的人，我相信，他们在说这些话时是非常真诚的。
但这儿的中国人，大多数也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狡猾，一样不诚实。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位舟山的花卉画家告诉我，在上海附近的苗圃里，有几种很珍稀的牡丹花。 每年广州都要从北方省份运来一些牡丹花，开着玫瑰色或白色的花朵，如今这种花也传到了欧洲，变得很常见了。但是据说，尽管我并不相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那儿出产的牡丹花能开出紫色、蓝色或黄色的花来，只是这些品种的牡丹从来没有卖到广州去过。为了这些花，我作了很多调查。那位画家，坚称他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品种，而且，如果得到一小笔报酬，愿意凭记忆为我把这些品种给画出来。我立刻把钱付给了他，在他画好以后，我就带着这些画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城里的一家花店，我把这些画展示给花店老板看，这位花匠立刻答应可以给我找来这些品种，但他又说，它们非常贵，因为上海附近并没有这些植物，他必须派人到一百英里以外的苏州去，才能把货调来，一来一去，至少也要花去八个人工。能够得到它们，我当然很高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了，而且，如果真是从一百英里以外运过来的，这个要价也不算太离谱。 到了约定的时间，牡丹花到货了，确实是很珍稀的一些品种，在英国，要花大价钱才能买得到。在这些品种的花朵中，有淡紫色的、紫色的，还有一些近乎黑色的，其中有一种花，中国人把它看作是黄色的，但实际上只是白色的花瓣中间，有点淡淡的黄色痕迹而已。总的来说，这些牡丹都还是很珍稀的，我对自己的出价很满意。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不久以后，我发现这些牡丹花实际上来自上海城外不到六英里的一个地方，而且，大名鼎鼎的苏州，它城里的那些牡丹花，也都来自这同一地方。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冬天。很少有植物在这时候开花，只有菊花是个例外。这儿的菊花品种和中国南方一样多。中国园丁们都知道怎么种好菊花，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季节里，大家的兴趣就都集中在菊花上面。我收集到的主要是些落叶植物，在冬天这段时间，很难断定或者描述某种植物属于哪个品种，所以我在选择时，部分看它属于哪个科系，同时部分根据中国人对它习性的一些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对植物学很熟悉的人，对植物价值的判断都不会太离谱。我收集的那些植物都没有让我失望，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很多品种后来都证明非常具有观赏性，价值非常高。
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其它一些欧洲人一起，受邀到一位官员家去看戏剧表演，或者说，看唱戏，然后还与这位官员一起共进中餐。四抬大轿把我们接到他的府第，在那儿，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一大群朋友。作为雷打不动的礼节，主人很快就给我们上茶了，之后，一位仆人手举着托盘走进来，托盘里放满了热腾腾的湿毛巾，和家中厨房里常用的那种毛巾差不多，他给我们每个人递了一块。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些毛巾是用来干什么的，只好看着中国朋友们，看他们怎么做，他们用这些毛巾擦脸擦手，于是我们也原样仿效，尽管心里并不太乐意。我后来注意到，这种礼节在中国人之间很常见，在走得满身是汗之后，擦把脸确实能让人神清气爽。在像中国这样炎热的国家，比起用冷水洗脸或洗澡，这种做法确实更好，更有益于健康。
在我们做着这些事的时候，演员们已经在唱戏的大厅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演员走进我们坐着的房子，手里拿着几张细长的牙牌，牙牌上写着当时最流行的几出戏的戏名，屋主人和他的朋友们点到哪出，演员们就演哪出。他们很客气地请我们点戏，但我们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很难听懂他们对我们说了些什么，请我们点戏也就是装装样子。在最终点定了今晚的演出曲目后， 我们被引到看戏的大厅，这间厅很大，略近正方形，大厅顶头有一个供演员和乐队表演的舞台，厅的一侧和外面一条巷子连在一起，中间只用一道栏杆隔开，所以公众也可以来看戏。大厅中间坐满了客人，屋顶上则悬挂着很多中国灯笼。 演出开始的时候，还是下午较早时分，所以并没有点亮灯笼，演出全靠自然光。在这儿演戏不像在英国，不需要把自然光全遮掉。
演出一开始是些哑剧之类的技艺表演，就像圣诞节时我们在英国剧院看到的那些一样。接下来的演出，从演员说的话和做的手势来看，似乎是一出悲剧之类的东西。 所有曲目都有些类似于歌剧，演员们则用假噪子演唱。演出中经常有些翻跟头的表演，非常熟练，非常灵巧，比别的部分更能吸引我们，也许是因为它们最容易懂吧。
演出服装非常华丽，肯定花了一大笔钱。没有女演员，因为按惯例女性是不能上台表演的，女性角色都由经过挑选的那些男生女相的男人或男孩子来反串，他们的扮相与着装是如此完美，如果不是熟悉内情，很难发觉他们其实是男的。
演员们的唱腔听起来并不悦耳，至少我们英国人欣赏不来。伴奏的则有锣，一种很吵闹的乐器，以及中国人常用的一种管乐器，有些像风笛。实际上，整场演出，噪音似乎压倒了其它，我们实在受不了。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演员们在舞台上画着的各种各样的脸谱，这些脸谱，就像英国戏剧中非常讲究的场景或布景一样，一定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含义。最受欢迎的似乎是大花脸，很多出戏中都有大花脸的出现。没有帮助观众入戏的舞台布景，舞台上只有一张简简单单的屏风，有时候就用这屏风来代表房子，演员们便从这虚拟的房子中出来亮相。舞剑则有些真刀真枪的样子，也许是演出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两柄剑，把这两柄剑在他们脑袋周围飞快地甩来甩去，同时，他还要不停地做出飞腿踢人的美妙样子，让他的腿、脚和他的双手、双臂一样忙个不停。演出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我们离开演戏大厅，进入到另一间房子。这时候，仆人们则在忙着把演戏大厅布置成餐厅。
等到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们被隆重地引到餐厅，安排在最主要的尊位上落座。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中国人在安排他们自己的座席时那种繁文缛节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足足花了近一刻钟的时间，主客双方才终于各自就座。每个人都把尊位推让给身旁的客人，而身旁的这个客人也并不认为他自己就应当坐在这个尊位上，然后，在相互鞠了很多个躬，说了很多恭维话之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坐在了让自己满意的位置上，这时候，晚宴开始了。
餐桌上摆了很多小盘子，都是些精美的时令水果与蔬菜，此外还有很多昂贵的汤菜，比如著名的燕窝以及类似的东西，有不少菜肴，即使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也非常可口。仆人们一直在忙着把桌子中间的盘子撤去，换上新菜，直到最后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了，还一直在继续上新菜。很多新菜只是展示了一下，一点没动过就又被撤下去了。我们第一次使用筷子的情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非常可笑，但他们很有礼貌， 没有笑话我们，尽量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晚宴刚一开始，演出就又恢复了，一直在活泼地进行着。演出间歇，旦角们还走下舞台，用各种各样的酒给客人们劝觞。演出期间，每个客人都领到了一些钱，这些钱是在演出结束时用来打赏演员们的，赏钱拿到以后，整个剧团的演员都登上舞台，向台下深深地鞠躬致谢，然后退下去。与此同时，宴会仍在继续，又上了几百道新菜，大多数又原封不动地顺序撤了下去。那些中国客人有时候抽抽烟，有时候看到中意的菜肴，也吃上几口，对端上桌的每一道菜，众口一词，都称赞不已。
这时候我们这顿饭已经吃了三、四个小时，尽管一切都那么有趣，我们还是觉得有些累了，坚持不下去了。“晚宴还有多久结束？”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个语言学家，就是他将演戏当中那些有趣的事情解释给我听的。“哦”，他说，“还要三、四个小时呢。不过你要是想走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们很高兴得知，中国礼节并不在意我们是否提前退席。我们叫了正在前院等候的轿子，主人和他的客人们打着灯笼把我们送了出来，然后我们就与来时一样，坐着轿子离开了。我的第一次中国晚宴的经历也就这样结束了。这以后，类似的请客吃饭屡见不鲜，吃饭的地方既包括富人的华宅，也包括穷人的寒舍，甚至还经常是在和尚们的寺庙里。
* * *
[1] 译者按：原文作“Child of the Ocean”
[2] 译者按：南京布，英文Nanking Cloth, 又名Nankeenbosom。《中国服饰史》一书这样介绍南京布：“长江一带生长的一种棉花，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其实在长江流域均有生产。惟对外商品市场上，以南京民间生产较多且易集中）。”《南京商贸史话》介绍说：“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范围内，英国的纺织工业相当落后，美国的纺织工业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南京布在质地、花色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欧洲生产的布匹，而且价格低廉，因此，南京布被大量出口，成为欧美贵族追逐的时尚物品。”据《南京商贸史话》一书的记载，1820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运到英国的南京布多达20万匹以上。英国散商在1817年至1827年间，每年运出的南京布保持在40万至60万匹左右。美国更是消费南京布的大买家，1809年一年，美国就从中国运回南京布370万匹，1819年一年又运走313万匹。 英国1883年出版的《中国博览》记载：“中国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越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英国）人人以穿着‘南京布’为荣，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就不配称为绅士，难以登大雅之堂”。据南京作家时盛麟先生研究，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
[3] DAVIS在其《中国人》一书中介绍说，死去的中国人都埋在荒山的山坡上。
[4] 译者按：原文NORFOLK ISLAND，即今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诺福克岛。
[5] 大英国或大不列颠，中国北方的人这样称呼我们的国家